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程丽娟女士的自述：

我叫程丽娟，一九七零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我就体弱，长得瘦小，总是肚子疼，伤风感冒不断。平时坐的时间要是长了，后背就疼，农村地里活也干不动。由于身体不好，每天总是无精打采，闷闷不乐。母亲不想让我在农村找对象，就找到城里，结果结婚一年半就由于种种原因协议离婚了。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而立之年，也不知道人为什么活在世上。

一、法轮大法重塑了我的生命　　

一九九九年六月份，经一位法轮功学员介绍，我喜得了大法。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每天不再昏昏沉沉，过得充实、快乐。我开始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同时我也有了健康的身体，从新拥有幸福的家庭。

记得有一次我去城里办事，刚穿过一条马路，没看见有车，走到马路中间时，有一位中年妇女骑着自行车就向我奔驰而来，躲我已经来不及了，把我仰面朝天撞倒在地，兜子也飞出去了。她红着脸赶忙说：“对不起，我骑得太快，下不来了。”当时我站起来首先想到的是师父教我们凡事为他人着想，不给别人添麻烦，就说：没事，我是学法轮功的。捡起兜子就去办事了。

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去看热闹，由于车多拥挤，人走道困难，只好把自行车放在了不太合适的地方，这时过来两个小姑娘喊着说“谁的车子这么碍事，往那边靠靠！”边说边骂一些很难听的话。我笑笑把车挪挪，她们过去了。

家人看到我的变化，打心眼儿里支持我。

二、第一次进京上访遭拘留、骚扰、罚款

正当我沉浸在大法带给我和家人的美好与喜悦之中，谁知好景不长。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作为一个在大法中受益的生命，为了更多的有缘人能不受蒙骗走进大法，我决定进京上访，告诉他们中央政府是错的，师父和大法是被冤枉的。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一日，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北京信访局依法上访，当时信访局的牌子已经摘掉了，门前全都是全国各地的便衣警察，他们问出我们的地址后，不容分说地把我们推搡上车，送到长春驻京办事处。办事处有专门的警察在那看着，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上厕所也要有人跟着。

到了天黑，他们把所有吉林省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全部遣返回当地。在火车上，一个不明真相的警察跟我说“你这么小岁数炼那干啥，回去别炼了。”我没答应。到了长春站，警察把我们三个农安县法轮功学员的胳膊用胶带一个连着一个地缠上，接着被当地农安县公安局劫持到农安县拘留所。

在拘留所走廊里一个法轮功学员跟我说惦记家，我就安慰她几句。这时一个姓黄的女狱警听到后马上恶狠狠地叫道：“这是什么地方，不许你们随便说话。”当时拘留所里已经非法关押了好几百名法轮功学员，每天给我们吃的都是大碴粥、窝窝头，长毛的咸菜，和带泥的白菜汤。里面没有生活用品，多人使用一个牙刷，每天我被强迫坐板、念监规，姓黄的女狱警（30多岁）还强制我给拘留所打扫卫生。由于吃不饱饭，浑身无力，两腿发软。

一天，我正在监号吃饭，烧锅镇派出所户籍员周红林（男，五十多岁）和革新村书记张坤（因杀人罪已被判无期徒刑）到监号来了，张坤故意问我想不想回家，我没说话，他们回去竟恶毒地散布谣言说：“学法轮功的人都疯了，愿意在那里蹲着，不愿出来。”

过了几天，狱警叫我出去，烧锅镇派出所所长李振（已遭报死亡）和革新村中共书记张坤到拘留所逼我签字放弃大法，被我拒绝。还有一次，拘留所非法提审，警察逼问我还炼不炼，我坚定地说“炼”。当时有一男学员被警察逼着喊“××党万岁”，这位学员不喊，就被警察打了耳光，他没有生气，也没有还手，只是一直站在那平和的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李洪志大师教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讲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记得当时的副所长姓陈，六十岁左右，戴眼镜，站在走廊用手比划着我们连喊带骂地冲我们咆哮，胡说八道的喊：“你们比杀人放火还杀人放火！”我被非法关押一个月时，陈所长逼我在决裂书上签字，称如果不签字，就不放我回家，当时我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惦记，违心地签了字。我回家之后，才知道我父亲被革新村书记张坤以“上边”的名义勒索了3000元现金，也没给开收据。

由于害怕再次遭到迫害，我被迫外出打工。在打工期间，革新村书记张坤与革新村治保主任于长波（已遭报车祸死亡）两人狼狈为奸、积极参与迫害，两次向我父亲勒索钱财，让再交5000元。我父亲说，“都罚3000元了，怎么还要？！”张坤谎说：“再交5000，你姑娘不炼了还返回来。”我父亲这次没有受骗。

值得一提的是，革新村书记张坤和我家还是亲戚，可在他的眼里只有金钱和权力，亲情早已被党性所扭曲。一次，革新村大队会计郑广文，治保主任程琳和鲁青又到我家骚扰，张坤人虽没来却打来电话称还要罚钱，因我哥在大队建筑工地干活，大队有我哥工资，就要用我哥工资当罚金，当时正赶上我在家，被我拒绝。后来张坤又去我家骚扰，谎说我和当地一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了，要打车去北京接我，想借这个编出来的谎话再次勒索点钱财，结果被父亲识破。

还有两次，农安县公安局伙同当地革新村的治保主任程琳和徐岩到我家想绑架我，因我没在家，他们没得逞。

三、第二次进京上访被施以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再次去北京护法，到了天安门广场，伸手刚要拿出准备好的条幅，就被广场的便衣发现，他使劲用胳膊向后勒住我脖子，膝盖则用力顶住我双腿，将我摔倒在地，又把我弄到大客车上，每排座都坐着武警看着大法弟子，车上一共有二十多个武警。

我们被拉到北京延庆看守所加以迫害。当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强迫我们站在外边冻着，然后被逐一单独叫进屋里，拷问我们家庭住址。法轮功学员不说，警察就拿烟头熏鼻子、烫手背。报姓名的都被遣返回当地了；不报姓名的都给编号关押，我被编36号。

到了监号里，我被强行照像。但我突然意识到不能承认这场强加的迫害，我们修大法、做好人没有错，按照宪法上访说句公道话更没有错，在一个正常的国度里，好人不应该被迫害。接下来的按手印、量血压我就没有配合。然后我开始绝食反迫害，抗议对我们法轮功学员的无理关押。

第五天早上，他们把我和另两位法轮功学员弄到一个屋子里，开始强行灌食。我被五花大绑在一条长椅子上，脚被铐上脚镣。两个人按着我，一个男狱医（大约50多岁，圆脸、戴眼镜、头上有一撮白毛）手里拿着没消毒的红色胶皮管使劲往我鼻子里插，弄得我直恶心，灌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冰凉的，一边灌食一边诬蔑我师父，还说灌的是最好的牛奶。五天里，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到了天黑，他们把我们辗转拉到火车站，就扬长而去了。

这次一共迫害我五天。

四、第三次进京上访再被绑架迫害

2001年元旦，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不断升级，我又一次进京上访。那天，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邪恶阴霾笼罩着北京城。气压很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到了中午我就向天安门广场走去，武警阻拦我，恰好一外国旅游团走过来，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旁边一个女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打倒在地，另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法轮功学员上前制止，高喊“不许打人”。

当时天安门广场“法轮大法好”喊声不断，此起彼伏。就象歌词中所唱的“啊，法轮大法好，啊，法轮大法好，他们的声音在空中回荡着。”（歌曲《天安门广场，你可否告诉我》）

警察叫来一辆大客车，强行把广场上喊口号的、打条幅的法轮功学员抓上车，绑架到北京燕山监狱迫害。到了监狱，因不报姓名，我被编99号。负责迫害我的是一个中年警察，圆脸，中等个头，还有一个较瘦的年轻警察，他们把窗帘拉上，开始对我非法审问，强迫我说出家庭住址，我不说，警察就强迫我长时间蹲着（双手向前伸直），双腿蹲的直麻，最后瘫倒在地，又被叫起来。

这时进来一个胖警察，见我不说，就用手掌立起来砍我的脖子，并诱骗我说：“隔壁的大法弟子都说了，你也到天安门了、也正法了，说了就放你回家。”接着又有几个警察拿李洪志大师的照片放到我脚下强迫让我踩，他们十多人轮番折磨我不让我睡觉，我迷糊过去，警察就叫醒我。折腾了大半夜，第二天早上，进来一个满脸凶相，一口金牙的警察，恐吓我说“现在说还来得及，你年轻轻的，进去了一辈子都出不来，那里还有狼狗。”他还侮辱李洪志大师，侮辱我的人格，强逼我按手印，见我不说就把我投入监号。

八天里又非法提审我一次，那两个第一次审问我的警察都不认识我了，因为我那时已经瘦的不象样了。他们说是刚开始年轻的那个吗？又问我家庭住址，我没说。他们见我不吃饭，就把我弄到监狱医院，五个人围着我，两个人按胳膊，一个人按腿，一个人捏鼻子，一个人拿小木条撬开我牙齿，还说不往下咽就呛死你。灌了一瓶盐水。灌完后肚子胀胀的。第八天中午他们又要野蛮灌食，这时医生说我的血压没了。

他们怕我死在监狱里，两、三个警察就叫刑事犯背着我去医院。医院的大夫说这人不完了吗，要不输血，这人就得死了。警察说没事，她是学法轮功的，给她挂一支点滴就完了。下午放我的时候，让我签字，我写下了“大法弟子”四个字。这次一共迫害了我八天。

五、我的心愿——告诉世人大法好

回家以后，家人看我身体这样，又心疼，又害怕。但是我经过在家学法、炼功，身体很快就康复了。人们也看到了大法的神奇。

写出我的遭遇，是为了让人们更能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作为一个在大法中亲身受益的人，其实我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以我的切身经历告诉您：法轮大法好。请您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退出邪恶的党团队，您也会与我一样，拥有同样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