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那一天正好是周日，按往常我都先去炼功点炼功，那天没有去，大早七点多我骑车，顺着北海前的文津街往西，还没到府右街，就看到有许多人安静的站在文津街路北。我赶紧找认识的同修，在府右街西侧，我找到了炼功点上的几名同修，有七十多岁的老两口，还有几个年轻同修及中年同修，我们站在一起。我站在街边，一直在阅读《转法轮》。我周围的同修多数也都站着在看书。我对七十多岁的阿姨说，您坐在旁边歇歇吧。阿姨说，我是炼功人，还没感觉累。我印象中，那天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多，阿姨一直与我站着，没有坐下。炼功点上的年轻女同修挨我站着，有时我们说几句话。我也看到平时参加青年小组学法的好几名同修在街边走过。这条街平时是走公共汽车的，那天改行了。路中停着警车，三两个警察站在车旁聊天，因快到五月，天气不冷不热。

我就在附近住，当时知道府右街的公共卫生间就两处，我去方便时，沿着街边走，路上只有很小的低语声，显得路很安静、祥和。当时就有同修拿着垃圾袋捡地上的纸屑。虽然只有两处卫生间，那时的条件不好，可卫生间并没有因为人多而拥挤和变脏。快到中午了，有两名青年同修招呼我，我看见他（她）们抬着箱子，里边是矿泉水与馒头，是附近胡同里买的，要需要的同修自己拿。他们也是在青年小组一起学法的。我不感觉饿，也一直没有吃。虽然住的离这里很近，炼功点上同修也是，我们都没有中午回去吃饭，一直站在那里。我记不起是几点时，有同修说总理随便点了几名同修進国务院了。因为我离国务院的门有些距离，也没看见，都是同修一个一个挨着传过来的。后来又听说法轮功研究会的同修進去了。我想这回天津的同修肯定能立即获自由了。那一天我也没多想其它什么，就一直站在那里看书。我还听同修说，有外地同修也来了，还有山东、河北的呢。我不知道能有多少人，印象中比一万人要多。我也没好奇来了多少人，所以也没四处去走走看看。府右街西侧有大树，我就站在树下，那天好象鸟叫都没听到，印象中什么声音都没有。

大约接近晚上九点，天黑了，路灯都亮好久了，同修挨着传递说：研究会的人从国务院出来了，总理答应放人了，我们都回家吧。我说，天津同修放了吗，放了才走。阿姨同修说，研究会同修都说问题解决了，建议大家回家休息。我一想，总理答应了，那肯定放人了。我就随着大家，沿着街边走，走时同修都自觉的捡起周边的纸屑，其实几乎没有，因为我们炼功人都严格要求自己，可以说没有随地丢物吐痰的，炼功不吸烟，所拾起的烟头都是过路人丢的，有的同修把纸屑包到塑料袋里，到其它地方再扔。我一天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也没坐下，也没感到口渴饥饿。炼功点上好几个同修也如此。走时我算是晚的，同修散的很快，比电影院散场快多了，也安静多了。路过北海白桥，白塔已通亮了。我离家很近，回家刚九点多。

值得一提的是，没过几天，有个大学女校友，通过工作认识的，她知道我炼法轮功，那天专程到我公司找我，对我说，听外电说你们“四·二五”散后地上没有一片纸屑，整天都很安静，凝聚力极高，她专程向我来借大法书，还说过些日子就移民澳洲。我就把随身带的《转法轮》赠给她。还有一次，是“四·二五”之后一些天的黄昏，当时我最先到炼功点，记得就我一个人盘坐在地上，一个出租车司机专程开车到我们这，他说听说了你们，知道这里有炼功点，问我有大法书吗？我说家里有，他开车带我到家，我给他一本《转法轮》，他还非给我十二元钱，又把我带回炼功点。

我真没想到，那天安静祥和而平淡的“四·二五”，竟然成为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法轮大法从此为世界所知悉。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江泽民政府竟然从此把法轮功视为眼中钉，置亿众民意于不顾，阴谋酝酿人类文明史上最血腥、最无理性、最无人性的迫害。从那时起，我也开始渐渐理解了在末法时期传佛法的师父的艰难。为了救度众生，不计众生的不解甚至怨谤，只为他们能升起那颗向善的心。我也追随师父走上一条奉献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