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的言外之意是说，中国医生因为移植了犯人的器官，所以才不能扬眉吐气、光明正大。他的这个说法看似有点道理，其实却是在偷换概念，以掩盖问题的实质。

我们且不说中共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的不人道行为。但就中共医生摘取人体器官的对象上来讲，死囚只是器官移植中受到伤害的一部份，而更大的受到杀害的群体却是被中共残酷迫害十余年的法轮功学员。

移植人体器官在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在早前的报导中，中共都是高调报导中国移植医生的医术如何高明的。就拿黄洁夫来说，二零零五年九月，黄洁夫随团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为增加节日的所谓意义，他替一中年肝癌患者做器官移植手术。手术过程中还临时从广州和重庆调来了两个人体肝脏。当时媒体在对此报导中，全都是谀美之词，非常高调。

二零零六年三月，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移植的报道在海外被曝光。中国作为器官移植第二大国的帽子也被世人踩在了脚下。正趾高气扬夸耀自己移植医术高明的中国移植医生自然成了人们讨伐的对象。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移植医生的虚伪形象才被揭穿。

随着海外正义人士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深入调查，越来越多的真相摆在了世人的面前。在真相面前，世人纷纷谴责；而中共在真相面前则是极力地狡辩：二零零五年，黄洁夫首次公开承认中国绝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中共经六次改口后，最后按黄洁夫的这一说法，一直咬定到今天。

无论中共如何死不承认，世界上的谴责却是越来越严厉。特别是在医学界，这一违背医疗道德底线的做法遭到了最坚决的抵制。二零零六年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首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上，一百多名中国器官移植医生参加。会议期间，法轮功学员拿出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指控受到高度关注并引起各国同行的极大愤慨。在同行们的强烈谴责下，中国医生们变得狼狈不堪。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忠华，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却不敢和同行交流。

二零一零年九月英国举行欧洲器官捐赠大会，会议拒绝邀请中国医生参加。印度新德里医生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阻止中国的医生加入国际器官移植组织，因为他们的做法是违背移植协会章程的。”

二零一二年七月，德国柏林召开第二十四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中国有一百六十多名医生参加。可是这些中国医生像被“军管”了似的，早晚由三辆大巴定点接送，中午在会议中心统一用餐，没有一个医生到外面透风散步，直到散会后钻进大巴集体离开。显然，中共不敢让中国医生看到门前广场上法轮功学员展示的活摘器官的罪行真相。而会议中心里由非政府组织“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召开的圆桌讨论会，中共官员更不敢让中国医生参加，因为那里有各国不同领域的专家正在共同探讨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罪行。

二零一二年年底，台湾有三千名医师出面联署，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与良心犯器官。

二零一三年二月底，台湾医界与卫生署举办国际研讨会，海外多名知名专家莅台演讲，协助推动台湾关于器官移植方面的相关立法。其间台北市律师公会通过了国际上首份律师界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声明书。

中共最初进行的器官移植对象是文革中它所定性的“阶级敌人”。几十年来，中共把它视为异己的有良心的中国人当成器官移植的最主要对象。面对大量的敢于为法轮功说公道话的法轮功学员，中共的迫害政策是“打死算自杀”。在这样的迫害政策下，法轮功学员就成了中共移植医生活体摘取器官最主要的对象了。

中共自己公布的死刑犯每年只有两千例左右。中共迫害法轮功前，器官移植数量每年在三千例左右，迫害法轮功后却迅速飙升到每年一万多例。海外专家估计，要保证中国每年上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完成，在中国肯定隐藏着一个以十万人为基数的庞大的人体器官供体库。当然这个器官供体库可能是由数十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组成。

其实中共今天搞的这个器官捐赠体系就是为了应付世界舆论的谴责，这样它就能用这个鲜亮的外衣遮掩它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且不说从建立到完善还得相当的一段时间，就是中共真的建立起了这样的体系，它能保证不再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吗？什么样的捐献体系能比得上数十万人组成的人体器官供体库？而且这样的人体器官供体使用起来价格低廉，使用方便，随取随用。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停止，“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迫害政策不废除，中共就不可能终止在他们身上强取器官。参与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医生本身就是杀人犯，这样的杀人医生怎么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光明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