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上访　非法关押

二十七岁那年，我和家人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由于无神论从小灌输，不相信神佛，不相信因果报应，生活无目标，空虚，使自己脾气变坏，身体出现多种疾病：如心脏病、风湿病、肝火盛等等，很苦恼。学法轮功后，知道生命存在的道理，人生观发生根本的改变，炼功的身体无病一身轻，家庭和睦，心中充满阳光。我当时高兴的想，我的人生从此将多么幸福，有了信仰，有了健康，有了和睦的家庭。这是我和许多法轮功学员当时沐浴在法轮佛法佛光中共同的修炼体会。

然而这种和平幸福只持续到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动用一切流氓手段铺天盖地的迫害，电台，电视台，媒体，军警，特务，中共所有的能力都被调动，仿佛就在做一件事，让法轮功在中华大地消失，他们想三个月消灭法轮功。

当时我二十九岁，孩子两岁，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吓得不敢相信是事实。法轮大法这么好，于社会百利而无一害，怎么可以这样无理对待。我经过恐惧和理性的思索，凭我对大法的了解，我决定：我要到北京告诉政府，法轮大法是正法，师父是清白的。这是我们法轮功学员的共同心愿。

于是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去北京上访，和许多法轮功学员一起被警察绑架、关押，没收身份证，没收钱，没收裤腰带，限制吃喝，警察用没收我们的钱买了手铐，把我们戴上手铐，装满火车的三节车厢，遣送回抚顺，又非法关押。

我被非法关押在戒毒所。当时被非法关押有几十个女学员。我们抗议非法关押，集体绝食，戒毒所所长逼迫我蹲成马步，让吸毒犯人打我。他们听信中共电视谣言，不敢接近我们，还给我们答卷测试我们精神是否正常。看到我们所有的答卷测试都正常理性，才敢接近我们。

他们听信中共电视造谣说我们自私，不管家庭。我们决定吃饭后，他们不给我们吃饱，每顿饭把一个玉米饽饽切成几片，每人每顿一片，一点稀粥咸菜，饿得大家躺在地上起不来，靠着喝水维持，人人都很瘦，即使这样我们从不抱怨，我们把吃剩的咸菜洗净下顿再吃，从不扔掉。一女警察发现这一细节后很感动。我们说我们不浪费食物。她对我们态度好转。警察把吸毒犯安排住南面靠阳光房间。把法轮功学员房间安排在北面，没有阳光，很冷，我们每天坚持集体学法，炼功，警察走到我们门口小门说我们这屋热乎乎的。我们说我们炼功有能量场，他们很好奇，渐渐对我们有好感。

中共又开始变化迫害手段，要我们写不炼功保证才肯放人。许多家属被中共恶党逼得畏惧、担心、痛哭、无可奈何，学员又在警方威逼，利诱、恐吓下，一部份学员违心签不炼功保证回家了。有的被罚款，每天走廊来来回回的哭声，喊叫声，责骂声。

我被家人和单位人接回，家人被勒索二千元钱。一个是遣送费，一个是伙食费。其实在北京驻京办没收我们的钱堆得象小山，这些钱足够我们的路费。起先我们绝食，后来他们又不让我们吃饱。谈不上伙食费。一共关押我近二个月。其中法轮功学员姜杰、唐红艳、刘玉兰等没有释放。被非法劳教送入马三家劳教所。

二、再次北京上访　非法拘留劳教

二零零零年七月，作为一个法中的生命应有的责任，我再次去北京为大法鸣冤。北京的七月，骄阳似火烤。全国各地的警察被派遣到天安门、信访办、中南海等处等待各地上访的人群。

我在北京信访办的门前被抓，抚顺驻京办当时李海洋主抓上访者，新宾政法委姓朴住在抚顺驻京办。我当时在信访办门前看见黑压压的警察。我坚定了正念，想到了自己的责任。毅然走入信访办门前，一男警察马上跑过来一把抓住我。我喊：干什么？放开我！他心虚，一下放开我，同时他听出了我的口音，随即向人群喊：快来呀，沈阳的。辽宁的警察立即跑过来一大群追我，拦住我的去路，故意问我话，听我的口音。我说我是抚顺法轮功学员，来上访，有上访信。他们骗我说信访办不办公，抚顺的上访跟他们走，他们负责接待。

他们用车载我到抚顺驻京办（方庄）。那里陆续抓来在天安门前证实法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被押回，我和刘风琴带一个手铐，东洲一年轻警察又勒索我亲人押送费五百元（之前他聊天说准备勒索我们押送钱中饱私囊）。

我被押往新宾看守所。又送回抚顺吴家堡教养院。先是强改班学习，不“转化”后被非法劳教一年。由于我上访，新宾县政法委又勒索我家人二千元钱，说是上访的罚款。新宾电视台当时报导无一人炼法轮功。上级刚要奖励它五万元钱，接到我去北京上访的电话，五万元奖金“泡汤”了。谎言终归抵不过事实。后来新宾好几十法轮功学员上访。二零零零年吴家堡女子劳教所教导员曾艳，上级要求她“转化”我们，我们不配合，她气急败坏，象疯了一样打大法学员。她们打人的手段是用报纸卷在擀面杖上，用它打学员的头部。实木的擀面杖，打在头上，满脸血，满头淤青，头嗡嗡响，我和王晓艳，刘晶等许多法轮功学员都被曾艳打成这样。我不“转化”，狱警不让我见亲人，我亲人领着我的孩子在楼下喊“妈妈”，我从三楼窗栏往下望，向他们摆手，泪水哗哗流。警察在监控器看见，马上慌张跑来制止。我气愤问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见孩子？他们说我不“转化”。后来在没有通知家属情况下，二零零零年十月将我们女学员全部劫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

到马三家后我被完全弄懵了，心想一些昔日的好同修，为什么会“转化”不学大法了呢？谁发明的“转化”呢？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一篇报导《一个中共特务的自白》，说在十几年前冒充法轮功学员，混入到群体中，表现很坚定，也被劳教，期间突然“转化”，配合邪党大搞揭批、诬蔑，在几百人的台上宣读，台下的人被欺骗，也跟着效仿……我今天才明白了劳教所“转化”的内幕，原来中共豢养了一批特务，混入学员中。学员善良又单纯，从未提防过，因为这个特务的忏悔，我才彻底认清中共的豺狼相。中共邪党导演自焚，又导演“转化”，毁了多少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罪恶满穹宇。今天劳教所已解体，它的罪恶历史永远成为中共邪党罪恶的历史。

我当时在马三家劳教所，在高压承受不了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中，被邪党欺骗，走了耻辱的“转化”（放弃信仰）之路。背离大法的痛苦比一个人死了还要难受。也许世间没有比这再耻辱和痛苦的事情了，是师尊的慈悲，我今天才有勇气提及那段魔鬼般的经历，地狱般的煎熬。

三、非法判刑

二零零二年，长春法轮功学员电视插播讲真相，中共一下抓捕五千多人。当时抚顺公安一处的警察郝建光及关勇、张涛等，积极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一年内抓几十名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我在二零零二年十月九日被绑架，绑架的原因是，我们把自己亲身受迫害的经历，作为起诉江泽民的依据。为此抚顺公安一处按录像上的内容绑架了所有参与提供证据的学员。被绑架的学员有曲彩玲、贾乃芝、邢玉学、高桂荣、芳桂云、菜绍杰等。这些学员都不同程度的被判刑。其中沈阳的王杰在狱中被迫害折磨肾衰竭而去世。

两天的刑讯逼供，我的胳膊筋被恶警扭伤，他们把我绑在椅子上，几个人折磨我，又把我铐在暖气管子上，恶警用拳头打、用脚踢、还用鞋打。把我打的浑身是伤。送入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多次提审、恐吓。最后，我被枉判四年，被劫持到沈阳女子监狱。

二零零三年七月，我被送入沈阳女子监狱七监区，在那度过四年冤狱，那里关押近五百名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每天被包夹看管着，强迫做奴工。手工活，工艺品，加班加点，超负荷劳动强制“转化”。身心受到摧残。我在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时，我就对恶警说，除非我不出去，如果我从女子监狱走出去，我就会向全世界曝光你们的暴行。之后恶警们收敛了暴行，没有再对我的肉体迫害。

零五年，刚刚调来的七监区教导员王健，一意孤行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刘丽华在狱中被迫害死，赵淑琴被迫害肝硬化腹水而生命垂危，保外就医，大连孙敬美被指使的犯人毒打……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我出狱回家。孩子已经上四年级。因为中共邪党迫害，我母亲几度惊吓，病倒，我丈夫领着孩子四处漂泊，流离失所。我的青春和幸福被邪党迫害支离破碎。

我的好同修彭庚、孙倩在狱中被迫害致死。侯晓慧、胡延被迫害精神失常，现在都未恢复。王秀霞二零零三年在看守所被打死，是女警关静、赵春艳指使张保华，马丹等犯人打的。关静和赵春艳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中共对法轮功的残暴，胜过历史上任何一朝代邪恶政权。这场人类的浩劫即将大白于天下，请全世界善良的人们伸出正义之手，早日结束这场罪恶。天灭中共在即，望广大善良的民众，赶快退出邪党党、团、队保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