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承受的不仅仅是来自中共铁拳暴政下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迫害，更多的是这场迫害带给她及她家庭的永无休止的深深痛苦记忆：那个她一直悉心照料的病重母亲，在女儿被迫害的打击下，满怀对女儿的深深思念，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还有她所深深爱着的也同样爱着她的家人因承受不住巨大压力而在威逼利诱下参与了这场迫害。下面是孙艳霞自述她的经历：

一、修炼法轮大法 获得身心健康

我叫孙艳霞，今年48岁，是长春市绿园区合心镇人。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疾病缠身：脑血管扩张，痛的脑都变形了，头顶心有拇指大小的圆形坑；痛的厉害时，不敢走凹凸不平路，更别提剧烈运动了。还有神经性头痛、十二指肠溃疡、风湿性肩周炎、胸骨痛、腿痛、骨痛、坐骨神经痛、小腹也经常疼痛，弯腰费劲，只能蹲着干活，躺着的话只能将身体慢慢伸直。长年服药，下班要先去诊所针灸，第二天才能继续干活。

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几天内看完一遍《转法轮》，便开始学炼法轮功五套功法。炼第四套功法时，因惧怕头痛不敢低头弯腰，就在心里求师父，结果头一下子就不疼了。而其它的病也在修炼中不知不觉的全好了。

由此，我发自内心的高兴溢于言表，觉的自己好幸福啊，因为我有这样一位慈悲的度人的师父了。

二、上访为大法讨公道

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当时不了解中共邪恶本质的我们，以为可以通过上访能为大法讨回公道，可是那一天我们依法到省政府（长春）上访，等来的却是好几车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那时我还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会这样对付手无寸铁只想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意愿的普通百姓。随后，法轮功学员中有的被殴打，大部份被一批一批的拉走，被登记个人信息，唯一被告知的是：“这（迫害法轮功）都是上边的事。”

九九年九月初，我踏上了去北京上访的道路，但因信访部门早已无人接待，就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坐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随后我们被早已等待好的便衣警察劫持到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里，彼时，那里已经关押了上百名法轮功修炼者。我则被非法关押在一个已挤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屋子里，这个屋子是个大铁门。并被强行要求登记个人信息。

之后被一级一级的押返当地：先是长春驻北京办事处，接着被戴着手铐由长春市公安局的人押回当地，最后被西安广场派出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在长春市绿园区大广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当我不服提出异议时，得到的答复是“上边就这么定的，签不签名都送你（拘留）。”结果被非法拘留一个月。在拘留所里我被强制搜身，照相，按手印，吃的是发霉发绿呛鼻的馒头或大眼窝窝头。

回家后不久，一个站姓片警和另两个警察开始来我家骚扰，逼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大法了，并扬言“炼就不能在这住，搬到哪去必须得告诉他，不搬就把被褥给扔了。”我据理力争，也许是他们自知理亏，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后来经常有人来我家骚扰，她们是小房身居委会主任，姓江，五十多岁，和一个五十多岁、一米五五左右个头的女的。一天，姓站的警察又领着江姓委主任和六、七个便衣来威胁我不许上访。我说：“一天不还我师父清白，我就要不断上访。”

三、第一次被非法劳教，家破人亡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家中照顾病重的母亲，突然，姓站的片警和另两个着装的三十多岁的警察闯进我家，把我野蛮绑架，丝毫不顾忌我那已经病重在床的老母。随后，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九日，我被西安广场派出所以强加的所谓“扰乱社会秩序罪”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到了劳教所首先被强行检查身体，量血压、测心脏，有的法轮功学员则被抽动脉血化验。当年的劳教所所长姓范，女，一米五十多高。我被劫持到五楼所谓的“新生班”，一月后转到一大队一小队。大队长叫李影，生产队长叫刘英，副大队叫严立峰，管教叫李曼，思想干事叫叶炯，又被强迫按手印、滚全手印、不准学法炼功。

在我被非法劳教二十多天后，母亲因承受不住惊吓过早撒手而去，我也因中共的迫害无法在母亲临别前守在她的身边。很难想象母亲在我被绑架之后的二十多个日日夜夜里是怎样硬挺着身子，一遍一遍的询问女儿什么时候回来，想念女儿的痛楚和对女儿安危的担忧又是怎样弥漫整个弥留之际的。

在劳教所，我们坚持信仰，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炼功，遭到打骂，两个多月没睡一个安稳觉。我与几位因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逼到卫生间，东北的冬天很冷，有流氓和卖淫的几个人和一大队警察们相勾结，把卫生间所有窗户都打开，地上泼很多凉水，当时我们都穿着单薄的内衣内裤。她们气急败坏地叫嚣着：“你们不是炼吗？！今天就让你们冻着！”我们几位法轮功学员被冻得浑身直哆嗦，内衣内裤都湿透了，即使这样，也拉扯我们不让炼。一个多小时后，又被强行撵到走廊里，也不让换衣服。接着教育科连科长（男），拿着电棍来强迫法轮功学员坐飞机（一种酷刑）。

酷刑演示：开飞机

我开始绝食抗议这种迫害，第二天就被劫持到劳教所医务室，被按到床上野蛮灌食：我被四、五个人围住，有的掐我鼻子，有的撬我嘴，把胃管反复从我嘴里插到胃里，目的是折磨我。灌的是苞米面粥加盐。当时觉的嗓子疼，连唾液都不敢下咽，被野蛮灌食后，身体就像一滩泥，呼吸都非常困难。

酷刑演示：灌食

参与这次迫害的有：管教李曼，大队长李影，二、三个医务人员。之后他们还伪善的给我一杯奶粉让我喝，我不明所以就喝了，结果她们偷着录像了，意思是没有强迫灌食，是“春风化雨”的教育，蒙骗世人。中共流氓本性从来如此。

一天晚上，所谓的管教李曼下班时间没走，说要领我回家看看。当时去我家的有李曼，严立峰，教育科两个男的（一个录像的，三十多岁，高个，挺胖的；另一个是司机，长方脸，大眼睛）还有一个教育科的女的（长方脸，三十七、八岁，身高一米六左右，眼睛不大不小），开小面包车，快到我家时，李曼去买了一些小食品（李曼给孩子买东西的过程都被录像了），事先没通知我家人，到家后，家已不象家样，破烂不堪，两个年幼的孩子穿着露脚趾的鞋，与我抱头痛哭，教育科的一个男的就在旁边录像，十几分钟后，又去另一法轮功学员家录像，然后直接回劳教所。后来听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这份录像被她们制成了洗脑工具，用以迫害欺骗其他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放弃良心道义。中共的无耻可见一斑。

刚被绑架到劳教所是冬天，劳教所储存很多土豆，就逼我们往菜窖里扛土豆，一人一丝袋子，不允许抬；再就是往五楼扛页子（折的书页），我们几位法轮功学员都是三十多岁到五、六十岁的妇女，每上一层楼都非常艰难。接着我们被强迫做奴工，在监室里做小鸟，满屋子飞的都是小碎毛，内衣、内裤、被褥粘的都是毛。

我被非法劳教期间，也耳闻目睹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其中一位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姓金，政法大学毕业，被非法绑在死人床上约十多天，两只手被皮带铐在床头上，两只脚被分别铐在床尾，穿线衣线裤直接躺在铁条上，大小便要人接。

酷刑演示：死人床

一大队副队长闫立锋，用电棍疯狂电大法弟子魏凤举，电了一个多小时，其他在场的管教都看不下去了，把闫立锋拉开。魏凤举身上被电的很多处红肿有小红点。还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疯，被关在小号里……

二零零零年九月我回家，结束了地狱般的生活。

四 再去北京，又被绑架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又去北京为大法喊冤，晚上火车票被乘警抢走，半小时后被劫持到乘务室，逼我们骂大法师父。早晨到北京后，我直接在天安门升旗的地方打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一同修被便衣踢了两脚，两个警察一把把我按在地上，抢走横幅，拧胳膊将我塞进面包车，中途又塞到犯人车里，又劫持到宝山看守所。

他们开始连续两天非法提审我（非法提审我的是两个男的，一个三十五岁左右，长瓜脸；一个五十岁左右，穿便衣西服）。年轻的警察扇我耳光，血顺着嘴角往下淌，淌到地上一大滩血，并恐吓我“让你连女人都做不成！”当时我在看守所已经听说有女学员被投入男牢一事，听说还有不堪凌辱撞墙的。然后岁数大的就开始哄骗，保证不拘留、不劳教直接送回家。软硬兼施，我被迫报出姓名、地址。之后被直接劫持到长春驻北京办事处，被非法关到窗户都是铁网钉上去的房间里。

第二天，长春市公安局来人将我劫持到火车上（我被戴手铐），当时我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又被劫持到大广拘留所十五天。在拘留所里，第二天我就开始绝食抗议迫害，共绝食九天，十五天后被无条件释放。

刚出鬼穴，又陷魔窟。回家之后，街道小房身委主任姓江，女的，六十多岁，和一个五十多岁的女的，几乎天天来我家骚扰，看我是否在家。二零零零年冬天（十二月份），一天早上，姓站的片警又来我家欲劫持我。为避免迫害，我要跑开，被他按住打了两拳，强行塞进警车，劫持到兴隆山洗脑班，被逼写保证之类。

因抗议迫害，两天后我开始绝食，绝食第二天他们把我劫持到铁北看守所（戴手铐），迫害一个月，被体检，搜身，滚手印，白天被强迫坐板，晚上睡觉被逼迫“立刀鱼”（一种酷刑，一个紧挨一个侧着身子躺，一点都动不了，上厕所回来就没地方了），吃的是大眼窝头，饭菜里的虫子和泥土清晰可见。

五、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一个月后我又被非法劫持到九台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三年。

刚被劫持到九台劳教所就被直接罚站（面壁），从早上六点起床，一直到半夜十二点，吃饭仅给几分钟时间，不让穿棉鞋，脚都冻青了，被罚站时站不直或者闭上眼睛，后边就有人打，累的前胸后背疼，还要被强迫参加军训，在身心备受折磨的情况下，强迫写所谓“五书”。从此五大队三小队管教李慧秋开始刁难我，暴晒我（我修炼前脑血管有病），有好吃的故意不让我吃，并逼我答智力测试题。副大队长（小个，小眼睛）让我给她织毛衣，我借机鼓励同修坚持，这期间被停止家人接见，一直到秋天换季时才允许见一次家人，李大队长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呀，就是没收拾你。

被迫干奴工，春天去田里插秧，累的鞋都脱不下去，干了十多天。平时栽花、除草，秋天割水稻，腰疼，肚子疼就得蹲着割。秋天最后一次出工，我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为了抗议这种无端的迫害，为了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在外出干活时终于走脱。

绑架家人参与迫害

随后，九台劳教所派人到我家非法蹲坑，他们是：科长金大成，四十多岁，在我家蹲坑五、六天；姓刘警察，三十多岁；二个女管教 四十多岁；还有两个男的，其中一个是管食堂的，警察。吃住在我家，近二十天，不断给我家人施加压力，恐吓、欺骗称如果家人配合，他们可以写承诺书。九台劳教所所长（姓郭，五十多岁，家住长春市内）就作秀似的写下了一个非常正规的“承诺书”，说如果家人配合他们抓我，他们对我就不打骂、不加期，三个月后放回。我丈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中共的淫威下，被迫签下了这份扭曲人性的协议。

在这种暴政和欺骗下，家人被绑架参与了这场没有人性的迫害，使我和家人都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

因生活需要钱，我给丈夫打电话，丈夫及父亲和三个哥哥就与他们配合。他们找到我的住处（磐石县一平房内），七、八个穿便衣的男警察蜂拥而上把我和另一法轮功学员拖到警车上，其中一人踢我并强迫我把鞋带拽下来。他们非法审问我的钱是从哪来的，让我写在外边的过程。一个女警察威胁恐吓我要拿东西把我的嘴撬开。当时参与绑架的有十多个便衣，四辆警车。

后来我丈夫去找郭所长三次，金大成两次，因当时金大成担保说如不兑现就找他。但他们都推说送黑嘴子劳教所他们就管不了了，其实加期就是他们干的。

被关小号

上午十点多我被劫持到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直接被关进宽一米多，长两米的小号里，双手被反铐在铁门上，里面啥都没有，阴暗潮湿，我向范所长（五十多岁，小个）要被褥，她们不给，我说我有睡觉吃饭生活的基本人权，范所长说，到这里还要人权，这就是强制的地方。我据理力争，晚上才送来了一床被子。

被暴力殴打

我被非法关押七天后出来时，被邪悟者往身上泼凉水，美其名曰是“洗澡”（当时是冬天）。之后被劫持到六大队一小队，管教姓孙，四十多岁，高个，大眼睛。

当天晚上打手队（其中有其他刑事犯罪的和所谓被“转化”的）把车间的门用纸糊上，之后一帮人一哄而上，身上没有打不到的地方，夹带着辱骂，说“炼”就接着打，好像打了三、四顿，之后，她们写了一张骂大法的文章，强行按上我的手印，之后狰狞的笑。

我的头上被她们打了一个大包，两腿全被打青肿了，手一直被铐着，睡觉时一只手铐在床头上，白天邪悟的过来围攻，这期间（五、六天）被打骂是常事，管教一直没露面。被迫写了所谓的“决裂书”。从此两个包夹看管着自己，眼神都被监视着，看人一眼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酷刑演示：野蛮殴打

被奴役做奴工

我们在里面被强制奴役做工艺品，有日本的和服葬衣；用胶做仿古小船，胶的毒性特别大，有不少学员脸都肿了，如果中毒严重会有生命危险。

我在九台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黑嘴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两年，后又被加期45天。最后一年里，由于迫害压力大，出现明显的心脏病症状，说上不来气就要张嘴喘好几分钟才能好些。

二零零三年夏天，全大队都要求法轮功学员写入党申请。六大队三小队就剩我一人没写申请。邪党以这种形式欺骗，目的就是在天灭中共时毁灭世人。

二零零三年年末，我到期回家，却又被西安广场派出所拉去强迫签了所谓的“五书”。回家后我的电话一直被监控，他们还冒充法轮功学员身份问我跟谁联系。后来丈夫被迫替我给西安广场派出所送去一张我的照片。2004年秋天，一个高个、长的壮实的三十多岁片警，面目凶狠，拿着一张表格强迫我写上拥护中国共产（邪）党。我不写，他们就走了。

我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小房身街道主任（三个女的，三十多岁）和一个警察，以吃饭的名义监视我（当时我家开小吃铺）。

二零零四年五、六月份，我因写严正声明，从新修炼，再次被非法劫持到西安广场派出所，又被劫持到大广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结语

生活在自由社会的民众很难想象“自由”这两个字所担负的份量，因为你是自由的。你的身体是自由的，你的思想是自由的，你不会因为说了当局不爱听的话而感到恐慌，你不必担心你的信仰是某个党所不喜欢的而被暴力迫害。可是在中国，在这个邪党集权统治下，你会因为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被监禁，甚至虐杀。

历史不会遗忘这群信仰“真、善、忍”的人，他们不畏强权酷刑，不顾嘲讽欺凌，用大善大忍传播着大法的美好，化解着人们心底对佛法的仇恨。付出的，或许是妻离子散；或许，是他们同样珍惜的鲜活的生命。

朋友，现在我们所有做的这一切都是要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真心希望您能明白真相，也许，您会见证法轮大法给人类开启新纪元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