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之前我体弱多病，炼功不久，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一天比一天精神起来。此时我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师父的伟大。当我明白了人来到这人世间的目地是什么的时候，我时刻都想让更多的人得法、得救，我逢人就讲大法的美好、师父大慈大悲，苦度众生。

不久在我们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同修们每天都按时来我家学法炼功，心性提高的很快。同修们都能自觉的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能做一个好人。

修炼法轮大法后神奇的事时常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展现。

刚得法不久的一九九六年皇历腊月二十五日，走在从市场回家的路上，我身上还背着一个大磁盘。不知怎么，大白天一辆迎面疾驶来的轿车就不偏不倚撞到了我。我被撞的飞起一米多高，在空中旋转了一圈，头朝下重重的摔在地上。

昏迷中似乎听到有人说：“这个……死了！”醒来后，撞我的那辆汽车司机马上说：“送你上医院吧！”顺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打钱来，我对他说：“钱我不要，我也用不着上医院，你走吧。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边说边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又对开车司机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愿你有个好的未来。司机一看我是没大问题，好象也明白了什么，眼含泪水千谢万谢，慢慢的离开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恶党首恶江泽民发动了对大法、大法弟子的全面的残酷迫害，当时真是黑云压顶，窒息的让人透不过气来。他指使各地公安和警察随意对大法弟子進行绑架、关押、酷刑折磨，强迫放弃大法，感觉处处都充实着血腥气味。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同修们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我们大法弟子该怎么办？因为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一概推诿，不但不接待任何法轮功上访人员，还助纣为虐，非法关押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最后同修们决定到北京去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抱着这简单的一念，我村十几位同修去了北京。

我为進京上访先后去了九次，四次半路就被绑架，每次遭绑架后都遭到了不同成度的迫害：用电棍电击、铁锹把打等，有好几次恶人还把大板凳腿卸下来打从北京劫持回来的同修，轮番的毒打。恶人还利用严冬天气迫害大法学员：在水泥地上泼冷水，把门窗封闭，熄灯后把大法弟子一个个拖進屋里，按倒在地，再大打出手。有的大法弟子当时就被打昏死过去，他们就喷上冷水，醒了再打。那板凳腿的木质是很坚硬的，就这样硬的板凳腿都打断了。有的同修被打昏后抬回家，持续很多天才苏醒过来。

被非法关押期间，不仅遭毒打、罚站、不让吃饭喝水，还不让上厕所。有一次一个恶警从我的头上拽下一个发卡，硬是塞到我的嘴里。恶人不受任何约束，想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我们。

那时候，我只要有空，就抓紧时间向民众讲真相，在邪恶迫害最残酷的时候，我买来纸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贴遍了我们周围的四个乡镇，包括派出所门口、镇政府门口，为救人我有时连着两个整夜不睡觉，走大街串小巷，贴标语和传单。

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一年，邪恶疯狂至极，路上警车到处都是。碰见这种情况就在路边的沟里走，有时沟浅，就得向前爬行。有时手冻的很厉害的时候，我就从地上抓起两把雪两手用劲搓一搓，赶快再放到胸口上暖一暖。回到家满身都是湿乎乎的泥浆，有时衣服冻的邦邦硬，铮亮铮亮的。虽然是苦了点，只要想到我是师父的弟子，能够亲自跟着慈悲伟大的师父下世救度众生，再苦再累也心甘。

那些年，我的口袋里总是装着彩色粉笔，走到哪里我就写到那里，凡是我走过的地方，电线杆上都留下了我用心写下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自从师父让我们面对面讲真相以来，我所面对的众生都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对待。我们周围的村子，集市贸易比较多，赶场日最多五天五个集，少则五天三个集。每逢集市我都不落，无论买什么东西我都是用真相币，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顺便发真相资料、神韵光盘给卖家。每天至少能劝退五、六个人，多时二、三十人。

平时到商店、超市，走在路上，只要碰到有缘人我就讲。这些年来经过我讲真相劝三退的人数不下一万人了。

我虽然做了这么一点事，但离师父的要求差的还很远，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上，剩下的时间无论长短，我一定会抓紧修好自己，把三件事做的更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与重托。

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以后做好。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