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两个女儿没得法之前身体都不好，经常有病，亲属送我们三个人一个外号叫“药罐子”，人走到哪药带到哪。尤其是我，病的特别严重，自己不能翻身，手不能拿筷子，吃饭都得丈夫喂，我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头疼，颈椎疼，心脏病，心跳的都要蹦出来了，用手按着胸口，整个头都不会动，瘦的皮包骨，每天痛苦度日。我学大法十二天，这些病就全好了。自从学大法，我和两个女儿从没打过一针，没吃过一片药，身体非常好。亲属都说法轮大法真好。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政治流氓集团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我几次被抚顺吴家堡劳教院迫害的只剩一口气，身上没有一块好的地方，真是站着進去、躺着出来的。通过学法、炼功后才恢复了健康。

带两个幼女進京上访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我和两个女儿还有同修我们一起進京上访，半路上被劫持回当地，零点才把我们放回家。

九九年十一月八日，我给丈夫留了一封信，然后就领着两个女儿進京上访，那时候大女儿十岁，小女儿六岁，我们带了一年四季的衣服，一个大旅行包和一个大袋子装得满满的，在家乡买了十元钱的煎饼、两瓶矿泉水和两个面包。我们求师父说：请师父保护我们一路畅通无阻的到达北京。就这样我肩扛大尼龙袋，手拎大旅行包，小女儿拽着我的衣服，大女儿拽着小女儿的手，我们一路到了北京。

当时我们在沈阳车站蹲了一宿票房子，从下午四点就到车站了，两个女儿的小手冻得通红，冻脚我们就在地上蹦。由于我家困难，我只带了三百元钱走的，困了我就把小女儿抱在怀里，大女儿坐在我身边，盖着大衣。下半夜三点半，我们乘上通往北京的火车。我姨听说我们要進京不让去，说天太冷，多遭罪呀。我的小女儿说“吃苦为乐”。

到了北京，我就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旅店住下了，我就和一起住店的人讲真相，说我为什么要带两个女儿進京上访。她听了很感动，她说我上火车警察问我是炼法轮功的？让我给他骂了。第二天六点我们和一起住店的那个人（常人）一起去了天安门。白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背法、背《洪吟》、背经文。一看有警察问一大堆坐着的人，我们就过去，他也不问我们。我们就大声背法，他们也不问。饿了吃点煎饼，警察到哪我们跟到哪，警察也不理我们，这一天都这样。还有两个外国人非得给我的两个女儿照相，也照了。

到晚上九点了，天黑了，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了。我扛着大尼龙袋子，一手拎着大旅行包，小女儿拽着我的衣服，大女儿拽着小女儿的手。我们一直走出广场，天漆黑一片，啥也看不清，我们走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两个女儿说：“妈，我们走不动了。”我说那就多休息一会儿再走。我是想找个有凳子的地方，好让孩子睡觉，最后找到了一个公园有凳子，我对她俩说这回不走了，我就把大衣拿出来，给孩子带好棉帽子和手套，我把小女儿抱在怀里，大女儿靠在我身上。刚要睡，这时就下起了大雨，还刮着大风。我心里想别下了，再下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转念又一想 ，不对，你下刀我们也不怕，你下吧。刚说完一会儿，雨就不下了，还出星星了。天很冷，又过了一会儿，孩子说：妈，我们冷。我对她俩说要不我给你小舅打电话，让他来接咱们，上他家又有吃又有住的，还不冷多好，你们去不？两个孩子都说：“要去你去，我们不去，咱们不是進京助师正法来了吗？”

我听了两个孩子的话很感动，我哭了，我说这才配做师父的弟子。冷了，我就领着两个孩子在地上蹦。后来就过来一个巡逻的警察问干什么的，我说是串门的，他拿手电一照看一个大旅行包，一个大尼龙袋子和两个孩子，他就走了。

我们在公园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我们全身冻得直打哆嗦，上牙打下牙。我领她俩進饭店买了一碗面条，她俩吃了，又喝了点开水（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就走了。走了很远，两个孩子说：“妈，我们还饿。”我又上小卖店买了一个方便面用开水泡上给孩子吃了。吃完我们又上天安门广场了。我们三个人在天安门广场还是大声背法。

到了下午四点钟了，有个警察拿了一大摞天安门各个地方的彩照给我家孩子，孩子说啥也不要，后来我说拿着吧，孩子接过照片说谢谢叔叔。他说不用谢小朋友。又过了一会儿我说，咱们面对吧，两个孩子说行。我们走到警察跟前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修真、善、忍做好人，这时警察说是真的吗？我们说：“我们修真、善、忍，不说假话。”他们就说上车，连推带拽，刚才还笑容满面，一下就变成另一个人，问我们是哪的不说，他们就打我，打嘴巴子，使劲掰我的手，一边打一边掰特别的疼，我咬牙挺着。后来他抓起我的小女儿对我说“不说我就打死她”，孩子也没害怕，也没吱声，后来他说：我不打孩子，还打你。

车里共有四个警察，一会儿打我嘴巴子，一会儿掰我的手，一直打到北京的一个派出所，把我们关在大铁笼子里，还有一些大法弟子。我们在一起背法，过了半个多小时，又把我们拉到驻京办事处去，有个女警察特别邪恶，把我和两个女儿全身从里到外搜个遍才搜出三元钱，骂我是穷鬼。第二天，他们用车送我们回来。

在火车上我的小女儿发烧，小脸烧的通红，喘出的气都烫人，小女儿说，“妈妈我难受。”女恶警骂我小女儿说难受什么难受，小女儿倚在大女儿身上含着眼泪看着我，我对小女儿说，大法弟子要坚强，不能流泪。小女儿就仰着脖子，眼泪就在眼圈里转，终于把眼泪咽回去了。女警还讹我们的钱，买车票只花了六百元钱，女警跟接我们的警察要八百元。接我们回本地的警察和女恶警骂起来了，说没有八百元的车票，要八百元家属不能给，后来女警硬要去八百元。回到本地警察也要了八百元，不给不放孩子回家，把我关進看守所。家里怕在看守所遭罪就给写的保证，放回来了，被勒索了四千元钱。回来我就对家里人说不应该写保证，更不应该给钱。

给政法委书记讲真相，堂堂正正的走出黑窝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七日，我和两个女儿还有两个同修到公园公开炼功，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后送到抚顺吴家堡劳教院，在那里我们大家背法，有的还炼功，我也炼功，我们绝食反迫害。恶警们就打我们，不许背法，不许炼功。在那呆了三天，又被绑架到女子自强学校洗脑迫害，在那里我们也背法，也炼功，恶警恶人们也是打，不让我们背法，不让炼功。我也给她们讲真相。在教养院那段时间，我也讲真相，有的听有的不听，还打我，我继续绝食，背法、炼功，打我骂我，我也背法，我也炼功，我也绝食。他们怎么打，我也炼，后来他们就不管我了，才给我转到这的。

在女子自强学校，我每天都背法，炼功（晚上也坐着背法），恶警恶人们打我骂我，后来让我站着，我就抱轮，让我坐着我就炼静功，他们一看不行，就把我绑到铁床的架子上动不了了。我哭着对他们讲述了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学法轮功么？我没学法轮功的时候有很多种病：心脏病、颈椎病，头疼的不能睁眼睛，心跳的都要蹦出来了，上不来气，整个头都不会动，整个身体都不会动，吃饭需要丈夫喂，每天只能吃几口饭，翻身都得丈夫给翻，到后来只能喝点水，吃不進去饭了，经常眼前什么都看不见，过一会儿又好了，真是生不如死，我知道我的生命到尽头了，那时，我家晚上不熄灯就怕我死了。可我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女儿七岁，小女儿三岁，丈夫对我又很好，我不想死呀，我们俩口子每天以泪洗面，吃药、打针也不好使。一天经亲属介绍法轮功祛病的奇效。我开始看《转法轮》，看过这本书后，我身体哪也不疼了，我一下坐起来了，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呢，用手掐一掐自己的手臂，很疼，后来我就用牙咬，因为用牙咬比手掐的劲儿大，一咬特别疼，我知道是真的。刘姨给我一张师父的照片，并说这就是咱们的师父，放在我家柜子上，我开始哭着说师父谢谢您，谢谢您，师父啊！您救了我一家，我就开始上厨房做饭，由于丈夫做完饭把勺子、铲子、刷子都放在锅台上，我一刷锅把这些都弄锅里去了叮当响，丈夫以为我家遭小偷了，就大声喊谁呀，我说是我呀，我好了。丈夫一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在做梦吧，他咬咬自己的手说这是真的，你真好了。我俩全都哭了。他说：这法轮功太好了，不只救了你，也救了咱们一家呀。第二天，我们家的早饭吃了两个半小时，一边吃一边哭，那是感动的哭。你们说我能不炼吗？她们静静的听着都哭了。

早晨我被绑在铁架子上，然后她们干活去了。中午回来了，狱警告诉她们说；“只×××（指我）可以绝食、背法、炼功、不干活，别人不行。”她们回来把我放开。

第二天政法委书记和另一个职员来找我谈话，说国家不让炼，就不能炼，我说他们说鸡蛋是树上结的，你就说是树上结的还带着把呢？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还要炼呢？你们就应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炼法轮功，接着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为什么要進京上访，为什么绝食，为什么背法、炼功等，讲了好长时间。

最后政法委书记说：“现在我无条件的放你出去，让你堂堂正正的从这大铁门里走出去。”我堂堂正正的回家了。

面对电棍电击、暴打等酷刑折磨，坚持说“炼”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我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在看经文，让女刑事犯看见了，就给告诉一个很邪恶的狱警，他特别能打骂。艾刚问经文哪来的，同修不说就得被打，说了拿经文的同修就得受牵连，我急忙说是我给的，艾某问谁给你的，我就不说，他就打我，用电棍，用脚踹，扇大耳光，打得两眼直冒金星，拿电棍打我头，骂，给我踢倒，踩我的头、脸、手、腿，还揪着头发往墙上撞，从下午两点打到晚上九点才停手，打开铁门让我回号里，然后一脚把我踹趴地上。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全身都湿透，整个身体没有好地方，脸也肿，手也肿了，也出血了，嘴也肿也出血了，头也肿了，用电棍电的直蹦，一手按着我腿一手用电棍。

十二月十五日，把我绑架到抚顺洗脑班，逼我们写保证书，我们谁也不听他们的，我们在那里绝食，又给我们送到看守所，我们继续绝食，给我们灌食，后来又把我们送到抚顺吴家堡教养院。我继续绝食反迫害，恶人狱警曾秋艳、李义、吴伟是大队长，还有一些不知姓名的，还有一些邪悟的人也帮着他们打我、骂我，那里就是人间的地狱。他们给我灌食，还往里放迫害我身体的药，不许我睡觉，逼着我“开飞机”（是一种酷刑），他们酷刑折磨我，双脚并紧站着，头朝下脸贴着腿，双手后举，手拿下来就往死里打你，再就是双脚并紧蹲着，双手往后背使劲举着，一动就往死里打，揪着头发往墙上撞，扇耳光，打得两眼直冒金星，打脑袋，用电棍电，电得直蹦，致使我满脸是血，嘴也是血，满脑袋是大包，用硬塑料管往头上使劲儿打，用皮鞋往头上踢，用人按着动不了，往头上踹，往脖子里倒凉水，用铁盆往脸上、嘴上使劲儿砍。吴伟一个大嘴巴子把我打倒，我再爬起来再打倒，我再爬起来，还把我头朝下（“倒控”酷刑）折磨我，肿的两个眼睛看不见东西，满脸呈紫黑色，全身没有一点好地方都是伤。

从一点打到四点下班了，我已经不能动弹了。还有一个新宾的邪悟者外号叫小黑塔，特别能打人，她用拳头专捶我胸口，捶的我喘不上来气，还揪着我的头发使劲儿往地上磕，还用脚使劲儿踹我的嘴和脸、头，一边打一边大笑真过瘾，叫你不“转化”。拽着我的衣服从地上拖着一直拖到寝室。同修把我从地上抬到床上，同修围着我哭，我象死人一样只有一口气，邪恶看我要死了，这天晚上没打我。第二天，他们按着给我挂滴流，我不挂他们就打我，四个人按着我。我心里时时背师父的法，无论什么时候我就是背法。好一点他们又逼我写保证书、悔过书，写不学、不炼了，我什么也不写，他们问我还炼不？我说全人类的人都不炼了我也炼。又过了几天，我和好几名同修一起被打，有一个新宾的孙姓学员被打，从晚上七点打到半夜十一点，把她两个眼睛打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对吴伟说是装的，后来他们拿来一个红毛衣在孙眼前拿着问孙，你看我拿的是啥？孙说我啥也看不见，眼前漆黑，他们这才停手不打了。还有一个是南杂木的，叫唐铁荣，五十一岁，被打到下半夜一点多钟一看人不行了，这才停手。第二天八点来钟他们说快送回家去吧，在回家的半路上就死了。家属来了五个人找教养院，他们说没打，唐满身是伤。第二天中午，他们看我也不行了，就把我送回家。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被当地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送到抚顺吴家堡教养院，劳教所警察曾秋艳、李义、大队长、吴伟等他们一看我又去了，就说你怎么又来了呢，就说某某某这回你可别想再闯出去了。这回你不“转化”就别想活着出去，让你站着進来躺着出去。我心里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李义又说：“江泽民有令打死算自杀，不问原因直接火化，你的命还不如一个小鸡值钱。”接着就问你还炼不？我说炼，他们说打，叫你还炼。就用抽的烟烧我的鼻孔、脸，还有人中，烧的起大泡，用饭店喝汤用的那么大的大瓷碗，放進满满六匙精盐，然后倒上开水，满满一大碗搅和一上午才化成浓盐水，捏着我的鼻子一气灌下，并说今天我们就灌死你，我心里说：“师父，他们灌不死我，我是神，灌的是白开水，不是浓盐水。”我一点也不觉得渴，他们还用抽的烟放在我的鼻孔上呛我，按着我动不了，用作活的二号针，扎我十个手指头（指甲），扎我的人中，两个耳朵都扎的冒血，把我疼的昏死过去。他们就喊我，掐我的人中，把我的人中都掐烂乎了，也没醒过来。

我躺在地上很长时间也没醒过来，同修把我抬到床上，都围着我哭。有的怕狱警看见跑厕所去哭，怕我死了。曾秋艳骂到：哭什么哭，还没死呢，真不要脸，看谁再哭。几个小时以后我才醒过来。

第二天他们又开始折磨我，扇大耳光，又将我按倒，踢我的头和脸，打得两眼直冒金星，天旋地转，往我嘴里倒凉水，我不张嘴，把水倒在脖子里，然后发疯似的用铁盆往我脸上、嘴上一阵子砍，又揪着我头发狠命的往墙上撞，这时满脸满墙都是血，吴伟又一个耳光把我打倒，我再爬起来，再打倒我再爬起来，因为我一直在绝食，这样被打了很长时间，这时有人喊吴大队有人找你，他才停手。我心里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倒下，每次我都强咬着牙站起来。这时候我的脸已经肿的变形了，两眼睛肿得看不见东西，嘴肿得张不开了。手和脚肿的象个大馒头，穿不上鞋，头象裂开似的疼，用手指一按一个大坑。全身没有一点好地方，他们把我拖到寝室，同修把我抬到床上，同修围着我哭。第二天吴伟又来了。问她们我“转化”没，她们说没转化。吴伟说全教养院我最佩服的就是你，被打成这样了还炼。还有一个姓舒的女狱警说：“某某某，你象一个参天的大树永远都打不倒，再大的狂风你只是把树梢轻轻的一摇。”

还有一次开大会唱歌，同修鼓励我你象泰山一样永不倒。恶警曾秋艳一听，骂那个同修。他们用没有水的油笔，在我前胸、后背，还有两个胳膊上写骂师父骂大法的话，用笔使劲儿往肉里划，都出血了。她们按着我，我动不了。她们打我的时候我就背短经文，不打的时候我就背长经文，我就时时处处都背法。从修炼开始，有经文我就开始背，就是因为法学得多，还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我才闯过一关又一关。

一次他们打我，曾秋艳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并说：“这是刚充完的电棍，我看你转化不转化。”我心生一念电棍对我不起作用，不好使。就这一念，在我身上电哪都不响，也没反应，曾说这就奇怪了，刚充完电怎么就没电呢。恶警李义说：“某某某你别想活着出去，江泽民有令，打死算自杀，不问原因直接火化。你的命还不如个小鸡值钱呢。”他们白天折磨我，晚上呀折磨不让我睡觉，折磨到下半夜一点，有时两点，有时到天亮。

恶警把我打成小脑萎缩，快要死了，瘫痪了，才把我放回家。回家之后丈夫不能上班，天天在家照顾我，给我翻身，给我喂饭等等都得丈夫照顾我。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带听。渐渐的我能坐着了，丈夫买个高压暖瓶，给我买上饼干、奶粉，开水放在我跟前，腿不能动手能动了。两个孩子上学，丈夫还得挣钱呢。我自己能看《转法轮》了。再到后来，我能扶墙走路了，再后来能做饭了。我一片药也没吃，一针也没打就恢复到这种状态了。邻居都说这法轮功真神奇，你看某某某都被打瘫痪了，一针没打，一片药也没吃就好了，这法轮功太好了。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我又能做三件事了。

师父护我堂堂正正走出魔窟

二零零二年八月，同修在我家拿资料后来出事了，就说资料在我家拿的。恶警到我家绑架我还抢走了一些资料。我到派出所就双盘立掌发正念，他们问啥我也不吱声。他们就拍着桌子大声骂我，再不说动大刑，说不说？一边审我丈夫一边审我。丈夫说我啥也不知道，我们一人一个屋。我就不断的立掌发正念。一会儿所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还发，我心里想只要我没到家，正念就不停止。他睡了一个多小时，突然手机响了。他醒了，还自言自语的说我怎么睡着了呢。后来他让我丈夫把我弄回家好好看着。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我平安的回家了。

还有一次端午节到了，我和母亲去挂大法的条幅，“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那天晚上雨下的特别大，我的两条腿自己走不了路，我拽着母亲的胳膊出去挂条幅。天下着大雨，我们刚挂完一个正准备上别的地方去，就被蹲坑的恶警绑架了。恶警说好胳膊好腿都不出来，你俩出来。到派出所，恶警们问我们东西谁给的，我们不说他就打我们，我和母亲一人一个屋问话，用电棍电我们，还往我嘴里倒白酒，电棍电的我直蹦，还电我乳房，打嘴巴子，连踢带踹再打加电棍电，电我的头、脸、嘴、肚子、身体、脖子，满嘴是血，打的我们两眼直冒金星，天旋地转。我们站不住，扶着墙。母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她满脸都肿了，满嘴是血，母亲扶着墙也站不住了，全身直哆嗦，恶警用打火机烧大法的条幅，怎么也烧不着，还说真奇怪怎么就点不着呢。母亲说你烧大法条幅会遭报应的。他们说我们不怕遭报应。我们全身是伤，恶警打了我们很长时间，头和脸肿的面目皆非了，满嘴是血。天亮了又把我和母亲送到看守所，看守所不收我们，说我们都有病又全身是伤，老太太又七十岁了，恶警说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硬把我们送進看守所去了。我们在看守所里绝食、背法、发正念，靠着墙炼功（站不住）。狱警跟号里的人说（指我和母亲）她俩都得判刑，我们心里说你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我们很快就会出去。我们每天背法、炼功、发正念、切磋，母亲第四天，我第五天堂堂正正闯出看守所，我当时打的张不开嘴，只能用管吸奶粉。

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被放回家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我去给同修送点东西，并贴真相被街道恶人举报，绑架到派出所。我当时就发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是神，谁也不配迫害我，谁都得尊敬我，对我乐呵呵的，我马上就会回家去救人。我静静的发正念，他们问我啥也不说，只是发正念。后来我说，你们抓我是违法的，你们执法犯法。你们必须马上放我回家。我们在修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凭什么抓我。

一会儿公安局来几个人对我也乐呵呵的，一会儿国保大队的人来几个，政法委来几个他们都乐呵呵的对我，问我啥我也不说。他们威胁说，不说一会儿送走。过了一会儿，他们拽我上车，我就开始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经过一个市场（他们要到西街接一个女警察），从去到回来都经过这个市场，我举着两个拳头坐车里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市场道路两边的人都往车里看，说又抓法轮功了，我一直喊很远很远。警察说没有人了，别喊了。我一直喊到没有劲了才停。

后来他们说到看守所了，下车我一听到看守所了，我又开始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一直喊到所长办公室，所长说别喊了，咱们该办事了。我就开始给所长讲真相，讲了一段时间，后来喊我去检查身体，我不配合邪恶，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他们四个人按也按不住，我一边喊一边挣扎。大夫说：“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哪个炼法轮功的都配合。他们都说你配合就让你回家，不配合就不让你回家。”我心里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的算，我马上就会回家。

检查了一个多小时，我喊了一个多小时，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恶警说今天就这么样吧，明天再到矿务局医院去检查脑袋，今天先放你这。所长说：不行，她不属于我这的人。他们就打电话找中队长求情同意把我暂时放看守所一宿，第二天八点准时把人领走，恶警走了，我又开始给所长讲真相。所长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没干啥坏事。又讲了一会儿，所长说咱们休息吧。他问我你还炼功吗？我说炼呢，他说：行，你躲着点儿监控器炼。他把我领到号门口告诉号里的人，来了一个法轮功，你们要好好照顾她，她们说知道了。

所长走后她们给我铺好几床被子很厚，又给我三床被盖着说天太冷。我就给她们讲真相劝三退，有的退了，有的没退。然后我又炼功、背法、发正念，后来也不知道几点了，我困了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又给她们讲真相劝三退，因为昨天晚上有睡了没听到真相的。到了早上八点多钟号里的人问我，你今天能回家吗？我说一定能。

我在看守所里也向内找，是什么心使我遭到迫害了。我对师父说：师父一定要帮弟子正念闯出去，我得救人去。我就背师父的讲法，到了中午十一点多又来接我上矿务局医院去检查。

我从号里出来，就开始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直喊到医院，中午正是医院人多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戴着手铐，两边一边一个架着我。我一直喊，他们都低着头，不敢抬头，说丢死人了，别喊了。我一直喊，所有的人都看我们。等轮到我检查了，我也不配合他们，还是喊和他们挣扎，他们怎么也按不住我。他们说你听话，检查完就放你回家，要不就不放你回家。他们打电话让我妈和我姐接，让她们劝我，因为家属都在派出所要人呢。后来大夫说这怎么检查，这样你们抓她干啥？他们求大夫快给检查，后来大夫急眼了，不给检查放人。后来他们想把我送到看守所，看守所不收，就放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