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

九九年七二零后，大法蒙冤，我们镇上的大法修炼者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中共公安部门的监控、监视与骚扰。我镇同修曾被金崖镇派出所所长余春、代玉贵（片警）传至派出所非法问讯并没收大法书籍、资料；而且还无理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定时报到。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我与同修金吉林、胡月梅决定去北京上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师父是清白的，我们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是没有错的。当时本着对政府的相信、怀着一颗善良朴实的心愿——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于是，我们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想让政府了解并倾听我们作为大法修炼者真实的心声。当我们风尘仆仆的来到天安门广场，却被便衣抓到天安门分局，转押驻京办事处，后又被榆中国安大队单永平（队长）等押回榆中。

屡受迫害

我们被押回榆中后，就被非法关押至看守所，在拘留期间不但被强制劳动，还非法罚款二百元，且经常遭受恶警队长张世宗与单永平的辱骂，这样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十四天。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恶警单永平等人闯入我的家中，拿出公安局长汉尚斌签字的搜查证，强行对我家进行搜查，搜去大法书籍及部份真相资料。其后将我与同修金吉林、张广林、金俊龙四人劫持到榆中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之久。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恶警单永平再次闯入我家，准备再次实施绑架。我母亲质问单永平为什么无辜抓人，他置之不理。强行把我带走，一路上对我不停的进行辱骂，说打就打，一直将我劫持到榆中兴隆山附近的一个宾馆内。就连县政法委书记也野蛮的动手打我，并且恶狠狠的说：“打的就是你，谁看见了？你能怎么样。”

二零零二年八月份，恶警单永平又一次非法将我劫持并关押在榆中县公安局的一间小房间里，起初把我的双手铐在一根铁管子上，后又铐在老虎凳子上整整一夜。恶警赵子龙、单永平除了不时的辱骂外还动手打我，第二天又将我关押到了榆中看守所。

同年十一月，榆中县法院对我们九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

二零零三年元月，我被转到兰州监狱入监中队非法关押，被强迫做奴工，剥大蒜。大蒜的数量很大，每一天的劳役时间都超过十几个小时，从早上七点起干活，除了吃饭时间，每天都要干到八九点钟甚至是十二点多，如果还干不完，那就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完不成定额，只好在熄灯后加班干活。一次，牢头张永红与我发生争执，动手打我，把开水往我身上泼。我找队长反映情况，恶警队长反而辱骂我，拿电棒电击我。

二零零三年七月，我被转到定西监狱一监区。在一监区除了逼做奴工外，还不断的遭受王某某（教导）、苏登科（分监区长）、沈为民（分队长）多次侮辱、歧视性的所谓谈话，还经常遭恶警拳打脚踢、恶毒辱骂及体罚：强行跑步、正步操训练、长时间的站立等等。

二零零四年九月，同修毕文明被恶警打死后，为了抗议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与残酷折磨，狱中同修不配合恶警的要求，点名时不答到。恶警沈为民对我肆意辱骂，殴打、抓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致使我的脖子被打肿，腿和脚痛的走路都十分困难。每天晚上收工后都要进行人数清点，见我拒不配合，沈为民疯了般的对我拳打脚踢，边打边骂。短短十来天里，这样的殴打不下七、八次。就连犯人都看不下去了，私下里议论沈为民打人太疯狂，直接把人往死里打，太恐怖了。

当时我的胸部严重肿胀，疼痛难忍，连走路都无法正常行走。即使如此，沈为民也不肯放过我，指使包夹强行架着我继续出工并对我实施所谓的严厉看管。为此，我进行了绝食抗议。见我绝食，沈为民怒骂道：你死了就死了，你爱怎样就怎样。而且在我绝食期间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断了辱骂和拳打脚踢。

后来我向监区长反映这事，可是他却说他管不了这事。其实就是对沈为民暴虐行径的默许、包庇纵容与沆瀣一气。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份，苏登科、沈为民强行将我铐住，我质问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他们说要把你转到一个好地方去。

就这样，我又被转回兰州监狱三监区。刚一到，就被教导员李文关入小号，由四个犯人包夹着强迫我出工。每次找我进行所谓的“谈话”，都少不了辱骂与人身攻击；有一次他居然诬蔑大法、谩骂师父，我不想让他造业太多，就严肃制止，他却歇斯底里骂声不断，不让我说一句话。其后便指使包夹不让我和别人接触、更不让和其他人说话。

剥夺睡眠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在恶警李文的授意与指使下，犯人将小号室的其它床位拆了，只留下一张床，说是给我单独准备的。实际就是他们对我要预谋进行迫害，晚上不让我睡觉，当我困的不行时，包夹就嘴里边骂着边使劲的摇晃我的身体、推搡、揉捏，以图能拖垮我的意志，从而达到让我放弃修炼的目的。我对他们劝善，他们就说是李文叫他们这样干的。这些包夹在警察的包庇、纵容下，毫无人性、强行剥夺人身体最基本需求——睡眠，这样的迫害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左右。

百般凌辱

二零零七年五月，因为我不配合恶警李文的要求，他们对我进行了又一轮的迫害。晚上李文值班时，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完全丧失人性的对我进行谩骂、与人身攻击。其言语的恶毒与无耻是我现在无法可以用人类的语言描述出来的，完全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痞、流氓的嘴脸。李文用这样的形式将我折磨了又是一个多星期。

二零零九年五月，我拒绝去车间劳动，李文找我谈话，我说：“我无罪，无需出工改造。”李文恼羞成怒，在其后的一天，带着六、七个恶警闯进监舍，把我推倒，强行拖、抬到值班室，按倒在地，有人按头、有人按脚、还有人死死按住我的双手，这些人用最原始、最野蛮的暴力行径对我拳脚相加、扇耳光，打累了，就拿出电棒电击我，还一边谩骂一边问我出不出工，我说：“不出工”。气急败坏的李文便指使恶警更加疯狂的打我、用脚踢我，同时用电棒电击我的头部、手、大腿。这样的恶行一直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然后让包夹把我拖、抬到车间，并指使说：“你们就象拖死狗一样拖就行。”这次恶行造成我全身疼痛，二十多天无法正常行走。每天都是由包夹强行将我拖、抬、架到车间，然后铐在车间的铁门上。

当时恶警教导员张海军专门负责掌管钥匙，对我上厕所的时间、次数他都要限制，每天只允许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而且时间还不能长。一次我要上厕所，张海军故意不给钥匙，导致我把尿尿在裤子里，张海军等听后竟然毫无人性的大笑不止。

后来我不配合站队，恶警分监区长李世斌问我：“你怎么不站队？”我说：“你们打我、骂我，我就不站队。”李世斌居然厚颜无耻的说：“谁打你了，谁看见了？”

后来恶警监区长王鸣松找我谈话，我给他讲了上次的恶行并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岂料，王鸣松竟然说他不知道。我要求他们把这件事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王鸣松却说：“给你解释什么，你是什么大人物啊！”由此可见，一个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在他们眼里居然什么也不是。

于是我要求约见检察院谈话，恶警李文百般刁难，还说：“我就不给你约见，你能怎样？你有本事就去告。”当时，看着李文的脸我心底莫名的悲凉，是什么让一个人变得这样？又是什么能让一个人参与迫害善良时还能理直气壮呢？

结语

这些年里，我无数次受到迫害，家人与妻子也受到了莫大的伤害。二零零二年我被绑架时，妻子正患病在床，而家里、孩子、田里都需要她一个人带病去照料，很难想象整整七年，她是怎样挺过来的。

回首十几年走过的修炼历程，和许多同修一样，虽然遭受了邪恶的残酷迫害，今天我依然坚持我的信仰，写出这些不是还在记恨你们曾经的罪恶、只是希望能唤起那些参与迫害的人们心底还存有的善良；人做事，天在看，从古到今没有人能逃得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但愿你们能多看看真相，那是你得救的希望；如果你能选择善良，我真的愿意将那一切野蛮与暴戾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