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把用于牲畜的开口器用来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可见中共的反人类本性，可见中共恶徒禽兽不如。

一次次殴打

二零零五年，我因为张贴真相资料被恶人构陷而遭绑架。在看守所，我拒绝穿马甲，狱警给我强穿并打上手铐，我就开始绝食，警察又给我上背铐，打地环。这种被铐上死刑犯用的刑具，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双手背铐，只能跪着，打着地环，二十四小时都这样，拉尿都由犯人接着，受尽了她们的辱骂。插管灌食后，管子也不拔出来，粘在头上，管子在空腹的胃里蠕动着，疼痛难忍，管子拔出来时，都是黑色的。

后来我被劫持到辽宁马三家劳教所。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由两个包夹二十四小时跟着，不让讲话，吃的是发霉的饼子，里面还有老鼠屎。早晨五点起床，晚上十点收工，干不完活还得拿回监室继续干，因反迫害，不配合队长无理要求，被队长张秀荣、向葵丽打嘴巴子，经常送到水房挨冻、罚站。因不听邪恶广播，被队长裴风关进三角库五天，双手分开铐在铁椅子上，不准睡觉，听邪恶喇叭，同监室其他同修集体绝食抗议，有的同修绝食身体虚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队长怕事情闹大才把我放回来了。

酷刑演示：铁椅子

一次，我拒绝背劳教所的三十条，恶警王淑征打我耳光，把我打倒了，碰倒了暖瓶，逼我扶起来，当时脸皮就被打掉了一块，露出了红肉。

酷刑“吊挂分抻”

我拒绝参加奴工劳动，多次被恶警、恶徒暴力摧残。一次恶徒从室内将我摔到走廊；一次我被恶警王淑征关到东岗，指使犯人用吊挂分抻酷刑折磨我——将我双手铐在铁床两头，双腿跪在地上，卡在下床铁栏杆下，站不起来，蹲不下，痛苦极了。

一次我拒绝答卷诬蔑大法，被恶警马吉山抽耳光，指导员任怀萍指使犯人打我。这个犯人专门打大法弟子，队长给她减期，她爸死了，队长奖她一个月放假回家。

一次我们集体反迫害，不穿劳教服，恶警三天不让我们出门，不给饭吃，大小便在室内盆里，队长戴口罩不敢进室内，马三家就从社会上招来地痞，挨个打，强迫穿上。

一次恶警任红赞、王淑征把我分抻铐在铁床两头上，恶警王淑征用绳子把我双腿捆住，这种酷刑非常痛苦，腿不能动，腰弯成九十度。我就不配合她，王淑征就狠劲拧我大腿内嫩肉，把我打成乌眼青，把我双腿紧紧捆住，她锁上门走了。过后王淑征问我：“你眼撞哪了？”我说：“是你打的。”

马三家造假新闻，要求全换新工作服，摄影师来抓拍，我和同修不配合，又被恶警王淑征打了。

恶警王淑征经常翻大法弟子衣服、褥子、被，把同修经文翻出来了，给包夹每个人加期五天，并公布在食堂黑板上，让犯人仇恨大法弟子，犯人哭了，骂我们法轮功，我就绝食反迫害，制止这种罪恶再次发生，被恶警荣秀娥狠打了一顿并骂我：“该你什么事，你扛大旗来的呀，什么事都管。”打的我前胸不敢动，不敢大喘气，半个月不敢快走路，每次上边来检查队长都把我给藏起来，等检查团走了才放我出来。

我们整体反迫害不做奴工，马三家就把机关人员调来，轮流倒班看管，我被一个暴徒拿大号水杯砸在我脸上，另一个暴徒一脚踹在我腿上，当时我就站不起来了，拖着腿走了一个多月，同修被打的被迫去干活了，有个暴徒看同修都走了，开始对我又踹又打，他们打人真是往死里打，我当时嘴角就流血了，手臂呈黑紫色（医生量血压才看见），恶警马吉山抽我嘴巴揪我头发往墙上撞，晚上睡觉双手铐在床上。

残忍酷刑“灌食”

我开始绝食反迫害，队长张秀荣等一群警察摁着我双手铐在铁床上，张秀荣拿着报纸揪着我的头发，怕脏了她的手，强行插管、灌食，天天如此。我痛苦极了，时间长了，鼻子、眼睛、脸都肿了，不能插管了，她们就直接插到嗓子里，灌完食，就把我吊挂、斜挂，一天只准去一次厕所，想尽办法折磨我。马吉山说：“叫你想活活不成，想死死不了。”她们吊我一只手时，我就用另一只手用塑料袋自己接尿，挂在腰带上，等晚上去厕所悄悄倒了再用。晚上睡觉都是双手被铐在铁床上，被固定一个姿势睡觉，我就利用去厕所多蹲一会儿，缓解一下被固定的酸痛。恶警马吉山晚上把窗全部打开，让这个荒野地方的虫子飞的满天棚黑黑的一片，还有会飞的爬山虎，飞来飞去，有一个小学员被吓得嗷嗷叫，恐怖伴随到天亮。

酷刑演示：死人床

恶警马吉山看我还坚持绝食，就把我手脚铐在死人床上，用绳子把身子捆住，强行给我下了开口器，十几个警察围着我，马吉山恶狠狠地把开口器撑到最大，后咽腔一点气不透，只能靠鼻子呼吸微弱的一点气，我感到快窒息了，心跳出现了异常，我拼命用鼻子发声，这时有个医生摸摸我的脉搏说：“快拿下来，不能再用了。”下午，马吉山叫我到医院去做心电图，马三家教养院有车，他们不给用，不论谁去医院都叫马吉山儿子来拉，扣我们的钱给他儿子（他儿子是个体开车拉人挣钱的）。

由于长期肉体上、精神上受迫害，我心脏出了问题，他们暂时不给我上开口器了，过几天他们又给我上开口器，刚开始我还能死死咬住开口器，不让它撑大，就这样天天撑八个小时，手脚全铐在死人床上，头上放着邪恶的收音机，窗户全用报纸糊住，只留一个小眼。他们总是变着方法迫害我，有时拿着大粗绳子捆在床上，我反迫害不上床，进来四个大汉，把我手脚一拽直接扔上床，他们下班才把开口器拿下，晚上很晚才让我上床，睡觉双手又铐在床上。有时不让睡觉，吊挂、斜挂到天亮，刚躺下又被叫起来。

恶警马吉山看我打着开口器还坚持绝食二十多天，想出损招，一小盆玉米糊上午灌四个小时，下午灌四个小时，把开口器拧小了，喂一小勺，流进去了，再把开口器拧到最大，他们走了，剩我一个人，放着邪恶录音机。一会儿回来，又喂一小勺，又撑到最大，又走了，就这样反复折磨。上午四个小时过去了，下午又四个小时，到最后饭都凉了，天也冷，只准去一次厕所，还戴着开口器，这样咬住开口器的牙齿松动了，钢丝直接卡在牙缝里。有一天，马吉山看室内没人（他打人一般不叫别人看见，装个伪善的处长）使劲拧开口器，我就大声喊，马吉山听有人跑来了，就走了，看看没人又进来拧，恶狠狠地说：“再叫你绝食，再叫你绝食。”过一会有个警察拿手纸进来了，塞在我下巴下，咧咧嘴走了。我口腔已经麻木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等他们下班把我放下，我一看手纸全是血，一摸牙掉了，是下牙中间的四颗，长长的牙根，多邪恶呀！我用手纸包上藏在身上，进来四个警察把我按倒把牙抢走了，怕留下罪证。等第二天又下上开口器，牙掉了，钢丝直接卡在牙床上，牙床肿了，小舌头也肿了，开始溃烂了。我告诉警察，我要控告你们。恶警刘勇说：“爱上哪告，上哪告，别说一颗牙，就是五颗、十颗也是正常的，你们法轮功还能告成怎么的？这是统治阶级。”

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同修上面四颗牙没了，被恶警一拳打掉的。还有一个曾经患子宫癌的同修被他们揪起衣服，肚皮贴在水泥地上，大冬天，两个恶警在她身上乱踹。还有两个同修被地痞拿手铐在脸上左右开弓乱抽，还拿竹子晾衣架乱抽。马吉山把一个同修双手吊在上床上，一只脚吊在下床上，只剩一只脚站在地上。同修袁树哲绝食三天耳朵被队长打到失聪了，她被铐在我对门，暴徒象疯狗一样抽她十多个大嘴巴，逼她写“三书”，她被逼得从楼上跳下去，双脚粉碎性骨折。暴徒王琦为了“转化”学员，用长针扎一个五十八岁老同修后背扎进去，老同修昏死过去了。

他们“转化”我时，把我一只手铐在下床一头，另一只手铐在上床梯子上，身体弯成九十度，卡在上床板下面，头抬不起，下铺板上写着对师父不敬的话，抻不一会儿，浑身痛的汗水都湿透了，泪水、鼻涕一起流，恶警刘勇还在背后踹我，踹一下，我被抻得撕心裂肺的痛。

遭马三家偷偷下药

马三家恶警还在我饭里下药，每次吃饭，我们饭桌十二个人饭都盛好了，临回家前一个小时，有个信耶稣被关进去的犯人偷偷告诉我，有个卖淫的叫高华，天天负责给我饭里下药。我听了非常惊讶，我问她什么药，她说不知道，队长王淑征叫放的。我想起每次吃饭，队长戴玉红都站在我们桌前看着，并问我：“老太太，吃怎么样呀。”原来是在害我，导致我至今健忘，不记事。

七年过去了，我的手腕至今还是肿的，硬硬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