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小鬼头上的女人》，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往事的记忆再次展现在我的脑海。罪恶的马三家，每当我想起它，我的心都在滴血。

一、想做个好人被劳教

我叫尹丽萍，今年四十五岁，我是一九九八年的十月末看到《转法轮》这本书的。当时我还不懂这是一本指导人修炼的书，就是感到这本书很好，能指导我做个好人。我在生活中就想按照书中指导的那样在社会上做个好人。

没有想到的是，一九九九年，我的命运因此而发生了让人无法想象的变化。一九九九年的七月份我的家里来了很多人，他们是当地街道派出所的（现调兵山市，原铁法市，当时归铁岭管辖），调查我是否修炼法轮功，并到我家搜书，我和我弟弟尹宪武跟他们讲道理，说书是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我们花自己的钱在超市买的，怎么能把个人买的东西给你们。他们说搜书是上面的命令。我们姐弟俩坚决抵制他们这一群人的违法行为。最后他们就把我姐弟俩列为重点人物。

七月二十日后他们就派人天天在我家监控、蹲守和骚扰，警车、摩托车不断，我幼小的孩子吓得不知道往哪里躲藏。我家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我问调兵山管辖的小明镇的书记（不记得姓名了，是中年男子），你们为什么扰乱我家正常生活，他说：你以为我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愿意来你家啊，我们是上指下派，你有能耐去找江泽民说去，我们还解脱了呢。

被逼无奈，我把不到七岁的孩子留给了我的母亲，我和我弟弟走上了进京上访的路。没有想到的是，北京龙凤宾馆那里早已安排了当地的截访警察，一九九九年的九月我被截访警察绑架回当地看守所（现调兵山看守所），一个月后我被放出，回到家后才得知我的母亲被警察骗走九千五百多元，我和我弟弟才被放回。我弟弟被放回时脸色苍白，一米八四的个子瘦的不到一百一十斤。我们在看守所的一个月里被强迫做花（手工），背监规，强制打针，警察说是预防针，我用生命去抵抗这种强制不明行为。

回到家后对我姐弟俩的监控更加严重，派出所和街道的人员每天就派两个人在我的家里，那时我的家真的被他们搅的鸡犬不宁，孩子吓得夜里做噩梦坐起来大哭，怎么哄都不好，再也无法正常生活了。他们每个人都在说：我们是上指下派，我们也不愿到你家来，你要不服就去找江泽民去。

无奈之下我又一次听了他们的话走上进京上访的路（因为那时我对这个国家还抱有幻想），没想到我这一次的上访竟成了我见证中共邪党迫害信仰真善忍群体的活见证人与亲历者。

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期间，我先后两次上访两次被绑架关押在调兵山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上午十点多，那天大雪纷飞，天气出奇的寒冷，我和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上，车上有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手里拿着档案袋，旁边是两根电棍，他们一路无语。当车路过我家门前时，我才知道他们不是送我们回家。

二、铁岭劳教所：电刑、奴役，打死算白死

汽车行驶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被送到了铁岭劳教所，我们被女警强迫脱光衣服搜身时，才从女警那里得知我们被劳教。女警说：你们现在就是劳教分子，要服从这里的一切规矩；我们这里有一切的办法让你们服从。（因我炼法轮功时间短，劳教我一年半，与我同行的法轮功学员分别被劳教两年、三年。）

铁岭劳教所是个关押男人的地方，当年也非法关押了很多男法轮功学员。那里专门给法轮功学员成立了一个女队，我们被非法关押在三楼，一楼和二楼是男普教。我到那时，那里已非法关押了铁岭、开原、昌图、调兵山（原铁法市）等地二十五名女法轮功学员了。

我到的当天，女警就告诉我，如果谁在这里炼功就象张艳一样关禁闭，那时张艳已被关进去一天一夜。听同修说她被那里恶警王志斌用电棍电击全身敏感部位，她被电击时，她的姐姐也同时被迫害着，恶警们让她姐姐伸直胳臂，在上面各压一个板凳，同时用电棍电击她的后背。同修告诉我，最残忍的是，电击金贞玉（朝鲜族法轮功学员）让她的母亲金淑子看着，听其女儿的惨叫声；恶警还用同样方法强迫法轮功学员刘菲，让她听其妹妹刘军被电击的惨叫声。开原法轮功学员张淑霞被恶警王志斌电的满地翻滚惨叫。后来张淑霞跟我讲述了她被迫害的整个过程。更多迫害情况，参见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电刑、奴役、暴力洗脑 - 辽宁省铁岭市教养院对女大法弟子的迫害》

二十五位法轮功学员无法相信政府会对我们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人采取这样恶劣的手段，绝食抗议。我到那时，正赶上法轮功学员们集体不吃饭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楼下的男法轮功学员于占江因为声援女法轮功学员也绝食抗议，而被楼下的恶警打得面目全非，耳朵差点被打掉，缝了好多针。恶警打他时全楼都听得到，当时感到那个楼都在震动。几天后见到他人时，他的头连着耳朵还在包着纱布，眼睛青肿的只剩一条缝。

一天我被恶警王志斌叫到办公室，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两根大电棍，他问我到这里来是否还炼法轮功，让我认清罪错写悔过书。我反问他我犯了什么罪被关在教养院里，他说你的教养票子上写的是你犯了“扰乱公共秩序罪”，我问他上访就是扰乱公共秩序吗？这是中国法律哪条规定的，他说那是公安局给你判的，跟我们教养院无关，他说对你们法轮功上面已经发给我们内部文件了，他顺手拿过桌子上的文件让我看，也就是“打死白打死”的政策，我说，谁执行他的命令，谁就是千古的罪人。他听了我的话没有给我用刑。但是在那一个月里我们被强行到冰天雪地的外面刨地沟干手工活。东北的冬天很冷的，那一年的冬天在零下二十－三十度左右。男法轮功学员在这么寒冷的冬天里，每天被强行拉出去奴役。

铁岭教养院每天早上不到六点起床，吃的是没有蒸熟的玉米面粘牙的大块发糕和漂满腻虫、不洗、带泥的白菜萝卜汤。男犯人有好多出工干活没有棉鞋穿的，有一天早上我们站排到饭厅吃饭，在出工的队伍里我看到了一个十七、八岁大的男孩子，在寒冷的冬天里他脚下只穿着一双夏天的凉拖鞋，双脚已冻得黑紫色，我无法接受这真实的一幕，我们国家的劳教所就是这样吗？就这么没有人性吗？那个孩子的母亲看到不知该有多么的心痛，我再也无法沉默不顾自己的安危跑过去，从要出工干活的队伍里，把那孩子拽出来，把我的雪地鞋换给了他，我穿上了那双冻得帮帮硬的凉拖鞋，我的双脚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冻的受不了了，那个孩子感动的已不知所措。

这就是我见到的铁岭劳教所的冰山一小角。

二零零零年的元月三十日这一天，铁岭教养院突然来了好多陌生警察和好几辆大客车，我们二十五位法轮功学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样我们被警察强制戴上了手铐，两人铐在一起被押送到了大客车上，客车上有我们没有见过的两名女警察和两名男警察，和四根大电棍。

三、奴役法轮功学员的辽阳教养院

辽阳教养院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为法轮功成立了女队，教养院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政委叫邹化田，大队长叫孙爱勤，副队长姓尹，还有四个分队长：谷玉，张威，霍艳，还有一个朱姓队长。

我们刚一到那里就被强行搜身，还没有被搜完就听到楼上警察打法轮功学员胡英的声音，因为尹姓副队长在她的行李中翻到了大法的书。等我见到胡英时，她的脸已被打得红肿。接下来我们的所有东西包括全身上下衣领内裤都搜个遍，还把被子里的棉花、枕头里的稻壳都倒出来。胡英当时遭受迫害的更多情况，见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调兵山市胡英自述八年来的遭遇》

我被分到了二大队，接下来就是每天没日没夜的被奴役，把我们当成赚钱的工具，那里的手工制品都是出口到国外的，每天要干二十个小时的活。干不完定额就不让睡觉，为了达到让我们“转化”的目的，节假日都得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不“转化”凌晨二、三点以后才让睡觉，五点三十分必须起床，洗漱上厕所的时间只有十分钟，超过一分都不行。不管你大小便上完没上完都得出来。老年法轮功学员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也不照顾，也得干到后半夜。我因没有“转化”就不让我休息，白天出工干重体力活，晚上扎花，不许我睡觉，警察见我困了就打我，说不“转化”就别想睡觉。

出外役：就是挖树坑、平地、拆水泥袋子等，到轧钢厂压铁，装铁条、做石棉瓦、铺铁路等。

我和高金玲（现已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张艳、寇小坤，我们四个被分到钢厂（后来换过其他法轮功学员，但我从没换下来过，直到把那批活干完），每天我们四人要压八～九吨的铁条，如果钢厂的铁条被我们压没了，钢厂就会拉着我们四个到别的厂房拉铁条，因为他们买的铁条都是边角余料，放在院里堆的象座小山，我们必须得从那几米高的铁条堆里一根一根的把那铁条拽出来装到车上，一根大约一米到两三米长，宽一寸左右，铁条的边都是锋利的锯齿，一上午我们四个必须得装满一大卡车（四～五吨），下午一卡车，因为天气炎热（三十七、八度）我们身上都是汗水，我们自买的棉手套一天就被铁条刮废了不缝就不能再用了，我的手和胳膊被铁条划的都是血道子。因天气热，那铁条碰到我们的皮肤就会烫出水泡。我的脸被太阳晒的就跟黑人一样，只有牙齿是白的。警察见我还说：见到你还以为在外国呢，见到黑人的意思。

有一天我们正在装车，突然看到高金玲的鞋上都是血，再看下身和裤子也都是血，我们告知了警察，朱队长没有理我们，我们还以为她没带卫生巾，就把我们擦汗的毛巾给她用，可是毛巾也不管用了，她的血流不止，鞋里都是血，她的脸瞬间就变得苍白，我们都急了，放下了手里的铁条来看护她。在这种性命攸关情况下，朱队长还让我们干活，我们急的让朱队长快过来看一看，高金玲大流血了，人都快不行了，这时她们才怕出人命给我们拉回教养院，高金玲被拉到劳教所的卫生所时人已经很危险了，嘴唇和脸都没了血色。听说卫生所给打了止血针。人都这样了，教养院的大队长孙爱勤并没有让她到床上休息，就让她在监室的水泥地下躺了一下午，说是这里是军事化管理，不能把床铺弄乱。第二天高金玲就被弄到干活的房间里，干不了活也得坐在那。

在这之后，张艳昏倒在三米高的铁堆上。从那以后，我们才会偶尔喝到热水和唯一的一次绿豆水，因为她们怕我们都倒下给她们赚不了钱，后来我们才知道孙爱勤通过关系在外面包的活，我们每人出工一天她们都会得到一百或一百五十元不等，我们干的活比男普教都累。

就干这么累的活，晚上回来还得扎花到深夜，有时通宵，过程中没有休息，我的头发到那后三天就白了大半；眼睛整天布满血丝，双手十指指肚扎花扎的血肉模糊已无法看清指纹；胳膊白天被铁条划的血迹斑斑一条一道的没有好的时候；晚上后半夜全身痛的都上不了床。

我们还被迫做过石棉瓦，那个工作是要带防毒面具的，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毛毛刺扎到身上都找不到。我们被熏的不断的呕吐，迷糊。

后来我因劳累过度，经常的大口吐血，有一次一口血喷出来吐的厕所的瓷砖上哪都是。警察并没有因此让我休息片刻。

尹副队长因为与我同姓，每次她值班时就会趁没有其他警察时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见我吐血就偷偷的给我冲豆奶，我不要，她就告诉我，上边有令，你们法轮功死了会白死，你快喝了吧，先把命保住再说。这个尹队长打过法轮功学员，但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她就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为法轮功学员说公道话，后来她很快被降职调离了。

原来一百五十多斤重的我，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一百二十斤都不到了，每个月的月经也没有了。我们在辽阳教养院谁都不知道什么叫休息；没有语言交流，因为那里不让讲话。在电影中我看到过奴隶，但奴隶也有休息睡觉的时候，可是我们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没有；什么都不许，包括见我们的家人和孩子。

老年法轮功学员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也不会照顾，当年六十五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玉琴因为长时间坐凉板凳双腿浮肿，就找了一块衣布坐在屁股底下，被小队长张威发现，上去就把那块衣布拽下来，然后就反手给她老人家一个反手嘴巴子，嘴里还不停的谩骂。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幕。

在这种超负荷的劳动下，身体都难以承受了。有一天王淑芳想利用自己仅有的不到三个小时的睡觉时间想打一会儿坐来调节一下，还没坐稳就被大队长孙爱勤上厕所时发现，她到办公室取来钥匙开开门就一把把住在我邻床上铺的王淑芳拽下来，脱下鞋来一顿毒打。

寇小坤是辽阳的法轮功学员，她就坐在我的对面干活，有一天她被警察霍艳叫出去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带回来了，她被带回来时脸、嘴、鼻子和脖子都是水泡和青紫，衣服都是湿的。因为那里不让讲话，我们就跟聋哑人一样，无法问到她那半个多小时发生了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警察翻号时在她的床铺翻到了一篇名为《浅说善》的经文，警察霍艳把她带到大队长室时，大队长孙爱勤和四个小队长早已把电棍准备好等在那里，她告诉我说：大队长孙爱勤手拿那篇《浅说善》经文，上来对她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其他队长也一拥而上，然后由四个队长把她的头摁在桌子上，大队长孙爱勤把那篇《浅说善》经文撕碎、泡在水杯里，由其中一个小队长往她的嘴里灌，孙爱勤大队长拿起电棍就电击她的嘴，边电边发疯似的问她经文是从哪里来的。寇小坤说那是一篇《浅说善》，请你看一看，孙爱勤根本不听，不说出经文是哪里来的就把电棍插到她的嘴里电，同时寇小坤还被四个队长摁着，她跟我说当时就感到人快要窒息了。

中共酷刑示意图：多根电棒电击

有一次小谭琪背经文，被警察张威发现后叫到了办公室，对小谭琪拳打脚踢。小谭琪遭到毒打后，张威并没有罢休，竟然拿出做活的针，用针去扎她的胸部。她是一个不到十八周岁的少女，警察居然用针去扎她的胸部，上厕所时，小谭琪把胸部衣服撩起来让我们看，她的胸部有好多红色的针眼，有扎出血的痕迹。

辽阳的法轮功学员吕艳英，在铁岭法轮功学员到这之前，被这个教养院电棍插到嘴里电击。我们看到她时，她的脸有电击的伤痕，嘴唇上方还流着黄水。

几个月来，辽阳教养院没有“转化率”，就到马三家“学习”。警察从马三家回来就强制我们轮流读诬蔑大法和大法师父的白皮书和看录像。我不读，恶警霍艳就把我叫到队长室毒打一顿。胡英、张艳，还有不满十八周岁的小谭琪因为不读，在我之前就被关进了小号。因为小号是临时为我们弄的，只能装下三个人，因为那里再也装不下第四个，我才躲过那场邪恶的迫害。

在小号里，恶警强迫她们整天双手抱膝坐着，不许动。当时正是夏天，把她们的屁股都坐烂了，流着脓血把裤衩都粘上了，上一次厕所就看她们要揭一次血痂。也不给吃饱饭，每次只给一小块苞米面饼子和几口苞米面粥。在小号里每天都给她们播放诬蔑大法的录音，她们所遭受的这一切迫害我们当时是能看到的，因为小号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是特意腾出的一个房间，这个小号房间被两个档板隔开，分别能装下三个人，每个非常狭小的小号里都有吊铐和地环，我们每次上厕所都会看到她们。她们这一被关进去，不“转化”，不写三书就不让出来了，后来张艳因为虚脱已坐不住，恶警们就把她大字型吊起来，就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她的头已经无法抬起。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我的眼泪无法止住，我的心滴血般的难过。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铐

下面是铁岭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所见证的辽阳劳教所迫害经历链接：《我在铁岭劳教院、辽阳劳教院、沈阳监狱城遭受的残害》

二零零零年九月，我、王东、王金萍、吕艳英被辽阳教养院扣上顽固的大帽子秘密押送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

四、罪恶的马三家

一九九九年的马三家教养院是为吸毒犯专门盖的戒毒所，建了一年多一直也没用上。因为一九九九年上访被非法劳教的辽宁法轮功学员特别多，这里就成了专门迫害“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基地，也叫“集中营”，这里的警察是为了迫害法轮功而专门组建的，都是从女一所抽调的一些专门管刑事犯的女狱警，所长苏境原是女一所的所长。

马三家女所旁边就是男普教，男普教的六大队就在马三家正门的左侧后面，离女所不到二十米，是一趟平房，男普教的六大队是女所每天到食堂吃饭的必经之路，他们出操、出工、喊口号、唱歌，女所都能听到和看到。有时男犯人会帮着女所抬饭桶。当年所长苏境跟男队的队长都很熟，经常看到她与男所队长在操场上谈话，当年男所各大队也非法关押了好多男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零年九月，我与王东、王金萍、吕艳英四个被辽阳教养院扣上顽固的大帽子秘密押送到了这里。辽阳的王东、王金萍不知道给弄到了哪里，我和吕艳英被带到了二楼，二楼的大队长叫王乃民四十多岁，（此人后因迫害法轮功提升政委了）四分队的队长是张秀荣（六九年生，后因迫害法轮功提升大队长。）

张秀荣把我带到大铁门的里边，叫来两个四防搜查我的行李和全身，然后又把我带到办公室，她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个人的情况，然后叫来了两个包夹把我带到分队的室里，我到时，分队室里已有三十人了，两人一张床铺。张秀荣告诉我到马三家的法轮功学员必须都得“转化”，这里是劳教是专政机关，“转化率”已达到百分之百。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早晨不到五点就被包夹叫起来到厕所的门后面，强迫听犹大们游说到后半夜两点多。她们倒班说，嘴不停的说，我不明白她们说的嘴都冒白沫了为什么还说。我不理解她们被洗脑后的行为，听不懂也不理解她们被洗脑后的思想。她们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她们都说一样的话，都变成了与真善忍理念相反的人。一个月后，我知道了答案。

半个月的洗脑，我没有被“转化”，张秀荣脱去了伪善的外衣，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她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她叫四防把方木棍拿来，四防很熟练的把那个木棍子放在了我的双腿腿肚子上，然后张秀荣二话不说挥拳砸向我的头，一个窝心脚把我踹倒半坐在方木棍子上，然后让我半蹲夹着方木棍跟她讲话，如果棍子掉下来就用电棍电击我。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的不知所措。她边拳打脚踢我边说：就你时间长，我们队是百分之百的“转化率”，就你没写三书，因为你，我的分队都进不来新人，今天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就是写假的也得写。我说：我不懂什么叫三书，你身为警察随便打人你在执法犯法。她说，谁看见我打你了，你给我找出证人来。她见我不写，就气急败坏的叫人把我带到铁门外的一个空屋里，那里没有人，是专门酷刑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她双手拿起桌上的两根大电棍直奔我杵来，边电边说：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电棍噼啪的闪着刺眼的蓝光，电击着我的脸、脖子、手和脚。我的呼吸开始困难，脸开始抽搐，人已无法正常站立，身体虚弱的向下倒去……。在极度的痛苦中，我的眼光开始对视这个生命，好象一切都静止了，她在我的面前突然变得非常的渺小，可怜和卑微。我心中想起了我的师父，想起了师父的教诲：“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1]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境界？我无暇去想圆满，怎样去爱这个电击我的人？她在迫害大法的信徒，她的生命将会去哪里？……我没有了痛苦的感觉，师父慈悲的能量灌透我的全身。窗外突然狂风四起雷声大作，天都黑黄了，震耳的雷声在窗前炸响，我完全没有了惧怕与痛苦，我郑重的告诉她我生命的最后一念都不会放弃法轮大法。她扔下了电棍破门而出。

四防把我拖回了监室，等我醒来，看到我的手、背、脸和脖子都是电焦的痕迹和水泡，人瘦的也不成样，身体极度虚弱。我静静的躺在那里感悟师父的教诲和容量，心中对师父充满了感激和无限的敬仰，因为师父在我遭受巨大痛苦时教会了我如何做人。

我身边的阿姨见我的身体已不成了样，就眼含泪水劝我说：孩子啊你能坚持就坚持住，在这里没有几个能挺过去的啊，实在坚持不住能写就写一个吧。我看着那些年迈的法轮功学员心就在想，原来她们就是这样被马三家“转化”的啊。我难过的流下了眼泪。

马三家的警察对“转化”的学员不放心是真的“转化”了，就威逼她们写一些诬蔑师父、诬蔑大法的东西，同时还逼迫她们在大小会上说大法不好的话，然后还逼她们给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还有家里的人写信，就说炼法轮功错了，后悔了，等等。我看到那些受益于法轮大法曾经无病一身轻的学员，她们在写这个违心的东西时的内心痛苦。黑白颠倒、谎言的欺骗，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人？

虽然被非法关押到这里，作为人来讲，我不能去违心的说谎话。如果我在这里面因为承受不住迫害写出一份违心的“转化书”，马三家把它邮寄到我的家乡和公安局，那么它就会象一颗炸弹一样，炸向我的家乡，炸向我的亲人，他们会因为我的谎言而走到真善忍理念的对立面，那我的罪该有多大，所有参与的人的罪该有多大，要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该有多不容易。当时就这样想，用生命去坚持不被洗脑，做一个人应该做的。

因为我的不“转化”在影响着别人，张秀荣整天不让我睡觉，由一群包夹轮换着围攻我，最后把我交到了大队长王乃民那里。王乃民打人、电击人，很少让第二个人看到，进屋她就强制我蹲下，然后手拿两根电棍同时电我，问我为什么不写三书，这里是劳教是管制机关。我说我学法轮大法是自愿的，我不后悔，为什么要写悔过书，《转法轮》的作者没教我做坏事，你为什么叫我写揭批他的书，我揭批他什么？你不怕人家告你诬陷罪吗？你不怕我怕。“我是被冤枉判‘扰乱公共秩序’进来的，你们教养院为什么跟我谈法轮功”你让我保证什么？我为什么要向别人保证什么。我们在这里是否有人权？警察打人是在执法犯法，同样是伤害罪。她说：你爱上哪上哪告去，你还想要人权呢？我被她电击十分钟左右，就又一次被抬回分队。我的身体被她们没日没夜的迫害已虚弱的不成人样了。她也怕我会死在她的电棍下。

马三家不会放过一个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张秀荣最后急了，召集一群打手给她们开会。晚上把我留在厕所的门后面，包夹们已分好了班，四个人一班，两个小时一换。张秀荣下令不“转化”就别想回去睡觉。她们有拿木棒的，有拿大号螺丝刀的，有拿针的，都准备好了。秦元清、魏宏伟，还有两个邪悟的，上来对我就一顿打，别的室的打手们过来五－六个帮她们打，秦元清和魏宏伟把我的头往墙上撞。我的脑袋耳朵被他们打得嗡嗡的响，整个走廊都听得到那可怕的声音。她们的嘴不停的骂大法，骂师父骂下流话，逼我写“转化书”。

后半夜，她们打累了就让我的手伸平，腿半蹲站着，旁边有人拿着纸和笔，逼写三书。我的手背被魏宏伟的右手手指甲掐起放下，她的左手拿着做活的针放在我的腕下，等着被她掐起落下的手腕，她们就这样掐着我手背上的皮提起来放下去，提起来放下去，来回扎，没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的手背被她们掐成馒头状，腕下被针扎的血肉模糊。我把手挪开，她们就用木棍子，还有螺丝刀打我、捅我，魏红伟抡起手拼命的扇打我的嘴巴子，扇我的脸，我脑子被她多次扇的嗡嗡响。她的嘴不停的在半夜里说着阴阳怪气的话：“你知道吗？我已经等了你一千五百多年了”。她的话让我在剧痛杂乱中安定下来，我吃力的睁开肿得只有一条缝的眼睛，静静的看着她们，再也感受不到针扎、拳头、木棍、螺丝刀击打我的痛。看着她们被马三家洗脑后可怜而又可怕的表演，我的心在滴血，为她们流下了无法止住的泪水。我难过至极。我在心里不停的喊着：师父，师父，我对她们无怨无恨。（我被他们毒打逼迫“转化”时，苏境、王乃民、张秀荣都到厕所“审查”过，苏境、王乃民那时大小会都会讲：国家对法轮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投资的经费相当于一场国际战争等等等等）

那时全国各地教养院都要来马三家学习“转化”经验，省领导也会来。第二天张秀荣就命包夹们把我藏了起来。

视察结束后，张秀荣让几个四防和大小室长把我拖到办公室，逼我写“转化书”，我不写，她伙同另外两个恶警队长打我羞辱我，逼我“转化”，写三书，我不写，张秀荣气急败坏的拿来剪子，上来就把我的头摁在地上剪我的头发，看剪的不到位就又把剪子给了四防，四防又接着剪，她们边骂边打边剪，我的头发被剪的男女不分。然后张秀荣狂笑着说这才象精神病呢？然后让一群打手围着我说，你看她炼法轮炼的脸色这么不好，都炼出精神病来了。那时马三家进来好多新来的，因为我没“转化”就把我弄成这样吓唬别人，说我炼出精神病来了。

当年那里对强迫“转化”后的学员是半天洗脑学习半天劳动，我几乎就没有享受过这个待遇，整天被拉出去迫害。每天精神都处在了恍惚的状态，身体已极度虚弱，没有了人的样子。我想起了我年幼的儿子，如果我被她们害死，我可怜的孩子该怎么办。

我的妈妈打来了电话。一天张秀荣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让我接电话，这是我被非法关押一年来第一次与家人通话，妈妈在电话的那一头崩溃式的哭喊着让我快写个悔过书快回家，你爸出车祸人事不省了，在医院里抢救，外地亲属都来了，快回来见他最后一面吧，边说边号啕大哭，妈好不容易才打进来的电话啊，院长不批妈都不知你是死是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电话那头的妈妈已泣不成声。这时的张秀荣可抓住了机会，拿来了桌上的纸和笔让我赶快写悔过书，我说我不后悔，我为什么要写悔过书。

回到分队，张秀荣召集全队的人开会，说法轮功就是如何没有亲情，都不要家了，她妈哭成那样她都不管。面对这场迫害带来的家庭变故，对她的话我再也没法忍耐。我当众大声说：到底谁是邪教，是谁把我们控制到这里来的，是谁不让我们要家人，我的父亲现在死活不知，到底谁把我们关在这，断我们的亲情，天天精神控制我们。法轮功想学就学，不想学没人强逼着学。张秀荣的脸都被气青了，叫来四防把我又拽到大队长室，当着王乃民和邱萍的面上来就照着我的肚子狠踹几脚，然后打我的头和脸。当时我就感到头晕眼花恶心，小肚子剧痛直不起腰来，大队长王乃民过来说我装的，后来看我的脸变了颜色，张秀荣才住手。因我的孩子是剖腹产，留下的那个刀口被张秀荣那几脚踹的仿佛裂开一般的剧痛，不来月经的我下身被她踹的流出了血。

从二零零零年的十月以后，多了刚来的赵素环，她被迫害的更加惨烈，三分队的邹桂荣、苏菊珍她们身上都没见过没有伤的时候，那时半夜里经常听到苏菊珍被电击的惨烈叫声，邹桂荣常被带出来羞辱游斗。赵素环笔下记录马三家迫害她的纪实，见《马三家画皮背后的狰狞 - 一位大法弟子用鲜血写出的事实真相》

二零零一年的三月十六日不知为什么马三家买了好多体育用品挂在墙上，全所打扫卫生，手工活都放到楼下的库房里，停止了所有的迫害活动。早上八点多钟张秀荣拿着名单点到谁谁就出来，然后说分期分批去看电影，电影的名字是“抉择”我们室三十二人点出十六人，然后被带到一辆大客车上。这次行动是全院统一的，别的队也是这样，上车的都是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和包夹她们的劳教人员。这样的学员从马三家拉到少管所共三辆大客车。我们到了马三家的少管所被关在大食堂里面。不是电影院。晚上才被拉回马三家。后来才知道那次的调离是因为马三家来了外国记者。

二零零零年的十月记不得是哪一天，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采访马三家女二所时，采访了我。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把我从厕所的门后叫回室。后来才知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李玉强（就是采访自焚伪案刘思影的那个）要采访一个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她的后面是一个青年男子，肩上扛个录像机，对着我就录，然后李玉强面带微笑手里拿着麦克风走到我面前，问：你好！你是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吗？我说：你好！是。她手拿麦克风对着我又问：你相信神佛的存在吗？我反问她：你相信空气的存在吗？你相信电话没线能通话吗？你相信因为修炼法轮功在这里被残酷的迫害吗？她没有回答，带着她的录像师转身离去。

下面是邹桂荣笔下记录下来她所见到李玉强的那一幕，摘自明慧网：《我在马三家教养院的遭遇》

“在十月中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采访马三家女二所时，我们三楼三分队和一分队的大法学员被支出去倒煤，当我们满身黑尘回来时，中央电视台记者正在我所在室内采访那些叛徒，我们二分队八名坚定的大法学员被关到水房和厕所告知不许出来，即使身上黑灰洗漱完，衣服洗干净也得在水房呆着，并且由叛徒们看着，互相之间不让说话。这是邱萍的命令，这次采访就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演的邱萍警察如何关心学员，给学员衣服穿。邱萍为什么不谈在我丈夫给我送衣服时她一口回绝，拒之门外呢？邱萍及其马三家教养所女警察所导演的一出出骗人的把戏哄得了一时，哄不了一世。昨天邱萍又用欺骗的方式向全国百姓阐明马三家劳教所没有打骂学员，殊不知她就是指使学员并亲自动手打学员最残忍的警察，她现在还在继续欺骗世人，邪恶至极。”

李玉强她参加了马三家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女所对“法轮功政策的兑现大会”。为了向外界显示其所谓的“转化成果”，“马三家”举办了第五次所谓的“政策兑现大会”。当时辽宁省省委书记闻世震等省级官员和多家媒体出席了那次会议。那次大会把马三家“劳教所”改变成了“辽宁省马三家思想教育学校”，牌子上有闻世震的名字。闻世震在那次大会上发了言，肯定了马三家警察的转化“成绩”。参加大会的有辽宁和各个省市的电视台，“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央电视台那个记者李玉强就在其中。当时有很多录像机的镜头对着录那次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三分队的王春英代表解教人员在台上发言，当时她被邪恶的马三家“转化”了成了她们的打手和帮凶（回家后听说她又清醒了），当她讲“马三家这里面‘春风化雨、警察像妈妈一样，这里没有迫害发生’时，法轮功学员邹桂荣在台下突然站起来指责她说：“你在撒谎！”

话音还没落，邹桂荣就被一群警察和打手围上按倒在地。当时坐在台上的闻世震和省里及马三家的院长十几个领导同时都站了起来。邹桂荣被带走了。《我在马三家教养院的遭遇》这篇文章里记录了她被带走后的遭遇。

当时很多录像机都在对着主席台录像，突然的变故主席台上的人都很意外和尴尬的站了起来。录像师和记者们马上回过神来，把录像机掉转了方向，急忙快速的跑过去，十几台各大媒体的录相机，同时录下了邹桂荣被摁倒，被拽着头发，被一群男女警察押走的那一幕。

当时我们被迫害严重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身边的包夹摁住。会场一片混乱，马三家的恶警们全都气势汹汹惊恐万分。面对这突如其来如此尴尬的场面，台上站出个不知名的男领导，拿着麦克风出来打圆场，对着台下说：刚才那个是法轮功的‘顽固分子’，不要被其影响。大会草草结束。

当年有十几家电视台的录像机录到了这一幕，我还没有看到有人站出来。希望心存正义的录像师，把你当年的录像拿出来，再让我们看一眼那个为了坚持宇宙真理而被中共虐杀身亡的邹桂荣。

五、马三家把我秘密的押到了黑男牢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结束了我在马三家七个月与魔鬼打交道的艰难岁月，这一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那天上午张秀荣点了我的名字让我收拾东西，我不知道全室三十人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收拾东西并且连行李也要带上，正在疑惑，对面室的赵素环也被叫了出来，我们俩拿着行李被带到了院里，院里停着一辆大客车，很多男警察，这时各分队的队长也都出来了，恶警把平时被她们酷刑折磨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先后都带了出来，共十名。邹桂荣是最后被带出来的，因为那时她被单独关押。不知道哪一个队长说，这回给你们找个好地方，让你们好好炼。邹桂荣问：把我们送到哪里。没人再回答。

临走时，我意识到我们不会再回来，我望着迫害我的两个队长，很想对她们说些什么。我还是鼓足了勇气走到了大队长王乃民的面前，眼含泪水跟她说，请你在法轮功的这件事上摆正与你工作的关系，善待法轮功学员。她的眼里没有了恶意，向我无奈的苦笑了一下。我又看了一眼张秀荣，脑海里浮现出她迫害我的一幕幕，她只比我小一岁，如果没有这场迫害发生，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是朋友才对。我心生悲怜，张开了那瘦弱的双臂走到她的面前拥抱了她，我小声的告诉她，你一定要学尖一点，这件事到最后会清算的，你不要参与。她突然也慌张的快速的对着我的耳边，非常小的声音对我说：“你有病，记住你有病，你有病”。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句急迫的叮嘱是什么意思，但完全肯定那话没有一丝的恶意。后来才知道，她完全知道接下来我将被送到哪里，将会面临着什么。

我们十人（邹桂荣、赵素环、任冬梅、周艳波、王丽、王敏、王克一、曲姓阿姨等）被男警戴上了手铐押上了那辆大客车。车上放着几根大电棍，客车开到了男大队。两个男法轮功学员被几个男警察押上了这辆大客车上。其中一个男法轮功学员叫彭庚（已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另一个不知姓名。

车突然停了，到了一所关押男犯的教养院，当时我并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后来在明慧网得知那是张士教养院，那里有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牢。对外就是张士劳教所。

到了院子里，我们站了一排，我们的对面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群人也站了一排，两个膀大腰圆的男警察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名单点过我们的名后，他就开始念一份上面下达对我们不“转化”学员的宣告条例：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还说了很多要命的话，现记不清了。这是江泽民的命令。另一个男警手拿电棍部署两个男犯给我们录像。

彭庚和另一男法轮功被带走，我们十个被带到了男教所的小白楼。到了那个小白楼，我们每个人都被量了血压，其中一个曲姓的法轮功学员被带走了。那里剩下了我们九个。小白楼的门口是警察的值班室，值班室的旁边是铁栏杆门，铁栏杆门里面是一层厚厚的隔音铁门。

我们九个被分别分到了九个房间。我被分到第一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大双人床，和一个木制落地衣架，四个男人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上厕所时看到一个大房间里至少躺着三十多个不同年龄的男人在睡觉。我有些害怕，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的男人躺在地铺上睡觉，到了晚上有了答案。

晚上十点多，我问一直呆在我房间里的中年男人，你们为什么不离开我的房间，我要睡觉，其中一个男的说：睡觉？你要睡觉？哈哈。这里不“转化”没有让睡觉的，有一个女的在这里“炼”到十八天都没睡觉，最后炼成了精神病。

不一会儿，他们被换了班去睡觉了，又进来四、五个，不一会儿又进来一群，他们在走廊里大声喧哗，吵闹，砸门，不停的说着难听的话语，到我的屋里踹门而入，手拿录像机对着我就乱录，突然走廊里传来了邹桂荣凄惨的喊叫，她不停的喊着我的名字，“丽萍，丽萍，我们从狼窝又被马三家送到了虎穴，这个政府都在耍流氓了。”

听到她凄惨的叫喊，我拼命的冲了出去。邹桂荣也拼命的冲到了走廊，我抱住邹桂荣死死的不撒手，看管我们的男犯不停的打我们，我拼命的护着瘦小的邹桂荣，我的右眼角骨被打凸起来，身上的衣服全被撕裂掉，裤子在脚面上，衣服在脖子下，几乎一丝不挂。我和邹桂荣都被拽回了房。他们四、五个男犯人把我扔到了床上，有摁胳膊，摁腿的，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骑在了我身上打我。我被打的晕头转向，终于躺在了床上。

等我从昏迷中醒来时，我的身旁已经躺了三个男人，左边一个，右边俩，右边挨着我的男孩不停的在我的身体上乱摸，他的年龄还不到二十岁。他身后的那个男的手也不闲着；左边那个手脚都不老实，不停抓挠我的脸，用腿来回顶我的下身；我的头上方的地下也坐着一个，他的手不停的摸着我的头和脸，阴阳怪气的说着什么，我腿的间隙处还站着两个，一个在录像，一个站着看录像，嘴不停的说着脏话，脚下不知是几个，他们不停的抓挠我的脚心。嘴里不停的说着脏话和狂笑，还不停的说：你别装死啊，死了也得“转化”。

我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幕，一口鲜血涌到嗓子眼。我的思维又一次的静止下来，床上，床下，床左，床右一切的一切喧嚣，好像离我是那么的远，那么的遥远。我的思维定格在了学校：从小学到初中老师们教我的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社会主义好，捡到一分钱要交给警察叔叔，这的一切一切的思维瞬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然后瞬间崩毁瓦解，脑子里出现了邪党的党旗，党旗在灰暗的空间飘荡着，一群幽灵在镰刀斧头下狂笑悠荡着。这一幕绝非形容，是那时脑中真实所见。那个声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原来如此的流氓。

我的耳朵从喧嚣杂乱中听到了邹桂荣凄惨的喊叫声，“丽萍，丽萍”。我仿佛在梦里，不，不是梦，我确定那不是梦，这凄惨的叫声再次把我的思维带回了这可怕的人间地狱，我听不到了任何杂乱的声音，看不到任何事物，我拼命的起来在寻找那个熟悉的声音。我的头被门前守着的“魔鬼”用落地式衣挂砸中，我的头瞬间有一股热流流在了我的脸上，我拼命的站起，我的意识里再也没有了生死的概念。没有生命能阻挡我，我拼命的砸门，同时我的身体被拼命的砸着。我不停的呼喊邹桂荣的名字。邹桂荣冲到了我的房间，抱起我冲向了那罪恶的铁门。

我俩同时拼命的砸那铁门。铁门终于开了。我们俩已伤痕累累。面对警察我们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并质问他：这里是中国的劳教所吗？政府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耍流氓。你是否有母亲，有妻子，有姐妹，有七姑八姨。这里的一切流氓行为是否代表国家的行为。今天这些男人如果不离开我们的房间，我会记住今天，今天是二零零一年的四月十九日，是你在这天晚上值班，我们活着出去一定会告你，我们如果死在这里，我们的灵魂绝不会放过你。我们的忍耐绝不是无度。他听了我们的话，叫来了看管我们的男犯，告诉他们在他值班时不要叫这俩个人出事，让她俩今晚在一起，让她们睡觉。

我们俩被带回了我住的房间。这回一切都消停了，房间里只留下了四个男人看管我们，我俩眼含热泪对视一夜没有合眼，走廊里不时传来别的房间敲门砸门嚎叫声。

四月二十日，警察交接班，邹桂荣被带回了房间，我看到一个管事的男犯手里拿着昨晚的记录在汇报。不一会儿昨晚那些“魔鬼”拿着录像机又到了我的房间，这回多了个女的，他们拿来了好多大法的书，他们读一段，按着他们的意思邪悟一段说给我听一段，然后其中昨晚骑在我身上打我的那个男的见我不跟他们学，就从地上一把把我拽到床上打我，然后问我为啥不学了呢？你不是想学想炼吗？我说我没有犯罪，这里不是我学法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学。为什么让人关起来学。他们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在一个本子上，然后让我看对不。到了吃饭的时候，面对这里的菜、饭，我再也吃不下了。身体虚弱的已不成样子。

到了晚上，昨夜那一幕再次上演，因为今晚值班警察换了，邹桂荣再次被追打到我的房间，我起身一口鲜血吐到地上，那一刻一切声音都停止了，邹桂荣哭着喊我的名字。他们汇报了队长，邹桂荣被留下来照顾我，这时他们还不忘迫害邹桂荣，让邹桂荣跟他们学断章取义的法，邹桂荣好久没有看到师父，看到师父的讲法，刚要拿那里的书，我无力的告诉她：我们不能在这里学，那是耻辱……她听话的看着我，把拿在手里的书放下了。我看着可怜的邹桂荣安慰她说：我们回家一定好好学。

那群魔鬼又一夜没有让我们消停。后来我床头的那个男的说：她的头和身上都烫手，别弄出人命，他们每个人都过来摸了我的头和身体，都消停了，那一晚我们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第三天，我和邹桂荣想起了任冬梅，她是一个未婚的大姑娘，被关在最里边的房间里。我俩已没有了生死的概念，冲到走廊大声揭露邪恶，呼喊着任冬梅的名字。三天没吃，没喝，没睡发烧的我找到警察，含泪告诉她任冬梅还是一个未婚的大姑娘，你们如果还有人性就不能伤害她。你们也有女儿。

第四天，来了一群警察，我和邹桂荣各被两个男警架走，临走时我们不停的呼喊任冬梅的名字，任冬梅最后也被架了出来。那六个法轮功学员不知在里面是如何度过的。后来他们九死一生的也被非法秘密关押到沈新教养院。

我们九个法轮功学员用生命才保住灵魂的纯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把那里的经历详细的写出来，是因为我的精神已经崩溃，不敢也不愿想起。因为想起它，我就会陷在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中。

注：后来才得知道，那里在我们去之前已经“转化”了三十三位法轮功学员，有被迫害成精神病的，有被“转化”后在那里跟男犯处对象的。总之是群魔乱舞邪恶至极的地方。多年来那里没有停止过对男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六、打伤我的沈新教养院

这个教养院的院子很大，层层铁门，是专门关押男普教的地方，他们跟辽阳、马三家的男犯人一样，主要以劳役为主，每天劳役、唱歌、走步、军事化管理。男法轮功学员就在他们其中。如果坚定不“转化”，就会单独关押。当年女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关押一处，警察也是临时组建抽调来的。当年院长：刘晶；主管迫害法轮功队长：郭勇，宋小石，邓阳（女）等，还有不到八名不记得姓名的女队长，她们二十四小时倒班看管迫害法轮功学员。

我和邹桂荣被带到了狱警大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队长叫郭勇（当年四十多岁）把我们带到队长室，我和邹桂荣向他讲述了我们被多家教养院迫害的整个经历，要求给我们提供笔和纸，希望沈新教养院不要参与迫害我们。我们要在这里控告各家劳教所对我们惨无人性的迫害。当时不知道那个“黑牢”是哪里，我跟郭勇队长讲了那里的邪恶，也讲了这个政府都在耍流氓了，竟能做出把男人跟女人关押在一起的事情。如果不是我亲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就是听说我都有可能不会信。因为那个行为完全超出了我思想意识的底线。我问郭勇你能给我们解释马三家为什么邪恶到这种程度吗？为什么非要这样侮辱我们？它们的所为是否代表政府？她们也是女人，为什么害自己的同类，动物都不会。我们被折磨的四天四夜都没有睡觉了，郭勇说：我们这里不会，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迫害过法轮功。我们这里是讲法律的。你们拿着行李让××（中年女队长，记不清姓名）队长带你们进房间好好睡一觉再说。我和邹桂荣、任冬梅在那里真的睡了一个好觉，几乎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睡过。等我们醒来时，我们才好好看看我们住的牢房，这个房间四周都是上下床铺，但人只有我们三个。我们身边没有了包夹，我们真的就象吃了生日蛋糕一样，不知有多高兴，简直忘记了这是劳教所。

第二天郭勇把我和邹桂荣、任冬梅叫到队长室，郭勇说：你们的事我们向上面汇报了，你们可以写上诉材料，这里是纸和笔你们拿去写吧，我和邹桂荣谢过他，拿着他给的纸和笔回到房里。我们三个在那里第一次写下了我们被迫害的上诉状。几天后，郭勇叫女队长把我们写的东西交上去，因为纸张少，我们交上去的都是原件，这一交上去就没了音信。邹桂荣听队长说她快到期了教养院联系到了她的家人，让其家属来劝劝“转化”，不“转化”就不会放人，邹桂荣就跟我说要把那写好的材料要回来，让家人偷偷带出去曝光。然后她就走到铁栏杆门前，跟郭勇队长要那材料。要了几次都没有回音，不一会儿，从铁门里出来两个女队长骂邹桂荣，然后气冲冲的拿来铁门钥匙，打开铁门，她们俩一把把邹桂荣抓起来，来回在走廊里轮着打。邹桂荣几次被轮番打趴倒地上，我见两个女队长越打越狠，担心邹桂荣再被打伤，我就冲到走廊抱起邹桂荣把她搂在我的怀里，不让警察再打到她，那两个队长就一起来拽我打我。

见我抱着邹桂荣不撒手，一直站在铁门外观看的郭勇就一个健步冲进来，左手抓住我的头发往后拽，一条腿顶住我的腰部，右手猛击我的头、脖子和后背，我后背的骨头被他打得剧烈疼痛。两个女警队长同时拽打邹桂荣。我们俩就这样被他们打开。

之后我的头几天都抬不起来，头发被拽掉一地。

七、龙山教养院

二零零一年的五月一日，我被单独押送到龙山教养院，到那正好赶上放大假，刚一到那，值班队长就把我带到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分队，在晚饭前龙山教养院要求每个人都要写一份思想汇报。我就写下了我被迫害的简单经过，然后写上各个教养院对法轮功的问题是黑白颠倒，整天无聊的让人讲假话等等。我的思想汇报交上还不到半小时，我就被值班队长叫出去，要求收拾东西，把我转移到对面的铁门里，那里关押的是女普教。晚上值班警察找我谈话，说：你要遵守这里的规矩，不许散布不利于“转化”的言论。我们龙山教养院二百多人几乎百分之百的“转化率”，不能因为你使她们反弹。我说：我的言论如果真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你不认为你们的理论有问题吗？为什么明知不对还要“转化”？他说：你以为我们愿意啊，这是我们说了算的吗？你到这里来没人给你“转化”，但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这里是专政机关，必要时我们什么办法都有，什么都可以为你用。我说，你对死人还有什么办法吗？我说我会在这里绝食抗议，抗议对我的非法秘密多次转押到底，直至生命最后一息。马三家没有把我迫害死，那就死到你们这里，这回你们龙山教养院也在全国出出名。

接下来，每个值班的警察队长，包括当年姓唐的院长和张教导员，他们每晚值班时，都找了我谈话。我向他们一一讲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和被各家教养院迫害我的经历和手段。我的思想和感受也没忘讲给他们。我对他们说：在这场邪恶的迫害过程中，我分清了正义与邪恶，我不是你们说的是法轮功的顽固分子，我是宁死也不跟从你们做一个千古的罪人、打手和邪恶的人。我是在坚守着这个，是法轮功的理念帮助我做到了这一点。就单凭我的境界，我还真做不到，如果我不看到《转法轮》这本书，你相信我对针扎我的人会怎样？所有参与迫害我的人，都应该感谢李洪志老师才对。这种超然的境界是我用生命的代价，在正与邪的艰难选择中，才体悟、感悟到的。对于李洪志老师我本来不了解，“法轮大法好”、怎样的好，我感悟的也不那么深入，可是你们这一迫害，善恶一分明，我才越来越感悟到，这个老师他怎么这么好，这么了不起，我发自内心的敬仰他，因为他教会了我在最痛苦的时候，在失去个人利益的时候，如何的做一个人。这样正的人，你不认为我该去敬仰和尊敬吗？反过来，我为了说一句真话，在这场邪恶的迫害过程中，让我见证那么多丑恶的嘴脸，邪恶至极的程度让我用人间的语言都无法描述。

警察也是人，他们没有一个听不懂我的话，都表示这是他们的工作，上指下派，上面让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工作没饭吃。有一个警察队长说，你要不服就去找江泽民，去告江泽民，我们还解脱了呢。一天，龙山教养院的张姓教导员值班找我谈话，小声告诉我：你要把你的事一定要让家里人知道，要不然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江泽民已对你们法轮功下令，你们死了会白死的，对你们会杀人灭口的，明白吗？我谢过他，同时也给他不到七岁的孩子讲了真善忍好。（他值班时带了孩子）

在龙山教养院我见到了我的妈妈、孩子和弟弟。那个教导员智慧的帮助了我，偷偷的给我的妈妈打了电话。

在龙山教养院的十天，被四个女犯人倒班包夹，行动受限。我就含泪跟她们讲我们被迫害的真相和法轮功的美好，教她们背《洪吟》，帮助她们解开心结，引导她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一个好人，重德行，让家人少操些心。她们在变好，我做了警察做不到的事情。女警见犯人们的心不再那么浮躁，在变好，对我的一切所为避而不见。法轮功给她们减轻了工作压力，因为监狱和教养院最怕犯人年、节想家出事。

在那里我时刻没有忘记被它们洗脑后“转化”的昔日同修们。看到她们排着队去食堂吃饭，我想到了师父。我的心一阵剧痛，“耻辱”二字堵住了我的心脏，我的血液在倒流，眼含泪水冲到普教的窗口，对着大院食堂，我大声的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

五月十号，十天没吃一粒米、没喝一口水的我，被龙山教养又给我推回了沈新教养院，因为他们怕我死在龙山教养院，又怕影响他们的“转化率”。

到沈新教养院我见到了邹桂荣、任冬梅、周艳波和赵素环等。赵素环等六个法轮功学员从那“男黑窝”也活着闯了出来。我们九个又被关在了一起。因为我十天没吃没喝，被沈新教养院的队长郭勇带着男犯人拉出去野蛮灌食。邹桂荣见我们超期关押的问题解决无望，为了减轻我被迫害的压力，她又一次的绝食抗议。先后又有两名同修绝食，我们以此行为强烈要求见沈阳司法局的局长。

不记得是哪一天，我和赵素环被灌完食后叫到楼上，在那里我们俩见到了沈阳市的司法局长韩广生。他听完了我们的经历，我跟他讲了我被马三家残酷的迫害被针扎的事件和被关男所事件。我们已经面临超期关押，他问了一些事情，他说看过我们的材料。我们的事情他说回去会研究。于是我们都吃了饭，等着他回去研究的结果。

不记得是哪一天，结果出来了，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恶警王树增（音）拿着三个档案袋。到沈新教养院给我和邹桂荣、任冬梅加期，让我们在加期单上签字。邹桂荣无法接受这事实，精神都要崩溃了，把那个加期单撕毁了。我对邹桂荣说：不要撕毁，将来都是迫害我们的证据。王树增说，撕了也加期。拿着档案袋就走了。我们因此又一次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不吃教养院的饭了。我们身体虽被囚，但精神一定要无罪。

绝食期间，我和邹桂荣被关进禁闭室，我们俩被隔开，我在一号禁闭室，邹桂荣在三号，郭勇天天和宋晓石还有院长助理邓阳带着男犯人拖拽着我们去灌食，几天后邹桂荣被强按着扎点滴，她不配合拒绝扎针，拔掉针头，恶警郭勇就重重地打她，她的脸被扇红了，五个手指痕印在她脸上。我焦急的在禁闭室内看着这一切，不停的摇撼铁门大声揭露邪恶，很想把恶警们的注意力引到我这里来，来减轻邹桂荣的被毒打的压力。看到我的同修遭到如此的毒打，我心在滴血，在禁闭室里我不停的大声喊邹桂荣的名字，“邹桂荣、邹桂荣……，你们不许打她，不许打她”，邹桂荣也喊着我的名字。我和邹桂荣每天两次被恶警和男犯人从禁闭室强行拖拽出去灌食。男犯人拖拽我的过程中对我有猥亵行为，我大声揭露邪恶，指责沈新教养院违反法律，利用男犯给我们野蛮流氓式的灌食。没有想到的是，那次的抗议他们竟听进去了。接下来给了我戏剧般的一个回复。

一群白衣中青年男子（其中有男狱医和郭勇）手拿灌食的各种器具，站在禁闭室的铁门外，当时把我吓一大跳，我还以为我到了医院了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回过神来一看他们都是平时给我拉出去灌食的队长，和男犯，那几个男犯人们也都穿上了白大褂，双手都戴上了白手套，面目表情非常严肃，好像刚被训过话，显得很正规。可是土豆就是土豆，永远冒充不了地瓜。简直太搞笑了，让人哭笑不得。他们穿戴虽然变了，“黑手”变成了“白手”，可是他们的恶性并没有改变。我被这群白影包围厮打，又一次被拉出去野蛮灌食。我的鼻子、喉咙和胃都被他们插出了血。

后来我的胃再不能插管，男犯就使劲捏着我的鼻子往嘴里灌，我几次被他们灌得几乎窒息身亡。

十一天后，我因尿失禁和血尿。教养院把我和伤痕累累的邹桂荣，还有周艳波，抬到沈阳大北地下监管医院，那时我们已经没有了人的样子，骨瘦如柴，精神崩溃、伤痕累累。

五月二十七日这天早晨刚过九点多，沈新教养院的院长刘晶、大队长宋小石，郭勇，两名白衣男狱医、院长助理邓阳、矮胖中年（记不清姓名）女教导员，还有一群不认识的狱警和女队长，都来到了禁闭室。这阵势让我一阵恐惧。宋小石拿着圆盘钥匙，（那个圆盘上转圈都是钥匙孔，挂着各个牢房的钥匙）打开了禁闭室的门，又找到手铐的钥匙，放开了吊铐了一夜、血尿失禁的我。刘晶说你们还顽固不化，不要命了，江泽民有令，对你们法轮功顽固分子采取了灭绝政策，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你们还犯傻，还执迷不悟，你们死了这笔帐可别算在我们身上。

中年女矮胖教导员走到我的面前急切的说：你是一个有孩子，有前途，有才华的女人，你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成功企业家，在法轮功的问题上你不要太犟了，会没命的，写一个“转化书”还来得及，活着回去再炼吧，孩子。我说：谢谢你，如果我们不是在这里这样相识，我相信，我们的相处一定会象母女，但是，你希望我为了苟活背信弃义、违心的做出加害老师的事吗？一个母亲会教自己的孩子这样做人吗？你瞧得起这样的生命吗？

女队长们七嘴八舌都过来指责我不知好歹，院长刘晶对宋小石说把她们带走吧。我和邹桂荣、周艳波被架出了禁闭室，上了一辆面包车，车上有两根大电棍伴随着我们。

八、沈阳大北监狱地下犯人医院

沈阳大北监狱地下犯人医院，我不知它的历史和由来。在送我们到监管医院来的前一分钟，我们都不知将会送到哪里。车开到了这个大院，宋小石，院长助理邓阳，（她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办理了一些手续，然后从大院的铁门里出来个中年男子，宋小石和邓阳走过去向那人交代了几句，然后让我们三个下车。我们互相搀扶着下了车，那人把我们带到了院中院，向铁门内的一个通往地下的通道口走去。

我恐惧万分，停住了脚步，不敢再向前迈步。我的皮肤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身体瞬间冷的直打牙骨，我颤抖的问那个男的，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他看着我惊慌失措的眼神，对我说：这里是监狱的犯人医院，我姓郭（后来知道他是郭勇的弟弟），你们不要害怕。我们都颤抖着身体跟着他走了下去。走到再也看不到洞口时，我看到了一个铁栏杆门，门前有个办公桌，桌上放着登记册。那里坐着一个没有着装（穿的是便服）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小伙子，他凳子的右侧开着一扇厚厚的、看样子很重的隔音铁门（我在那男黑窝，和马三家的小号见过这种门，但这里的门要比那些地方的重和厚，重厚度至少多出一倍），等我们走到跟前被登记时，我看到了那个开着的铁门里，是个凹状的水池子，里边有水。看样子我们到那时，那里正在放风，那个小伙子见我看到那里，就把那门关上了，等我再想看时，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面墙。我的思维瞬间被这一幕弄乱了，在怀疑自己的视觉。（后来回到家，我看到女法轮功学员丁岩被迫害致死在水牢里，我想到了那一幕）。

铁栏杆门响了，出来两个女犯，年轻的看守对那两个女犯说，你们搜一下她们的身，给她们分一下房，带回房去吧。锁铁门的叮当声再次响起时，我们突然听到一个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救命啊，快救命啊，一个男的声音在凄惨的喊救命。女管房见我们害怕的样子就告诉我们，这里是监狱医院，天天都会这样。那边铁门里关的都是男病犯。那个叫喊的关在这里十多年了，是个政治犯。别害怕。你们不是法轮（功学员）吗？这里总有法轮（功学员）进来。（注：后来上厕所时见到过那个政治犯，那个人非常高大、头发、胡子都很长很乱，毛发、脸上都是大便，戴着手铐和脚镣，听到最响的镣铐声就是他出来了。他有专人看管。）

进到房里，我们三个被分到了走廊的一张单人床上，床上有一个破旧不堪发黄的破被罩，看守又给我们扔进来一个棉花套，那发黄的棉花套都是大小窟窿，一使劲都能拧出水来。这时我们才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黑天白天的概念，阴暗潮湿。走廊的尽头就是一个破旧木板屏风，屏风后面就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小便盆，因为这里一天就放茅厕两次。早上和晚上各一次。我们暂时就住在这个走廊里，头顶就是那个屏风。那个味道至今难忘。

到了这里管二号房的王姐走到了我们中间，她五十多岁，她主动向我们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她也跟我们讲了一些她在看守所看到法轮功学员被打的情况。详见：《我在狱中见到的三十四位法轮功弟子》

王大姐见我伤的厉害，就把我叫到她的管房里，给了我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告诉我，在这里一定要吃饭，把命先保住。有个龙山教养院送来的孙红艳，就被这里杂役（男犯人）常拉出去灌食，最后大小便失禁了，听这里的人讲那罪遭的，不行了才被拉走，听说到家就死了。你可要好好活着，教教我们也炼炼功。我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学，五套功法我还没学太会呢。

于是邹桂荣和周艳波就教我们炼功，她们两个都会背经文，我只会背《论语》《洪吟》，那里两个房四十多人有一多半的犯人跟我们学炼功，每个人都会背几首《洪吟》。我在那里学会了全部的功法，绝经的王大姐来了例假，大北监狱的女病犯们，通过背诵《洪吟》后，很少再听到骂人、贪占别人的物品了。我们三个的身体通过学法炼功，很快恢复了一些元气。

二零零一年的六月五日，沈新教养院见我们三个还活着，没有像他们预期想的那样，白跟我们道别了，就恼羞成怒的把我们拉回了沈新教养院。

回到沈新教养院，这一群恶警就象疯了一样，大声骂我们，还说监管医院有我们三个都成了法轮世界了，成了炼功场了。

回到沈新教养院的第三天，一群警察开完会出来，进到我们的房里，强行让我们穿劳教服装，我拼死不穿，一群男女警察就把我拽到郭勇办公室，郭勇二话没说，拿起桌上的大电棍就电击我，电棍噼啪的电击声，整个走廊都听得到，他边电击我边说：你就是一个劳教分子，把衣服穿上，你穿不穿，你就是个劳教分子。我被他电到沙发上，我对他说，我没有犯罪，是你正在对我犯罪，这衣服你穿最合适、你穿最对。他的电棍杵向了我的头和脸。我被他电倒在地，被一群女警和男犯人拖拽进禁闭室。邹桂荣被一群女警边打边骂也拖拽到禁闭室。一号、三号禁闭室成了我俩被随意迫害的基地了。

我俩又在这里相依为命了。一群警察上到楼上，因为楼上还有七名法轮功学员。看管禁闭室的人员还没来，邹桂荣跟我说：丽萍啊，丽萍，这里又是咱俩。我说：是，不要嫌少，就是这个世界就剩你一个还活着，你也不能穿那罪恶的衣服。她说：知道了；丽萍啊，你现在咋样啊？我说：姐，你没有事吧？她哭着说：丽萍啊，丽萍。两行无声的泪水，我再也无法止住，“姐，你不要担心我，我不会死的，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的。”她说，我也一直会和你在一起的。我说，知道了，你给我背经文啊，姐。她说，你要听哪篇？我说：咱俩一起先背《无存》，你再给我背《位置》。她说，好。

下午，这一群男女警察和男犯人们象土匪一样又闯进禁闭室，我们俩无奈的又一次被它们打扰。其中男警有宋小石，郭勇，还有一个中年男警，一直跟着迫害我们，但他很少说话，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姓什么，女警有邓阳；他们进到禁闭室二话不说，上来就把我摁住，扒光了我的衣服，把我的衣服扔到了厕所，我的手再也无处放，我的身体任其群魔随意扭打，我的头发被他们拽掉一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用人类哪种语言都没法描述那一刻，那一刻的心情，我不想再活了，他们那一群魔鬼也扒光了邹桂荣的衣服，邹桂荣挣扎的声音传出很远很远。她哭了，我还没有见到过她在邪恶面前哭过。我们俩没有了语言的交流。我无声的流下了两行思念儿子的泪水，我双手抱肩，没有犹豫，我的头撞向了厕所边上唯一的一个带角的墙垛。警察们迅速的跑过来，把门打开把我摁倒在地，一只手被他们拿来手铐把我铐在地上的铁网上。我的头被撞出个大包。头晕眼花的我，一个手挡着前胸佝偻着身体，艰难的遮挡着我的前身，我昏昏沉沉的睡着了，什么都听不到了。

第二天，郭勇、宋小石，邓阳还有两个女警和两个男犯人拿着铁锹、铁镐、土篮子来到禁闭室。邓阳手指着我对男犯人说：你看这法轮功炼的多不要脸，衣服都不穿了，炼到最高境界了。两个男犯人看着我都笑了。厕所边上的那个小墙垛被他们刨倒了，抹上了水泥。我单手抱肩坐在那里任其随意观光。老天的眷顾，飞扬的尘土为我遮挡了部份的羞辱。

见我宁可光着也不穿他们的劳教服，以郭勇、宋小石、邓阳为首的一群男女警察和男犯人们又一次的冲到禁闭室，进来就把我摁倒，打开手铐，强行给我套上了那罪恶的、代表劳教人员的衣服。这回他们把我的双手都铐在了地上的铁网上。我的精神再次崩溃，一口鲜血涌出来，我又开始了吐血。

这回我不是绝食了，是太“恶心”了。几天不吃不喝的我再次被那群魔鬼拉出去灌食，也许我的身体太虚弱了，他们拉扯我时也没那么猛烈了，那我就跟你们这一群人讲一讲人的道理吧。我问他们家里是否有女人、有母亲、妻子和女儿，对我的所为你们是否想到了她们。

每次把我拉出去灌食，都要经过教养院的大院，每次都有四个男犯人拽着我的四肢，脸朝天，拖拽到地方。

有冤无处诉，有话无处讲，我就对着教养院的天空喊着讲，“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沈新教养院迫害好人天理难容。法轮功（学员）被超期关押在这里，不让见家人。沈新教养警察执法犯法随意打人，野蛮灌食，是他们在断我们的亲情。不要听信电视的谎言，法轮功没有错。在白云下，各层楼的铁窗里我都看到了光头，光头随着我的喊声多了起来，后来在几次的灌食途中，他们会伸出手来向我竖大拇指，还有敬礼的，光头们成了我的粉丝团，这回全楼都知道法轮功遭迫害了。闲暇间的话题就是法轮功。因为老天安排他们那段时间没出劳役。

一天禁闭室的窗外多了个男孩子在打扫院子，他偷偷的从窗栏杆外递进一瓶可乐，和一个面包，他说，大姐你真伟大，真了不起，敢说警察。这是楼上一个哥们给你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佩服你。你有什么事，快跟我说，我们都会帮你。我说，快记下我家的电话，一定要想办法叫我的家人知道我的事。他说接见时会叫哥们想办法。我说，你快把那吃的拿走，别让警察看见给你加期，他伸过头看到我的双手被铐着，就快速的把那瓶可乐和面包揣进了怀里，他边扫地边跟我说，我好不容易带到这。我说，谢谢你。没有收下他的食物，他有些失望。（后来这个男孩子帮助了我，我的妈妈找到这里。但没有让我见。）

因为楼上楼下的男犯人们，每天定点到铁窗前等待听到我声音的人数越来越多。我看到他们有互相争窗栏的现象，郭勇也看到了，抬我出去灌食的警察们看到了他们伸出窗外的大拇指。他们惊恐万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被抬出去过，他们开通了一个新的灌食通道。在灌食的路上我被两个男普教架着（不是四个抬着了），旁边是一群男女队长，郭勇告诉我，给你们灌一次五十元，跟你家里要。我告诉他我的家里没有钱，是你们知法犯法，不解决我们的问题，强行利用灌食迫害我们。郭勇气急败坏，左手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连续猛击我的后腰，我的右腿瞬间自动往上收起，我痛的大叫，无法忍受那种痛。他边打我时边说：谁迫害你了，谁看见我迫害你了，谁看见我打你了，你给我找出证人了，你有能耐去告我呀。我全身痛出一身汗，大叫不止。把我抬回禁闭室，我已经不能站起来了，我的腰疼痛难忍，我的右腿落不下，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了。

第二天，宋小石和邓阳还有两个队长带着穿马甲（区分服）的两个男犯人把我架出了禁闭室，上了一个面包车，我被拉到沈阳的八院，我的腰被拍了片子。结果不知道，但从那以后郭勇很少单独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一直也不知道姓名，很少说话，又每次都参与迫害我们的那个中年小个男队长，不记得哪天，他打开了禁闭室的铁门，手里拎了一袋饺子，我的一只手的手铐被他打开，他说，教养院的饭你不吃，这是你妈妈送来的，你该吃了吧？听到了妈妈，我泪如雨下。我问那队长，你们让我们母女用这样的方式沟通吗？这饺子你能吃下去吗？他锁上铁门走了。我看到那地上的饺子，我号啕大哭。在沈新教养院我没有见到我的母亲。

（待续）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澳大利亚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