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单位在佳木斯市，是当地一家著名的大型国有现代化企业，员工大部份都是大、中专院校毕业分配的学生。

在一九九九年之前，本企业的修炼大法人数已达五十多人。这些员工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处处以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积极主动，不争名、不求利，公司上至领导、下至员工，对修炼的人都有很高的评价，为此公司对我们在法轮大法的修炼和弘传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无偿给我们提供炼功场地，去农村弘法给我们提供客车。企业领导看到了我们修炼人身体和精神上的变化，有的也开始看书，走入修炼。

可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能使人祛病健身、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回升的功法，一九九九年的七月，却在江泽民一己妒嫉心之下，对法轮大法的修炼群体進行了铺天盖地的迫害，我也被公司责令从电视台下岗。为了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我和丈夫毅然决然的走上了去北京的上访之路。

那时北京的信访办和天安门广场俨然已经是抓捕大法弟子的地方了。在北京的一天早晨，我们几个住在一起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正在居住的出租平房里炼功，突然被当地派出所的警察破门而入，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关押，后通知我公司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领人，第二天公司那边就派出保卫科科长和一名内保人员，从佳木斯赶到北京接我们，把我和丈夫带回了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市看守所女监室，已经关满了很多去北京上访被截回的大法弟子，因关押不下了，我又被南卫派出所的警察送往下面的桦川县的看守所非法关押，我丈夫则被非法关押在了佳木斯看守所。

当我被关進桦川县看守所时，里面已经关押了十几个从佳市看守所转送过来绝食的大法弟子，她们当中有我认识的几个人，有一个是我公司的员工。看到这个场面当时我们心里非常难过，这么多的在做好人的人被关在这里，这是为什么？

在看守所里我们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的是带几个菜叶和泥沙的汤和黑面馒头，晚上只有一碗粥和咸菜，吃、喝、拉、撒、睡都在一个屋里，那时正值东北的十一、十二月份，室外冰天雪地，可我们喝的和洗漱用的都是寒冷刺骨的自来水，甚至还经常停水，平时只有看守所需要我们干活的时候，才能走出监室。就这样我被非法关押了两个月后，东风分局勒索两千元作为抵押金，桦川县看守所勒索我一千元所谓的伙食费，通知我们公司把我接回。丈夫则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臭名昭著的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

因我们去北京上访给公司和领导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公司被上级单位领导开会点名批评。公司领导也感觉到在对待我工作的处理上过于草率，对我个人也有歉疚，所以在我回来后，积极给我安排工作，回家的第二天就让我上班了。工作暂时还在电视台，但不给我安排具体的工作。在之后的不长时间，由于单位進行改革，我也被公司安排到了人力资源部，具体做再就业管理的工作。

在从看守所回来工作后的几年时间里，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到家里和单位骚扰我。每逢所谓的敏感日，单位也总会安排人员跟踪或以加班的名义看着我，甚至我的父亲病重了也不让我回家探望。担心我是找借口再次去北京。单位领导不批给我假，但他们却派车派人驱车四、五个小时，赶到远在农场我的父母家，验证一下我的父亲是否得病了。当他们一行几人来到我的父母家的时候，看到我的父亲的确病在床上起不来，他们才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出去给我父亲买点营养品。这件事情我当时并不知晓，是过了好长时间之后，其中去过我父母家的一个领导在跟我的一次谈话中，无意中说了出来，当他看到我还不知道此事时，有些惊讶，他说：“你母亲没有跟你说吗”？还说：“我们是曾经告诉过你母亲对你不要提及此事，但没想到她真的没有跟你说”。我当时有些激动，随即给我母亲打了电话询问，电话那端我那善良的母亲还在跟我说，是你们单位领导不让我告诉你的。我质问这位领导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自知理亏，找各种理由解释。还有两次我被南卫派出所的警察以找我谈话为由，带到派出所调查。有一次把我扣押在派出所一宿不让回家，理由是说有人举报我要去北京上访。当晚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因她的老板举报她偷客户的手机，而被带到派出所的。晚上睡觉时我和这个女青年被两名警察看管在同一屋中休息。两个警察则在靠门的两边床上睡起了觉。第二天上午，警察孙书龙让我写所谓“保证书”，我不写，他就对我大吼大叫。看到他那张扭曲的脸，我真为他感到可怜。大法在被迫害之前，这个人曾经跟我和丈夫都熟悉，平时见面也是哥和嫂子叫着，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可见共产党把一个正常人变成了什么样。

丈夫被非法劳教的第二年，也就是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日，他和其他大法弟子共计十一个人成功地逃出了那个地狱般的黑窝，从此开始了流离失所的日子。

因为丈夫的逃脱，平日里对我看管的派出所对我看管的更严，劳教所也派人到单位打探丈夫的消息，哄骗诱导我，如果有丈夫及其他大法弟子的消息，要及时通知他们，都被我告之不知道而推回去了。

丈夫流离失所在外地的一天，到一个朋友家串门，被当地派出所的警察绑架，丈夫凭着对大法的坚信，绝食四十多天，正念闯出黑窝回到家中。几个月后，就在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全市大抓捕中丈夫再一次被绑架。被绑架的当天晚上，另一女同修在我家，就听到门外的声音很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到门口仔细一听，才知道是我的丈夫被警察绑架了，警察叫嚷着让丈夫开我家的门，要進屋搜查，我丈夫不配合，他们强行从他身上搜出我家的门钥匙，闯了進来，進屋就看到我丈夫被恶警把手反绑在背后，一警察把我丈夫按倒在地，还用脚踩在他的头上，不让动，美其名曰是怕我丈夫撞暖气片自残，其他警察一顿乱翻，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遍，包括阳台、厨房都没放过，屋里一片狼藉，这一幕就象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土匪抢劫的一样，当时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坏了，浑身发抖。我和另一女同修被强制要求坐在沙发上不许动。在翻东西的过程中，我要拿回放在洗衣机上的手提包，他们没让我站起来，之后我执意去拿我的包，结果发现装在里面的价值三千多元的新手机不见了，因他们進来之前我刚用它打过电话，我说肯定是你们当中谁拿了，他们个个都不承认。他们还从丈夫的衣兜里搜走两千多元的现金，说这钱是搞非法活动的资金。翻完后他们把我们三人一同带回了南卫派出所，把我们三个人分开来進行审问。我被关在了一楼办公室，就听到楼上有打人的声音，我要去楼上看我丈夫，是不是被他们打了，看管我的警察拽住我不让我上楼，哄骗我说录完口供就让我上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派出所的警察把我和另一女同修送回了家。最终没见到我的丈夫。当我打开家门的时候，映入我眼帘的一幕是，家里床上、地上到处都是被翻过的东西，乱七八糟，我当时的心情说不出的难受，一刻也待不下去了，转身把门关上就去了朋友家。我丈夫则被他们非法扣押在了派出所。

我的公公婆婆知道他们的儿子又遭绑架了，心急如焚的从大庆女儿家赶了过来，之后的日子就是我们三人不断奔波于南卫派出所和东风公安分局（现佳东分局）和市局之间，要求见我丈夫和要回从我家非法搜走的钱和物品。

有时我和公公婆婆一起去南卫派出所、东风分局和市局，有时是老俩口去，公公婆婆敢于说真话，公公退休前曾是个领导干部，明白这些政府是怎么对付老百姓的，他们走到哪说到哪，说现在的共产党怎么跟过去的国民党和土匪一样，到了别人家里连偷带拿人家的东西，可能说到那些警察的痛处了，他们感到颜面受损，认为是我在被后指使的，分局就下令开始实施抓捕我的计划。就在五一放假期间，他们动用一辆吉普车和好几个警察，光天化日下把我家团团围住，在我家门外用力砸门，不给开门他们就开始撬门，我公公就拿着菜刀在门口对他们说，今天谁敢進来我就砍了谁，那些恶警在门外听到老人家来真的了，他们也不敢再砸门了，就软硬兼施的做我公公的工作，说不是要抓我，就是進屋看看我在不在家，找我谈谈，但都被我公公严厉呵斥拒绝了。

在这过程中，我婆婆的心脏病被他们一次一次的砸门和撬门、恐吓犯了病，一听到砸门的声音就吓的一哆嗦，直到现在有时一听到敲门声音大一点，她都吓的一哆嗦。本来俩位老人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被这一折腾吓坏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婆婆吃下药也不见好转。

整个过程都被我家这栋楼的居民看在了眼里，人们都在议论纷纷，说现在的警察不干好事，就知道抓好人。有的邻居给我公公通风报信，说别让我出去，那些警察还没走，让我多加小心。警察一看不给开门，又顾及他们自己的影响，怕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不敢再砸门和撬门，但又不甘心就这样退回去，就在我家楼前楼后蹲守了起来。就这样我们三人提心吊胆的，全无睡意熬到了天亮，第二天一早，一位好心的邻居告诉我公公说警察撤了，让我赶快离开家，可能警察知道第二天就是五月八日了，七天长假过后单位就要上班了，可以到单位抓我。就这样我坐上公公叫的出租车，在左邻右舍的目送下离开了家，从此便开始了流离失所的日子。

在流离失所的那段日子里，多亏同修的帮助，我有了落脚的地方，但我时常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捕频繁的换住所，整天提心吊胆，担心哪天警察找上门来抓我。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心里还时时惦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丈夫，不知他在里面的情况如何，脑子里经常会反映出关于他的不好的消息。

家里这边公公婆婆也一直没有放弃找相关部门要求见他们的儿子，整天奔走于派出所、公安分局和市局之间。但都没有得到答复。俩位老人不知道他们的儿子被关在什么地方，到处托人四方打听，我的婆婆更是整天以泪洗面，唉声叹气。同时还要应对经常到家里来找我的单位同事，单位的同事每天轮番到家里看看我回没回家，并哄骗俩位老人说，只要我回单位上班就没事了，派出所不会抓我的。公公婆婆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早已不相信他们的话了，回绝了他们。

半个月之后，我公司在大门口贴出了关于开除我工作的公告。之后就听到消息，单位为了配合南卫派出所抓捕我，每月拨给派出所一笔钱，用于四处找我的费用。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坐公交车，就遇到两个人正在说起此事，当时她一听就立即为我伸张正义，对那俩人说：“凭什么抓人家，人家又没干坏事，你们单位还出钱帮着一起抓，这不是在干坏事吗”。

公司领导哪里知道，他们的行为会给整个公司和他们个人以及员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这是在给恶的势力充当帮凶，违背人的良知，迫害修炼的人，这是人、神共愤的行为。不到几年的光景，当年那个花园式的现代化的企业（三江食品公司）就倒闭了，员工也都失业了，很多家庭为了生活不得不夫妻分居两地各谋生路，有的去外地打工，艰难的度日。公司领导中有好几个人因车祸和癌症相继离开了人世。

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也为了生活，我决定离开当地，去南方的一座城市打工。

在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之前，我好容易托人到看守所见到了分别八个月的丈夫。那时才得知他被非法判重刑十年，他在里面曾绝食近两个月抗议被非法关押，遭到过多种酷刑折磨，都不曾屈服。在那样的环境下，丈夫还笑着对我说他挺好，不要让我惦记他。看到丈夫回监室时消瘦的背影，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这一别就是九年的时间，直到二零一一年三月，因佳木斯监狱在十二天的时间里，连续迫害死了三位大法弟子，迫于国外国内的真相电话和国际媒体的关注，以及家属的追究的压力，佳木斯监狱开始给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大法弟子检查身体，查出身体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就通知家人办手续。

丈夫当时被检查出高血压等症状（210ml汞柱）。监狱方通知了我丈夫的家人，让去给丈夫办理保外就医的相关手续。得知消息后，三月份我从外地赶了回来，刚一下火车，我就和另两个同修去监狱见我丈夫，结果遭到了监狱相关人员的百般刁难，不让我和丈夫见面，直到丈夫的哥哥、姐姐来了，才得以让我们见上面。

在办理丈夫保外就医的相关手续时，我们户口所管辖的南岗派出所和前进公安分局来回推诿，不给予办理接收手续。我年近八十岁的婆婆，特地从大庆坐了一天的火车，来到佳市就是能尽早把她的儿子接回家。历经了五个月的时间，我和婆婆不知道跑了多少回的派出所和公安分局，最终还是我的朋友花钱托关系找熟人办完了手续，直到八月份我丈夫才得以被放了出来。这就是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法委系统，残酷的迫害着一群修真、善、忍的善良群体。有多少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回。天理昭昭，奉劝那些还在助纣为虐，继续干着迫害大法弟子事的人，赶快悬崖勒马，停止迫害，神留给人的时间不多了，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能明白真相，退出中共组织，选择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