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此文，与同修交流，也想对迷在红尘中的世人说：赶快清醒吧，大法在人间的洪传是为了救度末法时期道德下滑的人们；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讲真相，也是为了让世人知道大法的珍贵，使善良的人能够明真相得救度。在大法遭迫害之时，您如若能明白是非，支持善良，呵护善良，您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这不是迷信，这是“善恶有报”天理的体现。神留给人们的时间不多了，请您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修大法身心获得健康

以前，我身体很差，曾患有高血压、胆囊炎、骨质增生、盆腔炎、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严重时自己连马路都过不去。看了西医看中医，大把大把的吃药，到头来不但病没好，反而因吃药过多，导致肝、脾、胃、肾功能都出现问题，已被折磨的痛苦不堪。

九五年三月份的一天，我有幸得到了宝书《转法轮》。我从小能看到另外空间低层次的一些生命，但由于受中共长期洗脑，对看到的东西越来越感到疑惑。当我看完《转法轮》后，中共强加给我的“无神论”一下子被清除，顿时感到这本书太珍贵了！我决心修炼大法，还激动的告诉周围的人：《转法轮》太好了，真是宝书呀！我的一位同事打开《转法轮》时，看到书中的字居然变成了金光闪闪五颜六色的大法轮在旋转！

修炼大法没多长时间，不知不觉中什么病状都没有了，就连第五、第六颈椎之间突出的骨刺都没了，身体轻飘飘的，心情特别舒畅。心想，哪辈子积的大德啊，能让我幸遇大法，走進大法修炼，从心灵深处生出敬重师父和大法的心，我发自心底的觉的这个大法比自己的生命都珍贵，就想要为这个法作奉献。从此我全身心的投入到洪扬大法中。我逢人就讲：“法轮功真好！”

自从修炼大法后，我的家庭和睦了，家里人心情也舒畅了。因得法前我被病痛折磨的痛苦不堪，思想压力大，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经常跟家人发脾气，总想让家人同情、可怜、关心我，不如我的意就发火。丈夫是铁路局开路车的，辛苦一天回到家，不但吃不上现成饭还要照顾我，还得小心翼翼的看我的脸色。不仅如此，我还在家庭用钱上卡他，怕他偷偷给他的父母钱，而我自己却随意的拿家里的钱给娘家。这些自私的坏毛病，自得大法后都渐渐的用大法归正了，并且连我的工资也都交给了丈夫，让他主持家。修炼前，单位的东西有用没用的都往家拿。看完《转法轮》后，马上改掉了自己的这种不良思想与行为。

我家附近的厕所、脏水井、街道几乎没人打扫，我经常默默的去打扫。一天中午我正在掏脏水井的垃圾和粪便，一位过去与我有矛盾且多年不说话的邻居小伙子，正在玩牌，忽然走过来对我说：“姐，我看你天天无代价的干这么脏的活儿，我就知道你学的这个功法好！”

洪扬大法

我与同修们在我家附近的山坡底下开辟了一个大炼功点。无论严寒酷暑，每天我早早提着录音机来到炼功点，把炼功点打扫的干干净净，和同修们集体炼功。炼完功后，组织不上班的人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还在家组织了学法小组，教新学员学功；有时将女儿、女婿的房间提供给学员们学法、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用。最多时有四、五十人来此学法。就按师父讲的做，学完法后，互相谈，互相讲，大家的心性提高的很快。

不久在我们这个炼功点基础上，先后又建立了七个学法小组。我每天轮流到各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学法后共同切磋，有问题及时从法中解决。学法小组的同修们互相帮助，比学比修，每个学员都在法中提高着，越学越知道这个法的珍贵。

为使更多的人得法，我和同修利用节假日到县、乡、市郊区去洪法。一次与一同修到一县城洪法，因当时得法的人较多，需要有人留下来给他们播放师父的十天讲法录像。我与当时的站长商量决定自己留下担任这项工作。在这期间，我与另一同修住在旅馆，因每天放录像后回去的很晚，没饭吃了，也没有开水，我俩就用温水泡一小包方便面凑合了，天天如此。

活动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来：出门时与家人说只去一天，现在离开家已经十天了，这么长时间没跟家里联系，回去肯定要挨骂的。走着走着，我一闭眼，看到师父笑眯眯的在看着我呢。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一進家门，家人全都笑着站了起来迎接我。丈夫对女婿说：“赶快给你妈倒水，弄饭。”家人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对我特别关心。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

一次，我与同修约定到小白山给那里的新学员放录像，因路途遥远，早晨四、五点就出发了。我俩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在法上進行切磋，觉的能为大法做些工作真是太荣幸了……。到了目地地，在我们观看师父讲法录像时，一个大法轮把同修旋了起来！她激动的对我说：“你也来我这儿坐坐！”我说：“这是师父对你的鼓励啊。”

还有一次，我到很远的一个农村洪法，必须过一个阴森森、黑黑的大约有三百米长的大隧道。我一个人过山洞，感到又紧张，又恐惧，但我马上想到师父，想到大法，这个怕很快就消失了，一点踪影都没有了。

在洪法中，大法的神奇事不断的在身边显现：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得法修炼后来例假了。一次，母亲半夜下地去卫生间不小心滑倒了，头碰到暖气片上，碰出了三个大血口子，血流不止，我急忙用毛巾去堵，毛巾被血浸透，血从指缝中往下滴，我当时问母亲：“您是上医院，还是用炼功人标准要求自己？”母亲说：“我是炼功人，不去医院。”顿时血就止住了，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从母亲的额头上拿下来，一看三个伤口当时就愈合了。

九八年，为洪扬大法我们又在附近宽阔的地段开辟了四个大炼功点。尤其是三中的炼功点，我们每天早早的就把炼功场打扫的干干净净，同修们来后自觉的排列整齐。过往的行人看到我们炼着五套功法的优美动作，听到柔和的音乐，看到干净的场地、整齐的队列，纷纷称赞。没几天这个炼功点新、老学员人数就达到了上百人。真是人传人、心传心。学员们只要听说哪里要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下班后随便找点东西吃两口就赶来听法，为了不迟到，家远的学员就坐计程车赶过来。在组织大家学法、洪法的过程中，我的慈悲心也一步步修出来了，心也越来越纯净，坚实的学法基础与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为以后证实大法打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

坚定的维护大法

九九年“四·二五”前夕，得知天津几十名大法弟子被非法拘捕，我与炼功点的同修们交流：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做好人没有错，天津当局为什么要抓好人？应该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同修们看法相同，于是我们好多同修就一起去北京。到达府右街信访办时，那里已经有很多很多为此来上访的同修了。于是我们都自觉的站在马路边，让出了部份人行道，尽量不影响任何行人。看到常人扔到地上的烟头，我们都自觉的捡起来，没有垃圾袋，宁可装在自己兜里。现场很安静，我们的心态都非常祥和。下午，我们突然看到来了大批带枪的警察和救护车，一下带来一种非常严峻、紧张的气氛。我想大法是超常的，一切都有师父在管着，所以，看到当局制造的这种恐怖气氛，我的内心依然十分平静。

“七·二零”后，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开始疯狂的全面迫害法轮功。我带着老母亲与同修们再次到北京上访。刚到丰台站就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保定一天一夜后，又被当地警察劫持到市内的一所小学。邪党要给我们强制洗脑，逼迫我们写不炼功的什么“保证”。我坚决不写，并告诉同修和老母亲，绝不能脱离大法，坚决不写任何保证。学校每个教室都关满了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市公安局长、桥东分局局长、桥东区委书记带大批警察和工作人员威胁、恐吓我们，对我们罚站、白天黑夜不让睡觉，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辱骂、威逼，目地就是让我们写背叛大法的什么保证，并威胁说谁不写就转捕关押。

我就给他们讲我在大法中受益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不管将我关到哪儿，谁也休想动摇我修大法的坚定信念，法轮大法是好的，是正法大道。他们关了我一天一夜后，看到无任何希望让我妥协，只好叫家人将我领回家。

第二天，我坐在自家门口的石头上，心里难过至极：这么好的大法为什么不让炼？为什么要抓我们？这时警车在我家附近鸣笛乱转。

我回想起在四九年前后土改时，中共将我的爷爷、父亲、大伯等五人全部迫害致死，尤其爷爷死的极其凄惨，是被中共乡政府人员用石头将脑浆砸出而死的，执行人员说什么为了“节省子弹”。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个和八十岁的老奶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地主成份”跟随着我们，使我们到处受歧视，找工作没人要，该结婚了找不到对象。所以我从小就形成了胆小、怕事的性格，听见警笛就心惊肉跳。这时我却有了不同的想法：大法遭迫害，我作为大法弟子必须站出来维护大法，听见警笛响都害怕，那维护法的路今后怎么走？从此我的心更坚定了，我对警察、刺耳的警笛声的那种怕，那些重重的压在头上的黑色物质被师父拿掉了，我感到全身轻松。我积极鼓励同修们走出来维护大法，并带着同修到北京证实法。在与同修们切磋中，悟到了在大法遭迫害的紧要关头，如不能够站出来维护大法就不配当大法弟子。

九九年的十月份，因与同修们到公园集体炼功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地区党校。公安分局的警察们用各种手段迫害我们——白天站在院子里晒太阳，晚上罚站、强迫看诬陷、诽谤师父和大法的录像，不让睡觉，逼迫写所谓的“四书”。我因拒绝他们的要求，被非法关進看守所。出来后，我就想，这么好的大法在人间洪传，谁得谁受益啊。我是大法中的受益者，我必须得站出来证实大法好，如果都不站出来维护大法，这么好的大法岂不就要被坏人埋没了？觉悟了的弟子们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出现，师父也不允许！十一月份我与同修毅然又去北京去证实大法。刚到天安门，我们就被恶警、便衣绑架，后转押回当地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的正念很强。一次，迷蒙中我看到自己的元神一直在沿着我自己的功柱往上爬。我就自己给自己鼓劲，让元神一个劲往上爬，直到柱顶。我的元神站在顶端，环顾着四周。在被非法关押的第十五天，当地分局局长带领科长一起恐吓、威逼我，让我写放弃修炼的“保证”，威胁说，如不写保证就转捕判刑。当时十三个家人和亲戚在看守所外等着接我回家。十一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等到晚上七点多，我始终坚持着我的原则，拒绝公安的非理、非法要求，决不写保证。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我临走时，一个科长喊着我的名字说：“你行，我佩服你们师父有这样的弟子。”

二零零零年一月中旬，当地警察又将我从家中绑架到本地看守所，和十多位大法弟子关在一个监室内。我们集体绝食、集体学法，互相勉励。我们心态纯净，并乐呵呵的不配合警察的非法要求，更不背他们的监规。看守所副所长看到我们这样，气急败坏，过来就打我耳光，还给我戴上差不多有二十斤重的脚镣。砸上最小的死背铐（那是给死刑犯戴的一种刑具）。四个小时后，由于极度疼痛难忍，我有三次几乎就要晕倒，每到这时我就坚定正念：我是修大法的，怎么能被常人的东西制约住呢？这个念头一出，顿时那种疼痛就消失的无影无踪。有一位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我小腹处修出的四、五寸的元婴瞬间变的很大，看见师父的法身在我的头顶给我演化功，看见我的功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圈，美丽壮观，奇妙无比。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四号，我们十三位大法弟子又一次到北京证实大法，可在半路就又被本市公安人员堵截绑架到所在地的公安分局。邪恶把此事当成大案、要案，并登在报纸上攻击大法。我遭到九天九夜的非法审讯，给我扣上什么“组织头目”等罪名。因我正念很强，师尊加持着我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九天后，邪恶将我劫持到看守所，要非法审判我。我做好了思想准备：一定要在非法审判时洪扬大法。有个同修提醒我，你是大法弟子，没有罪，不能被审判。我突然醒悟，对呀，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决不能让他们非法审批和判刑，我要证实大法，给他们讲真相，还有好多大法的事等着我去做哪，我还要去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呢，谁也不配审判我。

这正念一出，奇迹出现了：师尊安排我冲出了魔窟。

几个月后，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再次進京证实大法，实现了我对师尊的诺言。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后，因不报姓名、地址，我被拉到北京市延庆县公安局。延庆县恶警为逼我说出家庭地址，白天黑夜不让我睡觉、扇耳光、拿笤帚抽，我的脸肿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打我的警察说：“在我手里没有过得去的法轮功！”折磨两天一夜后又把我关到延庆县看守所。半夜十二点我与绝食抗议的几名大法弟子被送進延庆县医院强行输液。我被五花大绑捆在死人床上，绳子勒的我没了血压，几乎要晕死过去。第二天，警察带领一伙犯人对我進行暴力灌食，有几个男犯人分别坐在我腿上、身上、头上，我被压得差点背过气去。接着，一个自称大夫的把很粗的管子恶狠狠的乱插進我的鼻子。我被折磨的死去活来。就这样我鼻子里插着管子又被他们拉回看守所，继续绑在床上。十几个犯人轮流看着我，昼夜二十四小时插着管子，持续了十一天。我的嗓子与管子粘在一起，咽口唾沫就象咽刀子似的疼痛。最后他们给我拔管子时，带出的都是血与脓。

我们每天都被大量的灌食，撑得眼睛都快鼓出来了。一个大法弟子稍有反抗，就被打的头破血流，犯人一起上，恶警电棍电。在大法弟子忍受到了极限，出现生命危险时才放出去。我就是这样闯出魔窟的。

当我一次次的走上天安门时，想的是：作为在大法修炼中受益无穷的大法弟子，就应该站出来揭露邪恶对师父与大法的造谣诽谤，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因多次進京证实大法，我成了当地公安迫害的重点对象。一次，派出所恶警又来我家绑架我时，居然连我未修炼的女儿、女婿一起绑架了，女儿被判刑一年，缓期一年半执行；女婿完全是无辜被抓，在丝毫理由也找不到的情况下，竟被非法关押了三十七天。期间当地派出所、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先后敲诈勒索了我的家属十七万元才将我女婿放出。加上后来抓捕我时警察从我家偷走的现金，前后被抢劫、敲诈勒索高达十八万元以上。

邪恶的迫害致使我家妻离子散，负债累累。我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四年之久。期间还被邪恶通缉、追捕。在过去邪恶迫害的十三年中，我前后八次被绑架和抓捕，六次被非法拘留，最后一次被邪恶非法判刑七年。

狱中证实大法讲真相救世人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我被警察从家中非法劫持到派出所。他们将我铐在老虎凳上，進行非法审问。期间，孟姓指导员抽我耳光，王姓副所长对我又打又踢，审到半夜他们一无所获。“六一零”头目、副局长便威胁我“再不说就把你男人抓来”。半夜他们开车到我家抓人。那天我丈夫不在家，他们便象强盗一样破门而入，偷走了我家现金五千多元，身份证、工资卡等，并从我身上抢走现金一千多元。

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几个警察按住我强行灌食，让医院的大夫多放盐，但被有良知的大夫拒绝。我被非法关押将近二十天时，政法委书记、“六一零”头目要求法院对我速判、重判，还必须让监狱收我。于是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手续的情况下，我被非法判刑七年。我因被他们长期迫害，血压高达二百二十以上，他们怕监狱不收，看守所所长就亲自开车往监狱送我，一路上不断与市政法委、“六一零”、法院等处电话联系，待到达保定太行监狱时，早就有人在门口等候。刚到，这些所谓的“执法人员”立即给保定太行监狱的警察送礼、请吃请喝，硬是将我这个严重高血压的人非法关進监狱。刚被关進去，监狱的兰书记、葛曙光、闫秀英等人就把我单独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监室内，不让与任何人接触，不让走动，只让警察们指派的这六个迫害大法弟子有经验的“包夹”轮流看管着我，指使十几个邪悟者加上警察大约二十几个人组成的邪恶洗脑班，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不停的用各种邪恶手段对我進行洗脑，包括围攻、辱骂、强行灌药等。我的血压已高达二百三十以上并居高不下。他们不顾一切，一直迫害我长达五个月之久，直到调监为止。这期间，他们不让我的家属与我见面。

但是，不管他们用什么邪恶手段，我就是坚守着正念：我个人的生死是小事，大法是第一位的，绝不能给大法抹黑，坚决不妥协，不“转化”。在那剜心透骨的煎熬中，我靠的是发正念，背法，心中永远想着：“我是大法弟子！”只要这一念一出，黑色物质就去掉很多，瞬间心情会转好。在巨关巨难中，我不断的学法、背法，意志越来越坚定，心中生出正念：即使为宇宙大法献出一切，我只会感到无上荣幸。

在被非法关押中，我坚决不配合狱警的一切命令与指使，不背监规，不参加奴工式的劳动，坚决不允许搜身，不打报告，等等。警察不让我炼功，我就炼；不让我学法我就学。监区长毕春梅不让我学法炼功，说我学法炼功是给他们找麻烦，是不善不忍的表现。我义正词严的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弟子就必须要炼功。我们的师尊讲：“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忍绝不是无限度的纵容、使那些已经完全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度的行恶。”“真、善、忍是法”〔2〕。他们听后哑口无言。

只要我炼功，警察和犯人就阻拦，不让我炼，并利用犯人干扰、迫害我。警察孙志军威胁十八个刑事犯说：你们要让她炼功，就不给你们减刑，不给你们评“积极分子”，并唆使他们对我使用暴力，说什么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制止住我，让我炼不成功就行。在这种情况下，我找机会和方法及时联络到外面的同修，上网揭露警察对我的迫害。由于国内外大法弟子积极配合，给监狱狱警打电话、写信，大大的震慑了邪恶，迫使他们减轻了对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们抓紧开创了在狱中学法、炼功的环境。

但被逼干活的同修要干活就学不了法，也炼不了功，而且在大法弟子学法炼功时，警察就疯狂的来抢大法书。为了反迫害，被非法关押在八监区的大法弟子们互相配合，在开工、收工走到二门时便集体高喊“法轮大法好！”

从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起，监狱再次开始全面疯狂利用各种手段企图“转化”大法弟子，如白天黑夜罚站、不让睡觉、吊铐（只能脚尖着地）、利用犯人暴打、辱骂大法弟子等，对绝食的大法弟子每天進行两次暴力插管迫害性灌食，疯狂折磨。面对这种情况，为减少邪恶的迫害，有时我每天只睡二、三个小时，其余时间都用来炼功、学法、发正念，不断地从法中坚定正念，越来越强。在这过程中，我修去了在红色恐怖高压下造成的难耐的寂寞、孤独等人心，真正从内心放下了生死，做到使邪恶胆寒。

在八监区关押着的刑事犯中，有几个已经是破罐子破摔，打架斗殴，甚至用剪刀捅人。刑事犯王某某，警察用常人的各种手段都制服不了她，就把她带到关押我的牢房让我对她劝善。我就给她讲善恶有报的因缘关系，造业越大，苦难越多，业力大了还会承传给下一代等等我在大法中学到的许多的法理。她还真的越听越爱听，笑着说，刚才就是因为我用剪子捅人，警察就给我戴上手铐铐在寒冷的楼道门口。我在又冷又饿中想起了你们大法弟子给我讲真相时，告诉我默念“法轮大法好”的威力，我就说，法轮大法的师父呀，救救我吧，“法轮大法好！”刚念完不一会，监区长就给我摘掉了手铐，把我带到你这里来了。我现在明白了，我不会再象过去那样了。她还主动的向监区长承认错误。此后，该犯人就象换了个人似的，各方面都表现的挺好。

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东北小姑娘，人相当厉害，谁也管不了她。警察就把她放在了我身边。我经常向她劝善，讲我从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并给她念《转法轮》。她只要一听我读法，马上就出现师父给清理身体的状态，上吐下泻。晚上她迷迷糊糊睡觉时，看见一白胡子老头告诉她：你一定要听你身边那位老奶奶的话。这个东北姑娘还能经常看到我头上的大、小光圈，自那以后她特别相信法轮大法，并告诉别人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让人们赶快“三退”。

看到这两人的变化，警察都咂咂称奇。我告诉警察，这是大法“真善忍”的无比威力。

我经常向警察、犯人揭露中共的邪恶，讲大法真相，劝告他们要分清善恶，辨别正邪，我也劝“三退”，先后给监狱长、监区长、警察写了二十一封劝善信，告诉他们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严重后果。只要他们一迫害大法弟子，我就站出来制止迫害。我的正念正行，也有力的震慑了邪恶。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东部法会讲法》
〔2〕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忍无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