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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孩的遭遇
文/晓彤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四日】一九九九年十月末,我母亲因为炼法轮功被政府诬陷,上北京找政府说句公道话,为法轮功鸣冤,被劫持到七台河市新城派出所。当我们全家去看母亲,要接母亲回家时,新城派出所的警察恐吓我说,如果我母亲不签不练法轮功的文件,就不许回家,就劳教她。年幼的我,被吓得连哭了几个小时,都哭的晕了过去。从那以后,我的心脏就不好,不能有情绪波动。

由于母亲坚定自己的信仰,做一个不肯说假话的人,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被非法劳教,送往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与此同时,我父亲被非法劫持到七台河市看守所,关押到大年三十才放回家。

半年后,我父亲也被劳教了。那时的我年仅十岁,正是需要父母关爱的时候,可是就因为中共的邪恶迫害,我和哥哥却成了无父母照顾的孩儿。

我一九八九年出生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一个普通家庭。小的时候,父亲抽烟喝酒,而且是个十足的药篓子,父亲每天都得吃药,还有气管炎,肺结核,每个月挣的工资还不够给他买药的。母亲因为早年在岩石山下摔下来,得了脑震荡后遗症,刮风下雨,天气不好时,母亲的头就会非常痛。因为父亲抽烟喝酒,母亲经常和父亲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而我每天就是在吵闹的家庭中成长。

一九九七年春天,父母学了法轮功后,身体变好了,父亲也把烟酒戒掉,父母不再吵架,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虽然家里条件一般,但是我有了父母的关爱,家里洋溢着浓浓的亲情,没有了争吵,其乐融融的在一起,让我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然而好景不长,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十几年无理性的疯狂的迫害,对我父母双亲的迫害,让我失去了这个温馨的家庭,幸福的我从此开始饱受魔难,在经济与精神双重打击下开始了成长旅程。

在我还没有出生时,爷爷奶奶就已经过世,姥姥姥爷远在四川老家,父母都被非法关押劳教,家里只有年幼的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哥哥。

三九寒冬,我和哥哥得自己烧炉子,做饭。幼小的我们哪里会做这些家务活?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难了。不会烧炉子,家里的锅炉、暖气都冻了,每到半夜,我和哥哥都会被冰冷的炕冻醒,两个瘦小的身躯靠在一起相互取暖。睡到半夜,就会听到老鼠吱吱的叫着,有的时候还窜到炕上,钻到被窝里,每到这时,我都会被吓哭,好想扑在父母的怀里,只有在父母的怀里,我才会觉得安全。可是对于我和哥哥,这只能是一种奢望。我和哥哥只能躲在被窝里,看着父母的相片,偷偷抹泪,然后还要鼓励安慰彼此,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在做一个好人该做的事情。“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父母是在用言行教育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堂堂正正,懂得感恩的好人。即使我们很思念父母,即使我们是那么的渴望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在父母的护佑下成长,但是我们深深的为我们父母骄傲自豪。

因为从来没有做过饭,第一次蒸米饭不知道把米淘净后需要放多少水,蒸出来的大米饭像石头一样硬邦邦的,根本就不能吃。混着泪水,我和哥哥吃了饭菜。别的小朋友穿的都是父母买的新棉衣,很暖和,我和哥哥却没有御寒的棉衣,穿的鞋都漏窟窿,大拇脚趾头都露在外面。那年冬天异常的寒冷,我的脚都冻坏了,穿的棉衣也是捡别人家的大人不穿的衣服,那么大的衣服套在身上根本不暖和,风一刮就打透了,凛冽的寒风吹着刺骨,凉在身上,痛在心上。如果父母在家,肯定会给我们买保暖的衣服,不会舍得让我和哥哥冻着的,每每想到此,就更想念父母了。

由于父母被劳教,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上学,为了吃饭,为了生存下去,我和哥哥利用放假的时间去垃圾场捡垃圾卖钱。每天早上六点,我们就去垃圾场捡废纸壳、塑料瓶、玻璃碴子。一斤纸壳卖二毛钱,一个塑料瓶五分钱,贵的一毛钱,玻璃碴子五分钱一斤。一般人肯定不屑于做这个事情,但对于年幼的我们,没有工作能力的我们,这点微不足道的钱比没有强,纸壳子还好说,玻璃碴子经常会割破我的手和腿,那时身上经常被划破,直到现在,我的身上还留着当年被玻璃划破的伤痕。出血更是家常便饭,一百二十多公分的我,哪有力气搬动那么沉的东西?哥哥心疼我,不让我搬沉的东西。可是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我和哥哥长的又小又瘦,怎么能搬动呢?

为了生活,我们只能做着不是我们这个年龄做的事情。卖垃圾的钱,我和哥哥舍不得花,夏天那么热,我们都舍不得买根冰棍吃。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吃着冰棍,喝着奶,每天都有好吃的,我和哥哥不是不眼馋,我们也想吃,可是我们买不起,也舍不得花,我们攒着要上学的钱,买好吃的。别人家的孩子嬉戏玩耍时,我和哥哥得到处找垃圾场捡垃圾挣钱;别人家的孩子依偎在父母怀里,有父母的疼爱,我和哥哥只能翻着父母的相片流泪。别人家的孩子,什么都有,有父母的关爱,无忧无虑,我和哥哥呢?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无奈和辛酸,思念和渴望,我也渴望躲在父母怀里,让父母为自己撑起一片天空,在父母的悉心呵护下成长。由于父母都不在身边,原本开朗活泼的我也变得沉默。

让我们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在经济与心灵的迫害下,我和哥哥的学习没有落下,每学期的期末成绩都是优异。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末,母亲被释放回家,对于我和哥哥来说,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了。可是母亲一个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家里没有收入来源。为了供我和哥哥上学,为了维持家庭,母亲开始学做豆腐,我母亲身高不足一米五,不到八十斤,弱小的身躯,瘦弱的肩膀撑起了整个家。母亲每天半夜十二点多就得起来,干的都是力气活,她哪能干动?一直忙到五点多,她又要去卖豆腐,东北冬天的早晨,北风呼呼的刮,打到脸上生疼,一大盘豆腐得有七十斤重,母亲还没有八十斤,怎么能搬动?碰到下雪天,推着车子更难走,一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推动,每到下雪天,母亲回来的就特别晚。一放寒假,我和哥哥就会帮着妈妈一起去推车,因为我们小,就在车前面绑个绳子,我们在前面拽车,母亲在后面推,饶是这样,有的时候碰到雪大的时候也不好走。卖完豆腐回来,还要拎做豆腐剩的浆子水,那么一大池子,只能一点点挑,还要洗豆腐布,等全都忙完,都已经要中午了。

由于常年做豆腐,冬天母亲的手变得很粗糙,冻的裂口子,有的时候往外淌血。我和哥哥都会力所能及的做我们能做的,只为了让母亲能轻松点。这么辛苦,母亲每个月只能挣二百块钱。为了供我们上学,母亲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从来不舍得给自己买件衣服,就捡别人的旧衣服穿。那时,我和哥哥都以优异的成绩上了初中,家里的负担更重了,只有在过节,我们全家才能吃点好吃的。虽然生活比以前好了点,可是我依然不开心,因为我想父亲,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父亲了。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父亲从绥化劳教所回来了。时隔快二年,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聚了。父母都在家,都在我身边,对于我来说,宛若天堂,梦里的场景终于实现了,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又恢复了以往的开朗性格,每天快乐的像百灵鸟一样。

天有不测风云,二零零二年五月份,就在父亲回来不到半年的时间,父亲再次被绑架,然后再次送往绥化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二年,这一次,父亲足足在劳教所呆了二年多的时间才被放回家。家里再度被黑云笼罩,母亲又再度撑起家里的重担,望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身体,我和哥哥心如刀割,可是我们能怎么办?只能拼命用功读书,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帮助母亲分担一些。

二零零三年九月,哥哥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以优异的成绩被我市重点高中录取。哥哥上了高中,我也上了初三,家里的开销也多了,过年,我们全家都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到那时,我已经有四年没有买新衣服穿了,都是捡别人家不穿的衣服,母亲给我改小了穿。母亲依然做着豆腐维持家里生计,我和哥哥也依然在放假时捡垃圾卖钱贴补家用。

二零零四年冬天,父亲终于被释放回来了。我已经有二年多没有见过父亲了,本就不胖的父亲更瘦了,见到父亲那么瘦,思念、心疼,很多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泪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扑在父亲怀里,号啕大哭。因为父亲的归来,让我更加有了学习动力,二零零五年的时候,我也考上了我市重点高中,全家就这么平静的生活着。

然而到了二零零八年三月份,在我高三下半学期,高考前夕,父亲被劫持到七台河市看守所,母亲被迫流离失所。这时的我已经成年,更加理解父母的做法,我要为父亲讨个公道,就这样我放弃了下半学期在校学习,放弃了高考,放弃了大学,放弃了我的理想,开始游走在公安局与看守所。经过不懈的努力,在父亲被绑架的五十六天,终于回家了。虽然放弃了在学校学习,但是在父亲回去之后,我也在家复习,只是放弃了那段黄金时间,虽然也考上了大学,但是还是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好。

如今,我们全家都在修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的确是门教人向善的好功法,让人约束自己的行为,提高社会道德,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做那股清流。
如果没有“真、善、忍”大法教我们做个好人,可能现在的我会和别的八十后的孩子一样随波逐流,不会像现在这样有自己的信念,有自己做人的原则。

父母被中共邪党这样的迫害,童年的痛苦遭遇,没有让我变坏,变得颓废,没有扭曲我的心灵,是因为我心中坚信“真、善、忍”,他指引着我走向正确的人生之路。

今天把自己的童年遭遇写出来,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关注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惨绝人寰的迫害;希望能够解体劳教这个不合法,不应该存在的制度;希望国际妇女儿童协会更多的关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子女正在遭受的迫害;希望不要再有法轮功学员子女或亲人再有象我们家庭曾经有过的遭遇。

当日前一篇文章: 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
当日后一篇文章: 中共人员叫嚣“不讲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