礼乐文化是古人将“礼教”与“乐教”并提而形成的教化体系，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古人认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人的外在的言行举止，要通过“礼”来加以规范，其基本特征是恭敬；而人内在的德性及心性，则要通过“乐”来提升，其基本特征是和。《国语》说：“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礼乐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耀德广远”，使人归于天理正道。诗歌与礼乐是相通与相辅相成的，因此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发源于诗，立身于礼，完成于音乐。

周代是礼乐文化辉煌灿烂的时期，礼乐文化在《诗经》中得到了全面的审美展示。《诗经》包括天文地理、宗庙祭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涉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各方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观以及温柔敦厚的人文品格。其基本句式是四言，兼有杂言，在语言上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既有声韵上的美感，又描绘出生动的形象，有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透过诗的自然朴实、言简意赅的言语，人们可以体悟到把《诗经》思想统摄起来的主导与核心话题是道德。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诗经》对礼乐文化的宣扬，首先反映在对祭祀典仪的歌颂

《礼记》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事神的节仪和规范是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诗经》中的《周颂》与《大雅》多为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主要用于祭祀礼仪或重大典礼中，彰显出一种正大之气，《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周代祭礼首先表现在祭天之礼。《诗经》中明确表明中国古人对“上天”“上帝”的敬畏和信仰是上帝赐给人们的最大福祉和盼望。周人以敬天为本，《大雅·烝民》中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上天造就万物并赋予其美好的德性，为其制定了法则，民之秉性攸好德行。《周颂》中有许多关于对上天的赞美、感恩、祈福之祷，周人相信敬虔的祈祷必蒙上帝垂听，如赞颂上天的光辉普照，永恒无限：“明明上天，照临下土”；赞颂天道的永远美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诗经》中多次写到天、帝、天命，认为上天“惟德是辅”，赏善罚恶，掌握社会正义、人间善恶的评判依据，是周代世人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最高标尺。《周颂·敬之》说：“敬之！敬之！天维丕思！命不易哉！无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意思是：“恭敬吧！上天如此明察，获得天命不容易啊！不要以为上帝不知我们所为，要知道他的使者不断来往于天庭，时刻地注视着你们呢！”认为人的所作所为都要合乎天命。《大雅·皇矣》中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意思是上帝威明地监察天下，掌控四方，保佑人民，体察百姓是否安宁得福。天意要保民，敬天保民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想，“求民之莫”就需爱民。接下来有：“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意思是文王知道如何敬上苍，修己爱民，言行谨慎，一切顺从上帝的法则。由此可见，敬天的道德实践即“顺帝之则”。

周代祭礼还表现在祭祖之礼。《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史诗，都是周天子及诸侯祭祀祖先的祷词，叙事简约，格调堂皇，赞颂了后稷、公刘、古公亶父、文王、武王的业绩，因这些祖先都能敬事上帝，明德保民，为政以德，所以是配天的主要祭祀对象，表达了天人相应的思想，体现出后人永记祖德，重视孝道，实现先人的理想追求等感恩和责任意识。

《生民》写始祖后稷出生时的神奇经历和他对农业的贡献：相传，姜嫄因踏上巨人的脚印而怀孕，生下后稷，以为不祥，曾几度弃之。后稷被弃于荒道，牛羊哺乳；被弃于冰河，鸟翼环护，终因神佐而健康成长。姜嫄以为神，遂收养抚育他。后稷播种百谷，教民稼穑，造福人类，在尧舜时期担任司农，掌管天下农事，受封于周地，被后人称为农神或谷神。《公刘》写后稷三传至公刘，公刘大迁徙，择地而居，开疆辟土，辛勤耕作，国富民强。《绵》写古公亶父，他是公刘的十世孙，文王的祖父，设置官司、宗庙，建立城郭，为文王以礼乐立国奠定了基础。《皇矣》写文王指导百姓农事，并实行礼乐教化。《大明》写武王秉承其父文王之志，讨伐商纣，仁政惠民的事迹。

周民族自后稷以来有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几代圣君都能自奉节俭，指导人民农事，因此《周颂》中还有一些农事诗表现对上帝的感恩和对农神的祭祀。如《思文》说：“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意思是后稷有文德，能效法上天……上天赐给大小麦，上帝以此养百姓。每当一年的农事活动开始时，人们要举行隆重的春夏祈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丰收，天子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周天子的藉田中犁地，如《臣工》、《噫嘻》、《载芟》是在始耕典礼上演唱的乐歌，描写出“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盛大劳动场面。秋天丰收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如《丰年》为秋冬谢神的乐歌：“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人们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并把最好的食品放在祭祀用的豆器里，尊祖配天，以享上帝：“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二、对“以德配天”的君子人格的推崇

礼乐文化倡导“以德配天”的君子风范。“以德配天”是周人德治思想的宗旨，正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传统文化将各种美德都赋予了君子。君子人格对后来的中国士大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人一生的道德追求。《诗经》中有大量篇幅称赞君子人格，提出“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要象文王等圣君那样修明德行，又常常自省，使其所作所为都合乎天道，就能获福。如周成王效法文王、武王之道，与后来即位的康王开创了继“文武之治”后“成康之治”的盛世局面，他弘扬善德，受人爱戴，得到上天保佑且一再赐福：“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大雅·假乐》）

《小雅·桑扈》中写道：“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描绘出：灵俏的小青雀飞来飞去，斑斓的羽翎闪耀着五彩光。大周天子心里无比地欢畅，这都是上天的护佑啊，福禄无疆。天子堪称保护天下万民的有力屏障，堪称天下各诸侯的风范榜样。如果他不内敛和恭谨，是不会受到如此厚福的啊！正因为他不骄不躁不傲慢，自有万千福禄齐聚在他身上，即则善德所至，人无事于求福，而福反来求人矣。这首诗既写了青雀的灵动俏丽，又写了君子的欣悉之乐，既写了天子的受天之祜，又写了天子的万邦之屏，敬天保民思想得到了艺术体现。

《小雅·采菽》中写道：“采菽采菽，筐之莒之……维柞之枝，其叶蓬蓬。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描写出：采大豆啊采大豆，筐呀筥呀往里装……柞树枝条一丛丛，它的叶子密又长。诸侯君子真快乐，辅佐天子镇四方，万种福禄尽安享。左右臣子都恭顺，跟从君王安国邦。以采菽者连连采菽开始，整首诗明快而又隆重的气氛从此定下了基调，用柞枝蓬蓬起兴天子拥有天下的繁盛局面和诸侯的非凡功绩。从天子邦国的镇抚到邻邦属国的治理，以此表达对天子、诸侯、大臣们恪尽职守的赞美。

《卫风·淇奥》称赞了对道德文章堪为楷模的卫武公。《诗序》中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卫武公修己爱民，善于教化，辅佐周平王，平定犬戎之乱，由卫入洛，封公为相。《淇奥》一诗，借淇水岸边生长的茂美修竹为兴，象征武公“质美德盛，有康叔之余烈”；由绿竹的抽笋、解箨、枝叶猗猗、箐箐，象征武公的德业由“切磋琢磨”而精進到“金玉之相”的境界，以宝石的光辉比喻武公学问充实及纯清美好的品质，“如金如锡，如圭如璋”，足为后人景仰。《大雅·抑》为卫武公所作，他历经宣、幽、平王三朝，熟知历史经验，明知存亡之机，在预见灾乱即将到来之前，在诗中谆谆告诫子弟，希望他们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免致祸患。

《小雅·南山有台》中写道：“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音是茂。”称赞君子的福德无边。《诗经》是最早运用文学“比德”手法的著作，有很多地方以山水、玉、竹、松柏、芷兰等事物来比喻君子人格。如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喻君子德行的崇高；以竹、松四季常青、昌盛而恒久的形象：“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比喻君子坚贞的品格。

相反，《诗经》对于为政暴虐，背德违礼，也给予了讽刺和揭露，规谏为政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大雅·瞻卬》中说：“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忘”，意思是上天为何责幽王？神明何不保佑他？因其姑息养奸不明察，还对贤臣恨相加，指出其行为不善自不祥。《邶风·北风》描绘了一个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阴沉天气里，一群扶老携幼的人们仓促离开家乡，以“北风其凉”、“北风其喈”、“雨雪其滂”，反衬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对天灾人祸、国运衰败充满忧虑。厉王、幽王时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百川沸腾，山冢碎崩”（《小雅·十月之交》），周人认为上天以灾异谴告，是对时王和权臣失德敲响警钟。做事要符合天道民心，要“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即要注意礼节，接近有德之人，不要搞狡诈欺骗，警惕那些奸邪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