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因中共、的迫害，我流离失所在哈尔滨，九月三十日，我和几位法轮大法弟子被哈尔滨南岗分局恶警绑架到了哈尔滨鸭子圈看守所，三个多月后，被劳教三年，于二零零二年一月十日被送到臭名昭著的万家劳教所（后改名为前进劳教所）。

刚进劳教所，就被几个转化人员送进集训队“转化”，遭受精神摧残。三个月后，他们对我说：不“转化”，送七大队得疥疮，身上烂着去吧。到了七大队一看，身上长疥的大法弟子，身体肿胀，铜钱那么大的脓包，连成一片，流脓流血，真是惨不忍睹。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反而被抓，我们没有犯罪，信仰自由，我们在一起学法，恶警不让，拿拖布沾上水打我们，打得手上都是青疙瘩，衣服也扯坏了。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万家劳教所又一次对大法弟子残酷迫害，这一次是恶警张波到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学习怎样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经验。这天早晨，院子里来了很多男恶警，九点钟开始对我们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我在一班，恶警第一个把我拽到禁闭室，我看见七、八个恶警在打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年大法弟子，打得满脸是血，已经起不来了，还在打。他们把我带到监控室，让我看监控，只见每一个小屋里都吊着一个大法弟子。他们问我，你怕不怕，要怕就赶紧写三书。我说，不写，你们比（电影里描述的）日本鬼子还残忍。他们说，那你就得和他们一样；然后把我拽到一个小屋里，把我的手背到后面，戴上手铐，用绳子绑在手铐上吊了起来。

这时全身的重量就都压在了两个手腕上，而手腕又被手铐铐着，一会儿的工夫，肉就嵌到手铐里，钻心的痛。三个男恶警，一个姓李，一个姓王，一个我忘了姓什么，男恶警手里拿着电棍，叫嚣着：你写不写？我说，不写，我修炼法轮功没有错，你们太残忍了，难道你们家就没有兄弟姐妹吗？恶警说，你说什么都没用，赶紧写。这时我的胳膊已经失去知觉了，由于受不了邪恶迫害，违心的写了不该写的三书。白天恶警逼迫我们背监规，学什么法律，坐小板凳，我们不学，集体绝食抗议，又一次把我们吊了起来，以后稍有不从，便是坐铁椅子，罚蹲、电棍电，最后又使出了更邪恶的招术，逼迫每天集体宣誓加入邪党，真是邪恶到了极点。

后来又强制我们到拖鞋厂干体力劳动。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身体上的劳累和精神上的摧残，使我的身体出现了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症状。记的有一次发高烧，一宿没睡觉，第二天还得坚持干活。

大约在二零零四年九月份的一天，恶警张波突然叫我收拾东西，说我被取保了。恶警把我送到门外，我一看没有家人，是哈尔滨南岗分局的恶警在那里等着我。就这样，他们又把我绑架到鸭子圈看守所。几月后的一天，恶警叫我出去接起诉书，我不接，我也没犯法。

大约在二零零五年二月份，恶警把我带到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非法开庭，这个恶党根本就不讲法律，已经劳教我三年，在劳教所里呆了两年多了，又说判轻了，又重新诬判了我十一年。这次在看守所里呆了六个月，大约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份，把我送到了另一个邪恶黑窝——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队里，每天被一名刑事犯看着，叫包夹，上厕所都看着，还有一名恶警包几名大法弟子，叫所谓的帮教。迫害我的恶警姓井，我刚到不长时间，恶警把我叫到办公室，给了我一本诬蔑大法的教材叫我看，我不看，就开始打我的脸，手打黑了，用大本夹子打，打累了又叫我蹲着，我不蹲，恶警气急败坏的叫来两名刑事犯打我，踢我的腿，用绳子绑上我的手，让我蹲着，接着又逼我“转化”。

二零零六年又开始逼我“转化”，这一次是监区最厉害的一名刑事犯，叫王凤英和崔香，又是打，又是骂的，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根本就不动心，他们没办法，把我送回集训队。同一年，在集训队的对面成立了一个什么攻坚队，专门洗脑“转化”，折磨大法弟子不知用的什么刑，我们经常能听到大法弟子被折磨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和那种在酷刑折磨下仍坚持真理的从内心呼喊出的“法轮大法好”的声音。

到了二零零七年，我要求无罪释放。我和几位同修开始绝食，绝了十天。这期间，恶警指使犯人搜查我的东西，把我所有的手抄经文都拿走了。不长时间，恶警把坚定的大法弟子都分到各个监区，留下我和几个同修，开始对我们迫害，晚上不让睡觉，罚站、侮辱师父、侮辱大法，骂我们，满嘴的脏话。我的腿和脚都肿了，血压也高了，这时只想快点回家，怕一个跟头栽下去死在那里。我年老的母亲在二零零五年去监狱看我，回来后着急上火，没几天就去世了。

我自己还有三个孩子，丈夫去世早，孩子们已经没了父亲，不能再没有母亲。

在黑窝里呆了七年零二十一天，我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离开了黑窝，回到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