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从千里之外去北京见一位同修。我对北京火车站不熟悉，到站后，随着下车人流出站。走着走着发现身边人渐渐没有了，我就凭感觉继续往前走去出站口，突然看见一个农家院落似的小门，不知有没有两米宽，以为那就是出站口（没乘过几次火车啥也不懂），就从那门里走了出去，确实到了站外。

当时没多想出来后就去找同修了，但这个景象一直没忘。几年后在外面经历多了，多次進出过大小火车站，我再回想这件事，才明白自己当时不是从北京火车站正的出站口出来的，不论哪个车站出站口外应该是个广场，有人、有车接站很热闹，而我出来的那个门外是个小巷，两边是民房，门口有两三辆黄包车，其它什么都没有，也没人冷冷清清，我后来想大概是个侧门，这事想想也就放下了。

今年有一次炼功时，脑子里突然闪出“邪党两会”这个事，我一下又想起这次出站的情景，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觉泪流满面。那次我去时，北京正开“邪党两会”，戒备森严，当时我流落在外对这个一点都不知道，更何况那是二零零三年，还是迫害高峰时期，各地便衣、六一零恶人云集北京，火车站是恶人监视、抓人的地方，而我没有一点防备之心，当时我如果从正常出站口出站危险可想而知。我是随着人流一起往外走，怎么会一个人稀里糊涂走到那个小门去了。这明明白白是师父在保护我，把我送到那个小门，让我安全出了站找到了同修。

（二）

在二零零四年，在一个迫害严重的省会城市，我来这城市找同修拿资料，我把同修给的资料放背包里去火车站乘车。第一次来对这儿不熟悉，我买好票离发车只有一刻钟了，售票员叫我出门向右跑快点去上车，我拎起包向候车室的方向跑去，進门就是安检，我把背包准备放安检仪上，另一只手拿着票。这时只见那个女安检员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我说：某某某次的车要开了（我的车次）。我赶紧说：“是啊，我急死了，我不安检了，啊？我不安检了。”

我微笑着边征询的问她，边向里挪动脚步，那个安检员光笑不说话。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当她默认了，拎着包向着我认为的检票口冲去，因为只有那个口是开的，检票口没检票员，屏幕上什么显示也没有，我跑过检票口脑子里正想不知该往哪儿去乘车，只听楼上有个男声说：“快点往前走，往右拐。”

我很奇怪，因为光听声、不见人，我抬头喊：“你是对我说的吗？”有个中年男士在楼上出现，用手指着方向又说一遍，我想：你又没见我的票你怎么知道我乘什么车？我半信半疑向他说的地方走去，一拐弯我的车就在眼前。上车后还等了好长时间才开车，在这个陌生的车站，从买好票到坐到车里大概也不过五分钟，还躲过了安检，连一步冤枉路也没多走。师父时刻在身边呵护着我。

（三）

还一次二零零七年，这一次是与邪恶面对面交锋。我送家人同修到车站乘车，我们把两个大包放上了安检仪，同修的包被几个安检拦下了。我问：“什么事？”安检说“把光盘拿出来检查。”我边弯腰拿包边对同修小声说：“发！”意思发正念。在那瞬间我闪过几个念头：“求师父保护弟子，叫光盘放不出”“没想到在这栽了”“这下家里完了，但大不了一死吧，千年等待不就这一回吗！”真的生死关头反倒镇静了。一个安检员过来要拿我包，我一下把他的手推开，想也没想冲口而出：“别动！我包里有东西！”

事后我都觉得这话可笑，可我当时脑子就想：“我包里都是资料怎么能让你翻呢！反正一死，对你们态度好一点硬一点也无所谓，不在乎惹怒你们。”那安检员竟默默转身走了。我一抬头看到同修已独自朝前走了。

我包里光盘有两种，一种已包装好放一小包里，一桶是刻好的裸盘，我手伸包里把那桶裸盘掏出来给安检，同时发正念叫它们放不出。他们把盘拿去后又让我再把大包放安检仪上，他们都到屋里检测光盘去了，我迅速把大包里那个装光盘的小包拿出，放安检仪边的地上，大包检过后我又马上把小包放進去（这是大站，有两个進站口，我進的这个口是小進站口没多少人，只有一个安检仪）。这时他们一帮人从屋里出来把光盘递给我，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这么多光盘怎么都放不出？”我说：“这是新买的光盘，把票还给我车要开了！”

我追上同修，他说，“我一直发正念知道没事的。”（讲这么多也只是十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把同修送上车后，我开始担心他到站后的安全，我知道那边终点站出站口经常有警察随机搜包。我走向车门想上车提醒他，两三个列车员围过来笑着问：“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上去叮嘱他几句话。”他们说：“没事的、没事的、不要上了，快开车了。”我没好意思上车退了回来，可又一想万一出了事，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我又走到车门要上车。这时最起码四、五个列车员堵在车门口七嘴八舌：“没事的，没事的！”“你放心吧，放心吧！”他们那亲切的东北口音、满面的笑容，又让我没好意思硬往上闯。最后同修平安到家。

当时刚经过惊险一幕还没回过神来，过后一想“那不就是师父借常人的嘴在安慰我吗？”

个人经历与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