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共迫于压力声称要取消劳教制度，但中共的邪恶本质并未改变，依然以其它方式（如所谓“学习班”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报道，北京新安劳教所、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已经释放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辽宁省朝阳市西大营子劳教所释放了所有非法关押的十多名法轮功学员。但是，一些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从劳教所劫持进各区的洗脑班继续关押迫害。

早在二零零八年，辽宁省大连劳动教养院因为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已是臭名昭著，为了掩人耳目更名为“矫治所”，实际上换汤不换药，邪恶本质一点没变，依然还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以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强制改变他们的信仰，妄图通过折磨把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转化成中共邪党所需要的“假、恶、斗”的没有人性的恶人。

法轮功学员史红波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四日被大连西岗区日新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大连教养院二大队遭受酷刑折磨，被迫害得出现心脏病、高血压症状。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大队长董阁奇等人用布带、胶带将史红波绑成“大” 字型固定在床上（也叫“死人床”），恶警周厚明用电棍电史红波的后颈处。二十六日，恶警董阁奇指使人将史红波从床上解下，将其两手臂分别铐在两个床边，身体呈飞机式，只有吃饭等时候才给解开手铐。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大连教养院将史红波等三名法轮功学员送到本溪市威宁营劳教所所谓的“法制教育中心”（洗脑班）继续迫害。史红波被迫害生命垂危后，本溪市威宁营劳教所害怕承担责任，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让大连教养院把他送回金州家中。中队长王爱国对史红波说：“你可要坚持住，可别死在这里，马上送你回家。” 史红波于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晨离世。

一位曾在此遭受迫害的目击者撰文给明慧网写道：“在大连教养院，我亲眼所见恶警对法轮功学员的惨无人道的迫害：恶警将法轮功学员韩淑华扒光衣裤吊在梁托上，用烧开的水浇在她身上，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听了没有不流眼泪的，之后四个犯人架着她在地上来回拖，水泡全破了，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恶警抬她到大厅逼干活……”“禽兽不如的恶警将法轮功学员王淑红吊在梁托上，用黄瓜绑上绳子插到阴道里，用绳子往外拉，直到大流血才放下来。”

大连矫治所（即大连市劳动教养院）对外宣称“教育、感化、挽救”，实质上是血腥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陈家福、刘永来、孙莲霞、王秋霞、于丽鑫、郑魏等被迫害致死。杨明、李华、刘华、阎寿林等被折磨精神失常；刘文灿、薛楠、曲辉等被迫害致残；大连中医医院的李君肝脾被打破裂；大连石化公司柳继连肛门被电击破裂，鲜血溅到白灰墙上通红一片，就连在场行凶的犯人都不忍再下手。曾有一百多名男法轮功学员被电棍电击，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男女都有）遭到性迫害。

法轮功学员曲辉的生殖器被电击折磨溃烂，颈椎骨折，高位截瘫。曲辉在《告大连市民书》中写道：“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晚上九点我也被拖到那个阴森恐怖的房间里，恶警对我的折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电棍不知换了多少根，橡皮棍把我身上多处打伤，臀部肌肉被打烂，膝盖打肿，颈椎被打断，口吐鲜血，并多次昏迷。每次醒来后，教养院一名叫韩琼的医生检查后说：‘没有事，还可以打’。我记忆最深的是一名叫乔威的恶警，极其狠毒，他一边打我一边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曲辉说：“只有地狱的魔鬼才会把折磨人当成乐趣。”

大连矫治所（大连市劳动教养院）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非常残忍，酷刑折磨致生命垂危时，也不准家属接见，恶警叫嚣：“死就死，我们这里每年都有死亡名额，不需要担责任。”

恶警使用的酷刑：老虎凳、电棍过，开水烫、扒光衣服、关“铁笼子”、打毒针、警绳勒嘴、死人床、“五马分尸”、灌食、灌烈性白酒、灌辣椒水、灌尿、灌粪水、撬牙、捆绑塑胶带至全身不透气、上大挂，蹲小号，木板抽，橡皮棍打，吊铐、背铐、抻刑等酷刑，饭菜中加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等等。用黄瓜，木条、蜘蛛、牙刷往阴道捅。不让洗漱，不让大小便（最长八天不让大便），不让洗头、洗脚、洗澡、长时间罚站、不让睡觉、超时间、超强度、超极限的奴役迫害等等。

自媒体报道北京当局提出年内废除劳教制度以来，并没有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大连法轮功学员戴之正被中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王建被沙河口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孙广慧被旅顺口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

目前大连至少有二十八名法轮功学员面临非法判刑。阎金华、曲淑梅被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庭审；车忠山、朱成乾、王守臣、汪涛、佘钺、史占顺、裴振波、潘秀清、林丽红、白如玉、李圣杰、郭松、于波被中山区法院非法庭审。郭利华被非法批捕，开发区十二名法轮功学员面临非法庭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