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网友，大家好。

作为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我也想和别人一样在父母的宠爱下无忧无虑的生活，尽情地享受青春的快乐。可是家里突遭变故，迫使我和妈妈为了营救爸爸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苦处无以言表，只差还没有沿街乞讨了。到今天为止，我仍然处在这说出来别人也很难体会的痛苦之中，我也曾想打“退堂鼓”，但是我没有，因为我知道我是爸爸唯一的儿子，我知道我爸爸是好人，我也知道我应该成为男子汉了，不管有多难，我都会坚持下去。尤其当我看到妈妈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在寒风中飘动着一头花白的头发还在为爸爸奔波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可以退缩。

以前跟大家说起我家的遭遇的时候，因为心很乱，也很着急，所以一些网友虽然很关心我，但没能看懂。首先，我谢谢大家的关心，同时我也花了一些时间，把几个月来的事情理顺了一下，希望大家能明白我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和妈妈都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还是从头说吧。

一、先介绍一下我家的情况，主要介绍我爸

我爸叫郑祥星，今年四十五岁了，我们一家住在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第十农场。说实在的，以前很难说我爸是个好人。那时候，我爸是本地有名的小混混，看谁都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动不动就出手打架，爷爷、奶奶和妈妈也都拿他没办法。

2001年，我爸和朋友骑摩托车外出，结果被警察查出驾驶证过期，我爸跟警察打了起来，因此被刑拘了半个月。在被拘留期间，他和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叔叔在一个屋子里关了两天三夜。看着人家有信仰的人慈善、祥和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爸既感动又羡慕，于是回到家里后，主动找来《转法轮》这本书读了起来。从那以后，我爸也开始了修炼。

从此，我爸简直象换了一个人一样。不仅他自己改掉了原来的一些恶习，还告诉原来经常和他一起混的哥们儿，别打架了，做个好人吧。

自打我爸不再是小混混后，越变越好，然后我家开了个门市，叫“星云家电”。我爸对人特别和气，而且从来不卖假货。谁买了我家的东西，我爸不但送货上门，而且负责安装、调试，直到买主满意。尤其是售后服务，我爸不分路远或路近，起早贪黑，只要是谁家里的电器损坏或出了故障，只要是一个电话，他都尽量及时赶过去修理，而且都是免费修理。

十农场、十一农场的村民买家电、电动车基本都到我家的门市来买，因为他们信我爸。谁家电器坏了都到这里修，因为我爸技术精，态度好。

在我们当地没修马路之前，我爸为了方便大家走路，用我家的车拉炉渣垫道，还用车把垃圾送到外边，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农场机关上班的人也都知道。

二、我爸被抓

2012年2月25日早晨6点左右，有人敲我家门市的大门，我爸边起床边问，“谁啊？”外面两个女的答应：“修电动车的”。我爸一向热心肠，想着这么早就来敲门修电动车，一定有急事等着用，什么也没想就去开门了。

谁知就在他打开店门的一瞬间，进来的不是修电动车的女人，却是十几个便衣和警察，他们把我爸强行按住，问我爸家里还有什么人，我爸说只有儿子（我）在睡觉。他们又问我妈呢？我爸说我妈回娘家伺候我姥爷去了，那时我姥爷脑出血刚做完手术不久。然后这些人把我爸偷偷弄上了警车。然后这伙人又推开了我的房门，把我喊醒了。我看到突然闯进来的这些人，当时吓懵了，傻愣愣地看着这些人在家乱翻乱抢。

这时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街坊邻居和来回过往的行人都吃惊地看着，不明白我家出了什么事，为啥被折腾成这个样子。我家出事儿的消息一会儿就传开了。十场派出所的所长、李八廒村队长、书记也被唐海公安局刘加满、李富国等叫到现场。从我家抄走的东西拉了两汽车，而且我家用于进货的双排车也被警察开走了。后来人们猜到，我爸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的。

三天后，李富国又拿着自己写的一些东西，让我签字。我当时又发懵又害怕。我以为他是帮我爸的，所以就在他写的很潦草的纸上签了字。后来才知道，那是李富国为了加重迫害我爸的材料。我伤心死了，悔死了！他这个当警察的怎么能那样儿？！

十农场、十一农场的乡亲们都觉得抓我爸不合理也不合法，他们挺有正义感的。都说我爸爸郑祥星是个好人，自愿写联名信，签字按手印保释我爸。

三、我家请律师跟警察交涉

2012年3月17号，给我爸请的北京的董前勇律师来唐海到看守所要求会见我爸，看守所拿出公安局李福国给看守所的一个便条，上面写的是“郑祥星犯有泄露国家机密罪”，不让律师会见。律师和我们都很惊讶，我爸是因为卖家电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呢？还是因为按炼功做好人是泄漏国家机密呢？因为看守所要求律师找李福国写条子才能见，所以律师到公安局去找李福国，同时律师按照法律程序要向李福国递交律师信函。当律师和我妈找到李福国办公室时，李福国不在，只有参与抓捕我爸爸的警察孙敬森在，律师说明来意时，孙敬森不但不接律师正常递交的信函，拿起一个本子就往外走，说要去开会，我妈问孙敬森，你不管，我应该找谁？孙敬森说找副局长刘加满。

董前勇律师和我妈来到刘加满的办公室，刘加满一听是因为我爸的事，就破口大骂，对律师进行人格侮辱，吼叫着：“什么破律师，滚出去”。律师跟刘加满讲这是律师职责，他有权这样做。并明确告诉刘加满绑架关押炼功的学员是不符合法律的。刘加满理屈词穷地竟然恐吓律师：“你也是炼功的吧，把你也抓起来”！律师坦然一笑，对刘加满说：“炼功有什么错”？刘加满又恐吓我妈：“你××（骂人的话），我不出两个月把你也劳教了”。我妈一下懵了，这哪象个当领导的，简直就是个土匪！公安局想抓谁就抓谁？想劳教谁就劳教谁呀？一点法律也不讲，并且能知法犯法？公安局真有这个特权吗？

四、跟法院庭审有关的部份

2012年5月24日，律师来唐海了解案件进展时，法院告知5月29日下午两点开庭，但不公开审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只有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以及审理未成年人除外。这个案子完全不符合不公开审理的条件，而法院拿不出合适的理由却想绕开公开审理。为此，律师进行了据理力争，法院才勉强答应公开开庭。

5月29日大约下午两点十分左右，拉着我爸的白色面包警车从院外呼啸而入，车上拉着严严的窗帘，我们都静静的在审判庭正门等着，想看一看我爸。没想到警车并没有开到正门，而是倒车停到了楼梯下面隐蔽的侧门，然后迅速将我爸从侧门带入法庭。两点十八分，两位辩护律师准备进入法庭，法警以安检为由，对律师百般刁难，连律师装有案卷的背包都不让带入。律师据理力争，双方僵持了十多分钟后，律师才得以进入法庭。

开庭前一天，审判长张凤志曾告诉我们家人，亲属都可以参加旁听。可开庭时突然变卦，只允许我妈、我奶奶、一个姑姑和我旁听，其他的亲属及前来旁听的民众都不允许入场，并且只能站在警戒线外。

两点四十分左右，审判长张凤志宣布开庭，我们终于在分别了三个月后再次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我爸。我爸此时已经极度瘦弱，整个人脱了相，脸色很难看，而且戴着沉重的手铐和脚镣，我的心……

公诉人郑雪娇说，郑祥星你触犯了“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我爸回答：“炼功并没有罪，也不是你们所说的邪教，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这个功是邪教”。辩护律师说：“郑祥星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对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伤害了什么样的人？没有吧？！那你们就不能判他有罪，应立即当庭释放”。

另一辩护律师说：“办案人员李福国在取证过程中，笔录和签字是同一个人伪造的，这本身就是违法。郑祥星修炼法轮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反而获得了整个社会的认可”。同时，律师当庭向法官出示了唐海十农场和十一农场村民写的三封保释我爸的联名信，以及562名村民的签名和红手印。另外，律师还提供了曾经和我爸在一起的铁哥们儿的证言：郑祥星以前是社会上小混混，学功后变成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公认的好人。

公诉人郑雪娇无言以对，只是说：“我无法发表我的意见，请庭长做出决定”。

律师继续出示其他证人证言，充分证明了法轮功不是邪教，而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好功法，是个人信仰。两位辩护律师不但从法律角度充分论证了这个功不是邪教，传播这个功真相资料不违法，同时还从现在社会时势、各个历史事件阐述。绑架和审判炼功学员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另外还劝告法院以后不要再受理这样的案件。对于这些，公诉人郑雪娇均以“与本案无关”相对，回避事实。

在最后陈述中，我爸说：“法轮功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弘传，唯有在中国遭迫害，唯有××党迫害，难道全世界的人都是傻子？就中国人尖？你们今天审判的不是我，而是在试图审判真、善、忍。这也是你们每个人的选择，是你们公安机关每个人的选择”。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除了家属和法院人员外，法庭内还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中年男子，五十岁左右，长得很黑、很胖，个子挺高。他坐在旁听席上，当律师辩护时，该男子用各种手势动作指挥庭长，阻止律师辩护，因此律师的辩护几次被中途打断。由于这个中年男子操纵庭长的非法行径被我妈发现，我妈就一直直视着这位神秘男子，这位中年男子不敢再放肆地用手势指挥法官，法官也看到他们的行径已经被家属发现，也不再看这个男子的手势。这个中年男子还是于心不甘，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把座椅弄出很大的响声，干扰律师辩护。至今不能确定这个中年男子是谁。竟敢藐视法庭，指挥法官。而令人悲哀的是，法官也甘做傀儡，听其指挥。

6月13日早上7点多钟，唐海县国保大队孙敬森带人绑架了我妈。当天下午5点多我妈身体出现严重问题，唐海县国保队长李福国还不放人，后在亲戚的强烈要求下，才将我妈送回我姥姥家，当时我妈已经不能走路了。我妈在我姥姥家不吃不喝整整躺了两个月，7月26日在没有开庭的情况下法院对我爸进行了宣判，非法判10年，判决书也没有给我们家属。

五、到保定监狱后发生的事

自从2012年7月我爸被冤判10年，并于8月8日被投入保定监狱。在9月份我和亲属们来到保定监狱，我们想看望一下我爸，但是保定监狱却拒绝我们会见，监狱解释说：“郑祥星在三个月的严管期间，家属不能会见。”我们在保定整整守了两天，监狱仍坚持不让会见。我们从唐山赶了700里路为的就是能见一见我爸。我只能含着泪回到了家。

然而仅两个多月后，10月28日早上，保定监狱来了两位工作人员到我家，说我爸在监狱跌倒，把头摔坏了，已经做了开颅手术，生命垂危。当天下午，我们赶到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监狱人员带我们来到8楼神经外科一个普通病房，病床上躺着一位病人，头部肿的如篮球般大小，裹满纱布，插着两根导管往外流着血，右眼瘀青，右眼角膜向外凸起，左眼紧闭，嘴张开，舌头向内蜷缩，鼻孔和耳孔都残留着血迹。整个人骨瘦如柴，前心贴后心，四肢被绑在病床上，不省人事。监狱的人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爸爸，这哪里像我爸啊，我妈整个人瘫软在病床旁，整个天好像塌了！

保定监狱在未通知家人的情况下，擅自对我爸做了两侧开颅手术，左右各摘掉2片颅骨（各直径10公分，一块有裂纹）。据医生说，当时我爸被送到第一中心医院时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两侧瞳孔放大5.5，小便失禁。立即采取了抢救措施，经CT诊断，左侧颞骨骨折，半颞部硬膜外血肿，颞枕部硬膜下血肿，右颞部叶及左侧颞叶挫裂伤，脑室积血蛛网膜下腔出血，重度脑损伤。立即采取了手术，从上午11点左右一直做到下午5点。

当时，对于我爸这样一个随时都会没命的重症病人，却被安排在普通病房中，床边连呼吸机都没有。我们查看对我爸的用药情况，发现只是简单地输了一些消炎药，我们亲戚气愤地对大夫说：“我给我家的猪用的药，都比你们给郑祥星用的药好”。在我们的愤怒谴责下，医院才不得不将我爸转至重症监护室治疗。

我们向监狱询问我爸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监狱解释说：“郑祥星是在26日下午上厕所时摔倒造成的。”监狱并提供了26日我爸上厕所时的监控录像。录像显示我爸来到厕所首先蹲在便池旁边呕吐，之后慢慢站起身子准备方便，身体倚靠在旁边一面一米左右的墙上，身体慢慢地向后倒下，屁股先着地，后脑跟着着地，整个身体仰面躺在了地上。之后一位犯人发现了我爸摔倒，叫来了几个犯人将我爸抬出厕所，放到了就近的监舍里，在监舍里，我爸曾经三次大量吐血，在此期间未看到监狱任何监管人员，只是有犯人帮忙把地面打扫干净。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由一个犯人背着，两个犯人在旁边扶着将我爸背出监舍。之后便没有了录像，监狱说是将我爸送到了监狱医院。

我们要求查看医院录像，监狱说没有。我们见到了当时给我爸医治的监狱大夫，我们问他当时是怎样对我爸进行的医治？他说：“郑祥星送来时，看到郑祥星嘴角上有血，按胃出血治的，只输了些止血药。”我们问：“你知不知道郑祥星是在监室跌倒昏迷后送这来的？”他说：“不知道。”我们问他是否给检查头部，他说他用手摸着检查了他的头部。我们非常纳闷，头骨都断裂了，难道用手还摸不出来？

在医院里，对我爸每天的医治及用药情况，医院一概不告诉我们家人，医院说他们只告诉监狱特定的某人，让我们去问监狱的人。我们看到我爸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却不知道真实病情及用药情况，感到非常焦急和无助。

医院虽然拒绝向我们透露治疗情况，却在病房安排了警察监视我们家人每天在医院探望时的言行。我们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附近所住的乐活城市旅馆也被监控，时不时的调出旅馆录像，查看我们在旅馆的生活情况。同时我们当地政府唐海县十农场也派来了两个工作人员，监控我们家属的一举一动。

过了一个多月，奇迹竟然发生了，我爸活过来了。我爸的两只眼睛已经能睁开，但是看不到东西，手脚也都会动了。也能说话了，但是没有思维记忆。也能正常进食了，但是大小便失禁。对此，医院的医务人员也是连连称奇。

保定监狱本以为我爸一定活不成了，现在我爸一天天清醒过来，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为此，就在我爸出现意外好转时，他们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竟要将我爸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收监入狱。

六、为保护我爸，我们投诉了

2013年2月20日下午，我们请的三位律师向保定监狱提出司法介入并和保定监狱负责人见面，律师提出三方面的意见：1、立即给郑祥星办保外手续；二、解决关于郑祥星的医疗费用问题，三，查明郑祥星被伤害的事实真相。要求21日上午12点前给予答复，否则去检察院启动控告。

21日上午10点左右，保定监狱狱政科科长石志勇等人到我们住的旅馆看了看，了解到律师中午12点离开保定。下午1点左右，保定监狱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偷偷将我爸收监入狱。

得知我爸已被偷偷收监入狱，我和我妈非常担心，因为按照保定监狱已有的表现，我爸很有可能不但不能继续治疗，而且很可能遭到进一步迫害。为此，22日上午，我们早早就来到了保定监狱，范副狱长把我们母子带到了监狱，并叫监狱医院的院长侯拥军带我们进了一间新建的门诊房。房间很大，只有两张床，一张床空着，另一张床上坐着我爸。我爸床边站着四个“照顾”他的犯人，另外还有两个被称作医生的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两个小伙子身上的白大褂是崭新的，明显看出是刚刚穿上，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为了“迎接”我们的。房间里的医疗设施只有两样：一个氧气瓶和一个测心电图的小机器。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病房显的空荡荡的。

我们看见我爸在床上坐着，而且两脚抵着床栏杆，就问旁边的人为什么让他这样坐着，有人回答说是让他锻炼恢复体力。此时我们发现，仅一夜的功夫，我爸比昨天憔悴了许多。而且我们还发现，病房里温度很低，我们穿着羽绒服还觉得冷呢。我们表示这么简陋的设施根本不能给我爸很好的治疗，要求转院。侯拥军问我们想转到哪里，我们要求转到北京的大医院，侯拥军说省内的还可以商量，去北京不行，而且要上面批。

因为前一天未商量妥，所以第二天（二十三日）上午，我妈和我再次来到保定监狱，要求转院治疗。门卫告诉我们，休息日没有领导，将我们拒之门外。我们怎么跟门卫商量也不行，既担心，又伤心，我妈于是坐在监狱的大门口哭了起来。

监狱门口过往的人很多，见此情景，一些路人过来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将我爸被迫害的经过边哭边断断续续的说出来，很多人都很同情。有人说“把事儿写到网上去”，有人说“联系电视台的给他们曝光”，有人说“把他们告到法院去”。我妈坐在保定监狱外冰冷的水泥地上，向社会呼救。监狱的门卫很慌张，开始驱赶路人。可是过往行人络绎不绝，赶走一拨儿又来一拨儿。

2月25日上午九点左右，我们再次来到保定监狱，准备与狱方商议转院治疗问题，但一直到10点也不见人，我妈急得在门口大哭起来，最后范建立见了我们。我们要求将我爸转院治疗，但范建立说：“只要郑祥星没有生命危险就不能进行外诊，这是规定。”我们问他郑祥星现在还有生命危险吗？监狱医院的医疗条件适合郑祥星的治疗吗？范说：“这个我也说不了算，你也说不了算。咱们找专家来看看。”

下午4点，保定中心医院脑外科的贾同乐、眼科主任张月玲和康复医院的一名医生到了监狱医院。给我爸检查了1小时以后，我们家属询问郑祥星还有没有生命危险？贾姓医生说：“你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谁敢保证没有？有的突发心脏病、有的肺坏了，那都有生命危险。”

我母亲问眼科主任张月玲：“郑祥星的眼睛怎么样？”她说：“现在郑祥星眼睛能看到，只是全是重影，因为眼神经受到挤压，必须慢慢恢复。半年以后配个眼镜，再不行就做个手术。”在第一中心医院的时候已经对我爸的眼睛做过一次检查，当时的检查结果是支配视神经的大脑受损。为什么张医生却说是眼神经的毛病呢？我们问康复医院的医生是否还要用药，大夫回答说：“用B1和B12，同时静养恢复就行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是监狱与医院伙同在欺骗我们呢！

我们下午6点多离开监狱时，我们家属再次提出保外就医，范建立说从现在开始不要谈保外就医了，等二次手术补完颅骨以后再说吧。

3月7日上午，我们再次来到监狱，与范建立交涉有关我爸在保定监狱被伤害事件责任问题时，范建立说你们得去找检察院驻监狱检察室。我们来到驻狱检察室，询问我爸当时的情况，还没等说完，检察室的李振东就打断了我们的话，并质问我们：“你们什么目的”？我们说：“我们想了解检察院对此事的调查结果”。李振东随口就说：“事情我们已经调查了，没有发现警察对郑祥星有任何体罚、虐待、侮辱等现象”。我们母子要书面答复，李振东说：“不给”。我妈说哪条法律写着不允许给家属？李振东大声嚷道你给我找找哪写着一定给你们家属？

我妈看着检察院与监狱互相勾结、撒谎抵赖的这种流氓行为又急又气，导致突发神经性心脏病，被送保定医院救治。

3月9日，保定地区狂风加带着黄沙，天气非常恶劣。就在这天，保定监狱副狱长范建立将我妈和我从所住的旅馆撵到大街上。我们没有去处，流落街头。我们望着满天的黄沙，挂念着在保定监狱内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爸爸，看着自己的处境，心里极度悲愤、难过。一位好心的警察看到我们，并问我们以后住哪，我妈心酸地说：“只能住不要钱的地方，我们已经五个月没经济来源了”。这位警察眼里含着泪忙掏钱，我妈流着泪谢绝了。一位卖早餐的大姐听了我家的事，和监狱的所作所为，擦着泪说：“我家监狱、省里有当官的一定帮你，你多吃个鸡蛋吧，保护好身体，别的我也帮不上忙”。

3月11日是见我爸的日子，监狱却突然改变态度，怎么也不让我们见人。我们因此非常担心爸爸生命安全，担心他有什么不测。为此，我妈将冤屈写在了衣服上和纸板上，不停的在监狱门前喊冤，招来了赶路的人们。监狱的人不让人们听我们喊冤，不断的驱赶路人。

3月19日下午3点左右，保定监狱终于允许我们见到了我爸：两个犯人正看着我爸扶着窗栏杆站着，他满头大汗，整个身子在哆嗦，连出气也颤抖。我忙把他抱到椅子上，他的手、脚、两条腿都紫色，腿肚子硬邦邦，两脚肿胀，连声说痛，我妈和我忙给他按摩腿脚，膝盖弯曲不能伸直，肌肉和大筋都萎缩，已躺五个月了。

我爸现在瘦的皮包骨，两只眼睛深陷，两眼近失明，没有思维，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看着我爸的状况，我妈担心地说：这样下去他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唉！咋办呢？

各位网友们，以上我向你叙述了我们一家几个月来的遭遇，看看我们母子俩过的每一天是多么的难啊。在当今的社会，有谁能帮帮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