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大法前，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利益心很重的人，不受人欺负，不让人说，从不吃亏， 也很要强，爱打抱不平。那时候家庭矛盾大，经常与丈夫干仗，不是骂就是打，孩子老是有病，几乎每个月都打点滴，我感觉活得很累。

我当班主任，对学生没有耐心，经常训学生，甚至打骂，家长也不敢吱声。经常收礼，觉得理所当然，还利用业余时间给学生补课赚钱。

然而当我看完一遍《转法轮》，我的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明白了一切磨难都是自己造成的，那一刻我发自内心的想修炼，使自己变好。得法后，我以“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不再争名夺利，在家庭中能够忍让，做个贤妻良母。在单位放淡名利，每次评优我都主动让给别人，工作任劳任怨，甚至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不去计较，处处为领导考虑，更不占单位一点便宜。我是校医，医用药品器具等从不拿回家来自己用，严格要求自己。与同事之间相处和睦，不算计人，不拉关系走后门，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同事曾说：吴老师是咱学校最好的人。

因学校工作上的要求，领导和个人的材料着急打印，为及时完成任务，我有时中午饭都顾不上吃，这一点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有一次，一名老教师看我工作量大，直接找到校长要求给我减轻工作量。开学后校长把我的工作量减少了一半，过后校长跟我说：你的人缘真好。

我的性格也由于修炼法轮功变得开朗，乐观向上，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比如教育局组织的教工篮球赛，我在单位是主力。按说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不该是主力，但是我身体好，有体力，这是全校公认的。每年一次的全区运动会我都有项目参加，跑百米每年都是前几名，跳远、接力等项目都有我，我成了多面手。在教学方面，我注重道德教育，言传身教，从不要礼，更不收礼，坚持为人师表的原则，从不打骂学生，做他们的好朋友，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学生要孝敬父母。有很多人都说我象变了一个人一样。

屡遭中共的迫害

我用自己的行动在努力实践着做个好人，做个道德高尚的人。可是，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却遭到了中共一次次的非法抓捕、关押、劳教、洗脑等种种迫害，给我的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使我身心受到摧残。在压力下，丈夫曾经四次想跟我离婚，都被单位领导同事劝阻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个好人。

以下是我几年来遭受中共恶党迫害的经过

第一次遭绑架

二零零零年正月初八一大早，当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余庆时，突然听到有人在急促的敲我家的门，当时我的弟弟、弟妹还在我家。我打开门，迎面见到两名警察，其中一人叫仁广林，开门就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回答说是，他们又问我现在还炼不炼，我回答炼。他们就让我去派出所一趟。

我很单纯，没想什么就跟他们去了派出所，可哪想到他们是有预谋绑架我的。仁广林非法审讯我，让我说不炼法轮功，还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我回答说，法轮功就是好，我炼功身心受益，不能说假话，更不能写不炼功的保证。他看我很坚定就不再问了，到半夜十二点左右，他们把我劫持到阿城看守所。

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派出所警察几天就来一次非法提审，当时的办案人叫王中飞，态度蛮横无理，诽谤法轮功，还恐吓我们不写保证就送到大西北永远回不来等等，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几乎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

这是一场由中共当局发动的从上到下系统的邪恶迫害。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阿城 “六一零”人员、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检察院、法院等单位的领导都来到看守所，有的直接找我们谈话，做所谓的“转化”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做好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更好的人，往哪里“转化”？难道变成坏人吗？他们回答，那我们不管，共产党不让你炼你就不能炼，你找江泽民讲理去。 为了执行上边的迫害指令，阿城中共当局还采用株连九族的手段，找来我单位领导和教委领导做我工作，迫使他们参与迫害。我告诉他们，我既没违法更没犯罪，当局没有任何理由抓我，受迫害的是我。领导说单位也因为我被抓，不能评优。他们还给我的家人施加压力，丈夫几乎天天来，我的哥哥、弟弟，一大家子人都来劝我。弟弟要当我面割腕自杀。更过分的是，他们把我七十岁的老母亲从日本骗了回来，目的就是逼我放弃信仰。但是我心里清楚，是非、好坏我是清楚的，真理一定要坚持。看我不动心，他们就说我心狠、自私，我心里很苦，怎么跟家人解释也没用。每次家人走后我都大哭一场，她们在昧着良心迫害好人呀！丈夫一次次逼我，软硬兼施，求我说：考虑孩子就写个保证回家吧；我告诉他说不能昧着良心活着。最后丈夫迫于压力，逼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家产一分不给我，孩子也不许我要，被逼无奈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丈夫看我这么坚定，气得动手打我、骂我，大姑姐也骂我，原来他们在合伙演戏骗我上当。他们的心情我理解，中共搞了这么多年的整人运动，老百姓都被搞怕了。

在看守所里，几乎每天都放诬蔑法轮功的广播，不明真相的警察在无知中干着坏事，对我们打骂都是经常事。我被关进看守所的当天晚上，看守所警察吕奇就把我双手铐在板铺边上三天三夜，不能躺着，只能坐着，只有上厕所才能拿下来，放下来以后浑身酸软。

法轮功学员的吃住条件都是非人的，一切行为都受限制。我们每天被强迫码坐，不许说话，不许炼功，不许看书。警察还会经常突然闯进来搜监，发现有大法经文就抢走，还罚站，动手打人。法轮功学员每天早起炼功，警察就动手打人，用军工鞋狠毒的踢我们，不管男女老少，几乎每天早晨都能听到各个监室里的人被打的声音，有的甚至被提出去打。警察还往监室里扔鞭炮，往板铺上浇水，弄得我们浑身湿透。

有一次我们正在炼功，副所长张文礼气急败坏的闯进来，抄起塑料管子（俗称小白龙）就把我们一顿猛抽，我身上都被打青了。同修张素芹被打得遍体鳞伤，当晚就开始发烧，一连高烧五、六天。更凶残的是，张文礼竟然对年仅十八岁的中学生李晓薇大打出手，而且还抽她的脚底，一边骂着脏话一边打，毫无人性，可怜的小姑娘被打的浑身是伤，腰部和大腿肿成了黑色。不久这个凶狠的副所长遭到了报应，下楼时腰闪了，很久没能上班。

还有一次，公安局来了两名女警察进来搜监，还非法搜身，说些诬蔑法轮功的话。我跟她们讲道理。一个叫王佳的警察，非常恶毒的打我嘴巴，不让我说话。我说我不是罪犯，你在执法犯法。可是没有人听我们的，这些警察被中共谎言洗脑了，什么都不听。这些警察会随时搜监，随时非法提审，法轮功学员随时都会遭受迫害，我们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熬过。

二零零零年，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相当严重的，大约五月份， 阿城中共 “六一零”及看守所人员还曾经到外地去学习迫害经验，目的是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更为残酷的迫害。此次参与迫害的主要有阿城“六一零”主任王凤春、公安局副局长张忠凡、法制科科长奚景龙、城北派出所所长王伟民、警察仁广林、王中飞（迫害具体办案人）、看守所副所长张文礼、警察杨奇、吕奇、高司机等。

我被非法关押了五十八天后回到家中，回来后才知道城北派出所勒索我家人五千元钱，我是被所谓取保候审放回的，这本身就是违法的。二零零二年我开始找各级部门要钱，跟他们讲真相，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零三年才把钱要回来。

第二次遭绑架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九日，我得知在阿城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已经绝食反迫害好几天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于是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到看守所声援，我也去了。

有几名学员去公安局找局长，要求立即放人。我们在看守所外静静的等候，到下午三点多，没有听到放人的消息，反而看到来了很多警察，分别把法轮功学员劫持到各管辖区的派出所。我被劫持到城北派出所，还有八、九个人。到了半夜，我们被绑架到第二看守所。

我们一进看守所就绝食抗议，几天后，阿城区医院医生和110警察就强行把我们拽出去灌食，我们反抗，他们就打我们，把我们按住，插鼻管灌食，灌的是米汤，里边加了很多盐。警察非常凶狠，不停的打骂我们，我被插的鼻孔、喉管都出血了。这些医生和警察都被谎言蒙蔽了，在无知中迫害着大法弟子。

十八天后，我的家人被王中飞勒索了一千元钱我才被放回（我知道这是非法的，后来被我据理索要回来）。到家的当天，不明真相的丈夫在各种压力下，再加上一些人的怂恿，对我象疯了一样，一进屋就拿起塑料管和木棒狠狠的向我打来，打累了歇一会儿，然后就再接着打，还边打边骂：不让炼就不炼呗，何苦害得我们一家人跟你遭罪……从晚上六点多一直打到十点多，足足打了三个多小时，打得我遍体鳞伤，这一夜我不知是怎么过来的。第二天早晨临上班前丈夫还留了一句话：今晚我回来你不开出离婚证明我还打你。

丈夫走后，我就来到单位跟校长说明情况，揭露迫害，领导和同事看到我被打得样子都流下了眼泪。同事很气愤地跟校长说：吴老师这么好的人，凭什么挨打，太过分了。校长给我丈夫打电话做他的工作，说吴老师没什么不好，你这样做是犯法的，你非要离婚我开证明，但是你要三思。阿城公安局局长赵洪光蓄意制造的“六一九事件”，借此迫害法轮功，从中捞取政治资本。

二零零零年末，学校领导找到我，说教委要给我降工资，我当时没说什么，结果不久我就被降了两级工资。参与此事的有教委党办书记娄文彬，政法委书记张大伟（已死亡）。

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我踏上了进京的列车。我们一行八人没有从当地走，而是取道双城，正准备买票时，其中四人瞬间被抓。沿途有乘警盘问，在唐山警察上车查身份证，一路上处处都有人设关卡拦截，最后只有我们两个人辗转来到了北京。

我在天安门广场拉开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同修也一起高喊。片刻间警察疯狂扑来，抢条幅、打人，把我们塞到警车里，劫持到通州刑警队，关了一天一夜，又劫持到哈尔滨市驻京办事处。几天后我被劫持回阿城，当路过天安门广场时，我跟一个同修说，今天回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我想把我的心里话喊出来。说完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修也跟着喊了起来。这时绑架我们的恶人吓坏了，动手打人，企图阻止我们。我们边喊边揭露邪恶，向世人讲真相，警察疯了一样的打我们，用脚踹我们，把同修踢倒在地铁门上，把我也打得脸都青了一个多月。

当天在北京火车站，警察怕我们揭露邪恶，把我们带到一个角落，不敢到人群中去。到了火车上把我们铐在铺边上，不让自由行动，我们绝食抗议。

回到阿城我就被关进了看守所，里面已经非法关押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有进京上访被抓的，有在家被绑架的。其中有一对夫妻是被骗来的，家中只剩下两个孩子。看守所副所长每天都在监室走一圈，大骂一通，说什么都把你们劳教，万家劳教所“转化率”百分之百，我拿脑袋担保。眼见他那嚣张的邪恶气焰，我就站起来制止：你有几个脑袋呀，我告诉你我绝不会被“转化”。他当时就蔫了，灰溜溜地走了。我在阿城看守所被关了三个多月后，被阿城及哈尔滨市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一年，劫持到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

到劳教所后副所长史英白就给我们开会，我们清楚迫害要开始了。第二天同修很多都被包夹了。所谓的包夹就是警察指使在押犯围着一个法轮功学员，吃住都跟着，不停地说，灌输中共邪恶的谎言，做“转化”工作。如果在押犯不同意做包夹，就会被劳教所加期。

有一天晚上我因炼功，被警察关进禁闭室，一关就是二十四天，期间不让自由行动，一人一个小黑屋，手铐在铁门上。这是个邪恶的黑窝，警察个个都很凶，白天不停的骂人，晚上十二点前不让睡觉。警察每个人都被谎言洗脑，像机器一样参与迫害。

后来我被转到劳教所七大队，同样没有自由，还被强迫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我们坚决抵制，也因此经常遭到辱骂、毒打等迫害。

劳教所平时伙食很差，一到上边来检查他们就造假，故意做几个炒菜，欺上瞒下粉饰太平。劳教所为了执行中共的邪恶指令，完成“转化”任务（“转化率”达到标准他们有奖金），迫害步步升级，使用各种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警察被要求人人看《转法轮》，研究书里说了什么，然后反着说，或断章取义欺骗法轮功学员，达到“转化”目的。警察还找来法轮功学员家属，颠倒黑白，挑拨是非，欺骗他们，却隐瞒迫害事实，然后诬蔑法轮功学员无情无义、不管家人、自私等等。她们全然不顾这是一场对好人的无辜迫害，使得我们有家不能回。

有一次，来了很多警察突然搜监，翻床铺，甚至非法搜身，我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一个女警把我的内衣拽掉，更流氓的是把我乳罩也拽了下来。我们同一监室里有几个老太太，有的都已古稀之年了，本应在家颐养天年，却遭到劳教迫害。在中共的集中营里，对老人根本没有怜悯之心，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一位叫曲岩的阿姨，遭受迫害非常严重，她每次炼功，警察都无理骚扰，动手阻止，甚至一次次把她拖到管教室罚站。老人家不配合，警察就凶残的踢她。在劳教所里这样的例子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毒打、被吊铐、被关禁闭的很多，每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有一次因为炼功，一姓林的队长竟找来男警做帮凶，迫害我们。很多人被吊起来上大挂，我先被铐到暖气管子上，后来被双手倒背脚尖离地，吊了一天一夜，手背肿得老高，成紫黑色，浑身疼痛难忍，我咬牙承受，警察来回走动却视而不见，当时我心里就想：这次可能会被吊死了，后来其他同修有晕倒的才把我们放下来。

二零零一年，我亲身经历了万家劳教所的所谓加期大会，当时那场面恐怖极了，警察全副武装，戒备森严，每个法轮功学员的前后左右都有男女警察看管。他们把几名法轮功学员带到前面，宣布加期，接着就把她们拖拽到禁闭室，当天晚上这些人都遭受了酷刑折磨。此外，每个班的狱警都给法轮功学员送来“转化”单，说如果不写，明天就要面临同样迫害。我们心里都很坚定，谁都不写，究竟明天会什么样，无从知晓。结果当晚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万家惨案-----万家劳教所七大队一楼“老三班”（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关了很长时间）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三人的惨案。

由于万家劳教所阴暗潮湿，条件极差，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染上了疥疮，浑身奇痒无比，寝食难安。有的人全身上下长满了脓包，烂的很深的大坑，每天一层一层的血痂，即使这样恶警也没有停止对她们的迫害，她们把法轮功学员拖到一楼，强行用小勺往嫩肉上刮脓，从楼上听到一声声惨叫，撕心裂肺。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份我被释放，回到单位上班后，我感到压力很大，同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有意躲着我，因为电视播放法轮功学员自杀、自焚等造谣宣传，人人都被毒害了，他们也分不清好坏了，我的行动受到监视，即使请假领导也会偷偷派人跟踪我。回到家里，丈夫也担惊受怕，楼下经常有蹲坑监视我行动的人。特别是一到所谓的敏感日，中共当局都特别紧张，警察还经常上家骚扰。

第四次遭绑架

二零零四年九月的一天，我正在单位上班，校门外停着警车，里面坐着一车警察，马荣春和曲延武下车后，来到校长室把我叫去，并强行把我带走，随后城北派出所指导员刘伟仁伙同马荣春、曲延武闯进我家非法抄家，并把我非法关进阿城第二看守所。在家人营救下，十五天后我被放回。

以上是我多年来遭受中共的迫害。在中国大陆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与我有同样的经历。希望有良知善念的民众站出来共同制止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