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蔡国贤，女，五十二岁，家住松原市长岭县永久乡。二零一一年七月左右，我因在亲属的喜宴上赠送《明慧周报》和神韵晚会光碟，被长岭县公安局、永久乡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我被长岭县拘留所非法关押半个月后，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零七个多月（包括在劳教所被非法加期四十天）。

劳教所分几个大队，我被分到二大队，我写了三封复议信，送往松原市劳教委员会，依法要求他们撤销对我劳教一年半的决定，无条件放我回家，赔偿我的一切损失。结果三封复议信一去石沉大海。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二大队度过了有生以来最艰难痛苦的近十二个月（差五天一年）。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劳教所二大队解体，我被转到三大队。由于我坚决不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五书”、并以思想汇报的形式把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直接交到狱警、大队长那里，到三大队的当天，劳教所就把我和其他人隔离，关到单间——就是所谓的帮教组继续迫害。以下是我被非法关押在三大队期间遭迫害的情况：

大队长说：劳教所里一百零八种刑

刘英（大队长）说：这劳教所里有一百零八种刑呢，咱们一点点尝试，能让你活着出去吗？恶警强迫法轮功学员看诬蔑、抹黑大法和师父的电视光盘，包夹强迫给念歪曲、抹黑大法和师父的书听。

强迫看听。一个姓牛的小狱警，把我拽到离电视很近的地方，还往前拽，一下下的打我，叶炯（管教）到帮教组来，先是一下下用手打我，接着就是一脚一脚踢我，我往后退，她说“不许动。”扯着我的衣领，拽到她跟前继续踢，一连踢了几十脚。我说她迫害我，她说：“就迫害你，一月还拿四千多元工资！”

王雷（狱警）每次到帮教组来，都气势汹汹的拽着我说：“往前站、往前站！”强迫我写什么感想（观后感），因为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在说法轮大法好、师父好，用正理驳倒他们的歪理。包夹看了之后说：“不行。大队长（刘英）、王管教（王雷）她们不能收。”就给撕了。然后还强迫我写。我写的还是原来的事实，包夹看了，还说不行，还要给撕。我说：“不是让我写感想吗？这是我的真实感想。等大队长、管教她们来，我自己交给她们。”

叶炯（狱警）、刘英（大队长）到帮教组来看了我写的感想，立即大怒，叶炯一连串打我嘴巴子，刘英对我拳打脚踢。说：“收了她的笔，不让她写！”她们发现转化不了我，下午就强迫我站着。强迫我每天站十七个半小时，包括吃饭都得站着吃。中午大伙都休息时，我坐一会都不允许。一天中午我实在累的受不了了，就趁着看着我的包夹睡着时，拿一把椅子趴在窗台上睡着了，歇一会。刘英来到帮教组（我呆的房间）看到了，在我身后踢到椅子上，把我吓醒了，急忙站了起来。刘英边打我耳光子、边骂：谁让你坐下的？！你他妈给我好好站着！胡说什么站着是你自己的选择！

叶炯（狱警）也曾经边打我，边指着我的鼻子问：“你是谁。”我坚定的说：“我是大法弟子。”她说：“那你就站着！”

刘英（大队长）、叶炯（狱警）还特意把我叫到管教室打一顿，威胁我必须好好站着。她们让我写，我写出的东西能把她们的歪理驳倒，没有她们要听要看的，达不到她们让我写五书的目的，她们就强词夺理。一次，刘英指着“天安门自焚”的伪火片，让我看这、让我看那的。我说：“都是谎言，都是欺骗。”王雷（狱警）照着我的前胸就是两拳，打的我半天才上来一口气；刘英跑过来打我几个大嘴巴子。一天刘英、王雷、叶炯、另外一个大队长（江大队）好像也在，还有两个包夹，我在那站着，他们坐着，七嘴八舌的冲着我，时不时的跑过来打我几下踢我几脚，似乎要把我活活吃掉的样子。

为了得到五书，他们使用的手段很卑鄙也很残忍。一天在帮教组（我呆的单间）刘英（大队长）、王雷（狱警）、叶炯（管教）加上两个包夹，她们七嘴八舌的这么让我决裂，那么让我写五书的。无论她们怎么说，结果都是我说的话把她们说的话驳倒。她们没有理由说服我，就想使坏，叶炯说：“等会我上走廊喊去，告诉各小队的人，我就说蔡国贤决裂了，写五书了。”我说：“谁也不能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她不吱声了，也没敢那么做。

两个包夹吃完中午饭回来，其中一个包夹跟我说：“我给你写五书了，都是现成的，抄上就行。”我说：“（前）总理是李鹏，重名重姓的人多了，他说他是总理也不好使啊。”包夹不吱声了，没有那么做。

刘英（大队长）、叶炯（狱警）二人对我这个每天被强迫站半个小时、身体被糟蹋的不成样子的五十一岁的妇女踢来打去的，在他们二人身上看不到女人那种胆小温柔的形象，打起人来既凶残又狠毒，用大拳头啪啪的打我的脑袋，两个人一人一根电棍电我，我的手刚下意识的去推刘英拿电棍的那只胳膊，刘英说：“你挨着我就算袭警。”刘英拿出一本师父的《大圆满图解》冲着我说：“你师父怎么说的、怎么说的，你看看。”我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超越法律了，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刘英把《大圆满图解》经书摔到地上，用双脚踩着师父的照片，我情不自禁去抢她踩在脚下的经书和师父的照片，她一动不动，我没抢下来。叶炯诱骗我说：“你快说‘我决裂了！写五书！’我们把你师父照片捡起来贴墙上。”她们二人一边打我，一边胡言乱语。从中午休息狱警开始上班后，把我叫到管教室打，一直打到她们快要下班时。

每天吃完中午饭，叶炯（管教）来换两个包夹回监室睡觉。她在那看着我继续站着，不许动一点。（只要写决裂书、五书就不用站着）给我放污蔑法轮功的光盘，就是劳教所里说的所谓的学习。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心里时刻想着“法轮大法好”。晚上大伙都睡觉的时候，让我从帮教组出来，换另一个房间。在一个没有人睡觉的监室里站着，继续站到十一点。因为换这个房间有床，两个包夹能换班躺在床上睡觉休息。

站到二十几天之后，脚和腿肿痛的不敢走路。一个“护廊”看见我来回上卫生间走路一瘸一拐的，脚肿的穿不上鞋，只能趿拉着，就给我找了一双没有人穿的大号鞋，让我穿上了。后来听说，那个“护廊”因此还被大队长骂了一顿。卫生所大夫到楼上看了我的腿和脚之后，让我吃药。我说：“不用，我这是硬站着累的。”大夫说：“那你就坐两天（几天），歇歇吧。”情况还是即使有椅子也不让我坐，王雷（狱警）让我坐一个“蹲、蹲不下，坐、坐不下”的小塑料花盆。趁我不在屋时，把我的棉垫也扔了，不让我坐，依然是坐花盆十七个小时，不让动。

就这样我又坐了二十多天的小塑料花盆，大约是九月十日左右的一天，王雷（狱警）到帮教组（封闭我的单间），没好气的对我说：“光看电视不行！得想事儿！”她嘴里的“想事儿”就是想“决裂”的事。我和往常一样回答她：“不想，没什么可想的。”无论刘英（大队长）、叶炯（狱警）或者是其他什么人跟我说让我“想事儿”——想“决裂”的事时，我也都是这么告诉她们的，就是“不想，没什么想的。”王雷就说我顶撞她了，把我叫到管教室。刘英、叶炯她们二人手里各拿一根电棍电我，我往后退，她们二人截着，中间夹杂着一阵阵的拳打脚踢、打大嘴巴子、大脖掴子。刘英抓着我的头发打，薅掉一大团头发（当时不知道，回到帮教组后，包夹对我说：“你的头发咋高高靿靿的”，摘下来一大团抓乱薅掉的头发）。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午休后，狱警上班，我又被叫到管教室打，被电棍电。一直到快要下班时，才让我回去。骂着：“滚回去！”没好气的把我从管教室推出来。叶炯（狱警）跟着我回到帮教组（封闭的单间），让我面壁站着，我的脚都紧挨着墙根了，叶炯还一直说：“往前站、往前站……”一脚一脚地踢我穿单裤的腿。之后还对我非法加期五天。

我被强制面壁站了十多天，又让我站着干活，和其他人一样多的任务。因为都是做各种各样的手拎兜和食品盒，其他人都坐着干。又过了两天，我跟管活的大队长江丽君说：“我站着本来就比干活累多少倍，还跟大伙一样干活，让我坐着干吧。”江大队长说：“中午你可以坐一会。狱警上班不行。这我还没和人家商量呢。”王雷等人知道我中午坐一会是江大队的意思，也就不好不让我坐一会。但是王雷多次把两个包夹叫到走廊里，安排两个包夹，狱警下班之后到晚上十一点这段时间，我就是干活也必须得站着，坐着不行，让两个包夹好好看着我。

从七月二十四日二大队解散，我被分到三大队，到九月三十日“十一”放假，我经历了“打骂、拳打脚踢、电棍电、每天站十七个半小时（早五点半——晚十一点）、包括坐小塑料花盆硌屁股、包括面壁站着、包括站十七个半小时跟其他人干一样的活的任务，共六十七天。

十几个小时的抻刑折磨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那天，劳教所采取了“决裂也得决裂，不决裂也得决裂，非决裂不可；写五书也得写，不写五书也得写，非写不可”的泯灭人性的残酷手段。

刚吃完早饭，叶炯（狱警）把我叫到管教室，但不是狱警上班办公的房间，是管教放穿衣柜的一个房间，在两个管教室的最里面，也是最左面。和两个管教室并排三个门，右面是学员区（就是劳教人员），共十七个房间，中间隔着一道铁栅栏（铁门），铁栅栏的左面是狱警在管教室的门外面坐岗的地方，铁栅栏的右面是学员区的一条十七个房间那么长的大走廊。十八日那天，她们怕学员区的人听到我惊天动地的哭喊声，在管教室的门外，铁栅栏的左面（管教区）狱警坐岗的桌子上放了一天半宿的录音机。

十八日那天早饭后，我正在单间里干活，叶炯（狱警）来叫我到管教室来一趟。把我领到管教室，准确的说不是管教室，是狱警区内管教室左边的一个狱警放穿衣柜的房间。叶炯（管教）怒气冲冲的问我：“谁让你坐下的？！”我说：“是江队让我坐下的，大队长让我坐下的。我站六十七天，每天站十七个半小时。”叶炯说：“大队长还让你决裂呢！你怎么不决裂呢？！来吧，上床！”我心想：这次她们是不是想让我上死人床，我在外面听说过。她们七手八脚的把我的两个手腕子和两个脚脖子绑上，分别吊到一个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单人床的上下铺的四个角上抻。

酷刑演示：抻床

参与（迫害）绑我的人是：刘英（大队长）、叶炯（狱警）、王雷（管教）、贾狱警、刘管教、还有两个社会帮教，但这两个社会帮教没参与绑我，她们是听到我的哭喊声从楼下（一大队）上来的。她们劝我信佛吧，信佛吧……就是让我信仰佛教。在吊我的床旁边放佛教里面的什么大悲咒音乐。她们诬蔑、辱骂法轮功。

“停止迫害吧！停止迫害！”我被折磨的哭喊声惊天动地。她们就用毛巾捂我的嘴，用胶布一层层的封我的嘴，用布一层层的勒我的嘴。反反复复。毛巾掉了再捂，胶布掉了再胶，勒嘴的布掉了再重勒。狱警快要下班回家的时候，贾管教还拿着电棍电我吊在床上动不了的脚底板子，让我快点决裂、写五书。刘英（大队长）肥胖的身体还多次坐到我在空中抻着的身体的肚子上，制止我哭喊。狱警是三点下班，管教下班之前她就好几次坐到我的肚子上，一直到晚上八点来钟，她多次这样做。

狱警下班之后，每天都有两个管教值班，十八日那天晚上是一个姓壬（音）的狱警和一个姓张的管教值的班，刘英，叶炯，因为我被吊一天不决裂，特意加的班。

屈辱

从早上八点钟狱警上班到晚上八点来钟的时候，十几个小时的酷刑折磨，我人的一面身体承受不住了。大约晚八点来钟时，她们录完音，才给我松的绑。让我在床上缓缓醒了一会，刘英（大队长）、叶炯（狱警）、两个社会帮教（这两个社会帮教是劳教所每天二百元钱请来的），四个人把我从床上弄起来，扶到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前坐下，叶炯（狱警）坐在我的对面，整个过程叶炯（管教）说一句，我写一句，她咋说，我咋写的，全是谎言。

我被酷刑折磨十几个小时，两只手和两只脚肿的跟馒头一样，因为长时间不过血，又青又黑的。脸上汗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出汗把头发都湿透了，再加上用布条勒我的嘴的时候，是在后脑勺绕一圈过来的，反反复复，头发乱蓬蓬的。她们怕别人看到，当天晚上没有让我回监室睡觉。就在迫害我的管教室里，就睡在迫害我的这张床的下铺，还用手铐把我的手铐在床上。第二天早上，趁大伙都下楼吃饭的时候，叶炯（狱警）才叫包夹把我领回去洗漱，还特意让我洗了头。

第二天下午帮教组就换了一个房间，这个屋里有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靠南面窗户的地方，有一张桌子和下面几张桌子脸对着脸，两个社会帮教讲课给我一个人听。屋里面还有给两个社会帮教助威的刘英（大队长）、王雷（狱警）、叶炯（管教）和两个包夹等十来个人。她们威胁、恐吓我：“不好好听课、不好好学习，就让你再次上床！”还让两个包夹把上一天吊我十几个小时的那张床从管教室隔一道大铁门和十几个房间抬来了。见我稍有怠慢，刘英（大队长）、叶炯（狱警）就对我拳打脚踢、打嘴巴子。她们强迫我听帮教讲的那些谎言，之后强迫我说。

帮教讲完之后，还强迫我写什么感想。我就把她们讲的东西写下来了，都是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我写完。社会帮教说：“拿过来我看看。”看完大怒：“啊！你写这东西这是什么感想吗？！这是什么感想啊？！这不全是我说的、我讲的吗？！”第二天就不让我写了。她们给我放诬蔑法轮功的光盘看，边放光盘，两个社会帮教边指着电视画面诬蔑法轮功，之后让我说。我说：“对呀，大法弟子做的对呀。你报道的东西歪曲了、诬蔑了法轮功，大法弟子站出来说话，讲清真相，对呀。”在场的刘英（大队长）、叶炯（管教）立即冲上来对我拳打脚踢，王雷（狱警）坐在我桌子的对面，立即站起来一连串打了我十几个大嘴巴子。

到狱警下班时，帮教也下楼吃饭去了。我桌子上放着所谓的感想当幌子给包夹看，心里想着怎样写严正声明——声明五书是劳教所酷刑迫害，我全盘否定，不承认以及十八日那天被迫害的过程和声明写在一起。刚写了两行小字，身后的门开了。我急忙揣上衣兜里，却还是被社会帮教从衣兜里掏出来抢去了。那个岁数大的拿到手里一看，说：“啊！这字这么小我也看不清。”那个岁数小的接过去念：“床上铺的四个角上分别吊着我的两只手和两只脚。惊天动地的哭喊声，‘停止迫害吧，停止迫害’。她们就用毛巾捂嘴，用胶布胶嘴，用布一层层的勒嘴。”那个岁数大的怒气冲冲的问我：“你到底想怎么地？！你想让谁给你往外捎？！谁是你的亲戚？！”我不慌不忙的说：“我想写一篇日记，把十八日那天记下来。”因为当时这两个社会帮教都在场，她俩就都不吱声了。

第二天，狱警上班的时间，可能这两个社会帮教把从我这抢去的那张纸上的两行字给大队长和管教看了。她们的态度都变了，不象原来那样嚣张了。两个社会帮教知道转化不了我，她们动不了我的心，她们讲的那些东西我怎么也不信。再以后就不专门给我所谓的“上课”了，只是走过程，一天到帮教组来一、两趟瞅瞅。每天上大教室给各小队的人讲课洗脑，也不叫我去听了。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两个社会帮教就走了。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贾狱警值班，特意把我叫到走廊，反反复复的，再三嘱咐我说：“明天省六一零和局里的人来考核。你就说……要不还得加期，你还走不了。我们希望你早点回家。”第二天是圣诞节——十二月二十五日，贾狱警临下班前，她把我叫到管教室，把她上一天晚上交代、嘱咐我的话，又说了几遍。我说：“我知道怎么回答。她怎么问，我怎么答。”贾狱警不放心地说：“不行，你就说法轮功是×教？”我坚定而镇定的告诉她说：“不是。”贾管教怒气冲冲的打了我几个耳光子，旁边的藏狱警也跑过来对我大声吼道：“啊！天天搁电棍秃噜你，就好受了。”考核前，江大队长（在楼上单间里）嘱咐我一遍，让我按照她告诉我的说。刘英（大队长）更是嘱咐再三，要我一定按照她告诉我的说。我都告诉她们，我说我知道咋说。考核是一个人一个人进屋考核的。到让刘英（大队长）领我进去的时候，屋里有两个考核的人（哪个是六一零的，哪个是局里的不知道），其中一个人指着一把椅子让我坐下，先问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信法轮功的，以及写没写五书等，接着说：“谈谈吧。”我说：“不知道哪方面，你问吧，你咋问，我咋答。”他问我：法轮功是不是×教？我坚定的告诉他：不是。第二天早晨，贾狱警到帮教组（我呆的单间）来，重重的打了我几个耳光，骂我一顿。二零一三年一月，月末，外面又来考核了，这次考核：我说法轮大法好。用她们的话说：我没过关，考的最不好。

在劳教所的人，每人胸前都带一个小牌，上面写着本人的姓名及入所（劳教所）时间和出所时间。分红、黄、绿牌三种。红牌是不认罪、不认错的人带的，没有减期。黄牌是认罪、认错的人带的，带绿牌阶段比带黄牌阶段期减的更多。我在劳教所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加四十天是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年半加期四十天，一直都带红牌。在劳教所里，对于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任意的打骂、侮辱，没有人管。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份的一天，在一次糊包装袋时，两个包夹要上其它车间倒胶，不让我一个人住屋，出房间又不能超过一米远，我只好跟着。车间里一个姓邢的小狱警大声吼道：“蔡国贤！你出去！不许进屋！”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大约）二十九日那天，三大队所有的人都到大教室里考什么试，正在考试时，叶炯（狱警）从我身边的过道路过，在我身后扒拉我一下说，让我剪剪头发，因为当时贾管教刚安排人给我剪完头不到一周，我抬头看看她说：“我才剪完五天。”她又说：“不行！还长！”我说：“我愿意这么长（喜欢这么长）。”她大声吼道：“你愿意的事多了！你还愿意不上劳教所来呢，你怎么来了呢？！”不一会儿，她站在我身后的门口外边叫我出去一趟。这个叶炯（狱警）每次把我叫到管教室打我，都是这样装出一副仁慈的样子说：“蔡国贤，你到管教室里来一趟。”或者说“你出来一趟。”这次我当着三大队各小队人的面，当面揭穿她，说“叶管教，你找我有事吗？”她说：“上管教室去一趟。”我说：“有啥事你就在这说呗。上管教室我怕你打我。”她说上管教室去，就这样一边往管教室走，一边大骂。一进管教室叶炯一边骂着，一边暴打我一顿大脖掴子、大嘴巴子，她对在管教室的其他四个狱警说：“谁来摁着她？”在几分钟内剪光我的头发，抓起一把头发从根剪，我头顶上只剩下参差不齐的几撮了。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份的一天，也是两个包夹上小队车间倒胶，一个姓牛的小狱警让我在门口面壁站着。

劳教所解教的人回家时，都是狱警送出大门外，家里人来接。而法轮功学员解教时，大部份都让当地六一零、公安局、派出所的人来接，目的是更进一步迫害。而我也一样，她们（劳教所）知道那五书是我全盘否定、不承认的东西，她们就让我所在县公安局的人来接我。但是县公安局的人不来（我回家后才知道的），县公安局给当地镇政府、派出所打电话让来接我。刘英（大队长）还特意让来接我的镇政府、派出所、村政府的人到我呆的楼上来接我，还特意把整个三大队的人都叫出来，在走廊里排好队、站好，刘英（大队长）讲的话，说什么：“蔡国贤今天解教，当地镇政府、派出所的人来对接……”她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威胁我，另一方面是对其他人又是一种暗示的威胁。

虽然劳教所如此安排，但接我的人确实让我回了家，我感慨众生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