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月子病是世界医学界头痛的疑难症。一九九八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三个月后，我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更为神奇的是，我不识字，不能读大法书，心里很着急。有一天我急的哭了，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在梦中就见大法书中的字金光闪闪的往我脑袋里飞。醒来后再看书时就能认字了。以前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现在四十多本大法书我都能流畅的通读。这就是大法创造的奇迹。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对大法进行全面的迫害。我想我是大法的亲身受益者，我要把真相告诉世人，让世人明白真相，珍惜这伟大的佛法。

在中共对大法迫害的十四年中，我遭到了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先后十二次被绑架到公安局、洗脑班、拘留所、劳教所，受尽了各种非人的酷刑折磨，以下是我十几年来所遭到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九月，燕郊分局杨福文、“610”（中共专事迫害法轮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人员张子华、崔晓燕等八人闯到我家，没有任何手续进行非法搜查，把法轮功的书籍、磁带、录音机、手抄本等全都抄走，后又有三次抄家并几次把我绑架到镇政府关押，一关就是一个星期。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到北京去上访，后被三河市“610”头子刘富强绑架回三河市燕郊公安分局，背铐在铁柱子上，警察队长杨福文对我左右开弓打了四十多个耳光，打累了之后，杨又脱掉大皮鞋，用皮鞋后跟再打我四十多个耳光。我口内流出了鲜血，脸部黑紫。恶徒问我还炼不？我说：“炼！法轮功让人做好人，我和孩子的病全好了，法轮大法已经溶入了我的每一个细胞中，不学怎么可能呢？”

警察杨福文用小麻绳把仅穿着内衣裤的我五花大绑，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用两根高压电棍，往我脸上、手上、百会穴猛电，电了一个多小时，我脸上手上电糊了，电焦了，电出了难闻的气味。后来警察又用手铐铐我，手铐都铐进了肉里，疼痛难以形容。期间七十多岁的张玉宽及另一个同修也被打被电棍电。同修胡宝珍竟然被折磨得昏了过去。后我被送到三河市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和三十多名同修集体绝食抗议对我们的迫害，八天后被放回。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镇“610”的几个人把正在地里干活的我绑架到了镇政府，男女混关在大会议室里，没有床铺、食堂、不许洗澡，不准看书、背书、不准交谈，失去人身自由半个月。十二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集体背师父的《洪吟》、《论语》。阴险狡诈的政法委书记张子华调来了二十多个凶悍的警察，副局长刘树春和队长田曙光气势汹汹的逼问：“谁起的头？”我挺身而出，说：“我们做好人，没有偷、摸、抢、黄、赌、毒，放着坏人你们不管，我们信仰真、善、忍哪错了？背我们师父经文是我们的自由！学大法我学定了，谁也改变不了我，枪毙、蹲大狱什么我也不怕！”

恶徒把五名法轮功学员用手铐铐住，踢打，有的绑在两辆警车上，有的脚尖沾地铐在了大铁门上。恶徒逼我跪在冰冷的小石子的水泥地上长达一个多小时。刘树春在打吕宝菊几十个大嘴巴时我喊：“不许打人！”田曙光说：“打的就是你！”我告诉他：“打死也不怕，越打越坚定！”他说：“还想和××党作对造反？”我说：“谁想造你们的反？我们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我在家里干活干的好好的，是你们从地里就把我抓来的。说话自由是国家允许的。我们一群老弱妇孺给支枪连枪栓也拉不开，我们手无寸铁造什么反，你甭给我们扣帽子！”

后来恶徒又抓来了五名法轮功学员，有的吊铐在大门上，两脚不让着地，门上没地方了就铐在铁柱子上；有的被关在冰冷的铁栅栏房内，不给饭吃，警察还喊“饿死你们”。警察限制法轮功学员如厕，男女之间没有任何遮挡，逼在栅栏内解手侮辱人格。

二零零零年，我接受了日内瓦记者的采访，讲述了我受迫害的经历。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被绑架到燕郊镇轧钢厂被强行办洗脑班十五天。我和那里的“610”及镇政府人员讲真相。一次，河北省三河市几个调查人员来调查。我和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和我修炼受益后的情况，说到我没念过书，可大法书我全认识。他们不相信，认为不可思议，就拿来一本《转法轮》让我读两页，我没念错一个字，很流利的读完了，让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个当官的说：“你合格了，你走吧！”

从一九九九年迫害以来，每到他们所谓的敏感日，他们就派人长期监视、跟踪我，我下地干活时，他们就在地里看着我。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二日，我去通县地区发、贴大法真相资料，挂了有一百多个横幅，后被抓送至通县二处劳教所乔庄看守所。警察开始审问了二十四小时，我不告诉他们名字。当时我只穿一个内裤，一条秋衣球裤，正赶来月经，没有卫生纸，自己又没钱，只能垫一块破布。在北京乔庄看守所受了十五天的非人的折磨后，我又被转到三河看守所。在看守所我绝食九天，直到生命垂危才被放回。当时人已经走不了路，被二人抬上了车。我回家后抓紧学法炼功，在大法的佑护下我的身体很快恢复了。

二零零一年七月，市“610”办洗脑班恶徒张子华带着六个人把我围在家中，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从屋内抬到大街上、扔进了汽车里，强行绑架到三河市洗脑班。张子华恶狠狠地说：你已经几进几出了，绝食好几次了，这次我看你有多硬，有你好瞧的，不“转化”三年大狱等着你呢，你就甭想回去了。

洗脑班整天放着诬蔑师父和大法的电视。恶徒们轮番围着我，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几个人架着我强行让我踩师父的画像，我不踩。他们就变本加厉地折磨我。在我困得不行时，他们让我手抓笔在他们写好的保证书、决裂书上签字，我不签，把那证书给撕了。他们就让我罚站，使我的脚腿水肿得很厉害。还强迫罚我抱头蹲，脸都控肿了。后来一看硬的不行又用软的，我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又和他们讲真相，几天后堂堂正正回到了家。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二日早六点，燕郊分局杨胖子带队来了八个人，在恶党村书记朱宝富配合下，没有任何手续就把我倒背手铐，强行送到三河“610”邪恶机构。十一点多才解开手铐，铐子都深深陷在肉里。第二天押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特教二中队。没有任何手续就告诉劳教三年。开始王文革警察搜身，脱光了我的衣服。后来四天四夜不让我睡觉，正赶上来例假也不给卫生纸。一百多人轮流来折磨我，罚站、蹲墙根、长时间面壁把脚腿全控肿了。限制大小便、暴晒、冷冻、打耳光、做奴工。二年多的牢狱折磨，我的手脚趾甲全陷了下去。体重减了二十多斤。劳教所里的饭猪狗食都不如，萝卜白菜汤带泥，常年吃不到绿叶蔬菜。我被绑架劳教，没有人通知我的家人，家人都不知道我去哪了，就焦急万分去公安局找，他们都推说不知道。在那段失去了妈妈的日子里，两个孩子生活出现了危机，没有了生活费和学费，上初中的儿子退了学，我女儿还被人骗到偏远的山区结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孩子去哪了，直到我回家才去找回来。给孩子们的心灵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创伤。

二零零三年七月，我回娘家，在车上就因为带了一本《转法轮》，让河北围场县公安局抓进看守所，又敲诈我哥、姐三千元钱才放出来。在看守所内睡光板床，夜里冻的直哆嗦；整天吃白萝卜汤，没有一点油星，不熟的小窝头全是渣子皮。一个月下来头发掉了很多。

几年来恶人多次到我家骚扰监视，二零零零年元旦，七个人在我家看了三天三夜。

奥运会期间，邪党村书记找我谈话，我给对方讲了一个多小时真相。从牢狱回来后，我开“摩的”糊口谋生。对于困难的人，我体谅对方的难处，少收钱，告诉他“法轮大法不图回报，只图您好”。有一天，四个大学生坐车，应该给七元钱非得给五元，我没有计较，乐呵呵地让他们上了车，给他们看“藏字石”和真相小册子，使他们明白了真相，其中一大学生激动地说：“阿姨，您真好，看来这个党真要完了，中科院院士都退了，您给我们也退了吧。”“阿姨您救了我，我不管您叫阿姨了，叫您干娘吧！对，不叫干娘，叫您亲干娘吧，！我给您磕头吧。”当时他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看到众生那颗渴望得救的心，我不禁流下泪，我说：“你别谢我，应该感谢李洪志师父，是李洪志师父叫我来救你们的。”

我用法轮功学员的修炼的善心对待一切，赢得了身边同行的理解和尊重。其中有一个人撕过我给他的真相资料，后来他出了车祸，我真心的安慰他。那个人身体好了以后，有一天在我前边等活，来了一个十八元的大活，可是他没有绳子接不了，这时候本来应该我接这个活，我却主动的把自己的绳子借给了他，对方非常感动。

二零零四年我在北京昌平打工时，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绑架到昌平看守所，在洗脑班被迫害一个月。打工处的老板明白真相，花了不少钱打点把我救出来。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派出所警察闯入我家，逼迫我签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我拒绝。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在三河市“610”的指使下，燕郊镇派出所警察闯入我家中，把我绑架到廊坊洗脑班。绑架我时，警察又抄了我家，把家中仅有的2700元钱给偷走了。后来去找他们要他们不认账。我在廊坊洗脑班被迫害五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