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于九八年春得法。跟随师父修炼十多年了，回首走过的路，有冲破束缚时柳暗花明的喜悦，也留下了很多遗憾。现把我近几年修炼中的点滴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希望我们今后的路走得更好，对于修炼的认识更理性。

一、在魔难中放下生死

二零零五年，师父发表《不是搞政治》和《向世间转轮》后，我与另外三位同修悟到应该在大陆推广《九评共产党》，于是我们就做起来。因当时各种观念的阻挡，很长一段时间参与的同修不多，我也陷入一种做事的状态，光顾着发真相资料、《九评》，虽然也学法炼功，但几乎不知道向内找。这样的状态导致两年后被邪恶钻空子。二零零七年八月的一天，我在一个集市上发资料时，把小册子投進了蹲坑便衣的车里，几个人从几米外围过来，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逼问姓名、住址及资料来源。

突然而至的魔难，令我一时发懵，但本能的知道要否定迫害。一个恶警揪住我的头发往下使劲按我的头，痛苦中，正念与人心在激烈的交锋，我心里知道不能牵连同修，那样以后没脸见同修，没脸做人了。当时就是这点认识。在僵持着的时候，师父帮了我，我的大脑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叫着我的名字说：“你要放下生死！”我想，应该是师父看到我当时的那一念不足以抵挡邪恶而着急了。我先在心里机械的重复了一遍，定了定神，领悟了这句话的内涵：我必须有这样的正念才能否定这场魔难！于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放下生死吧。放下生死！”这一念定下后，事情一下子变得清晰而简单：决不出卖同修，一切线索到我这为止。我当时的心性还未能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但“放下生死”这一念，使我摆脱了各种人心的顾虑和纠缠，所以当恶警用硬物击打我一侧脚踝骨，以及另两个恶警用“杀绳”想逼我就范时，我虽然疼的大汗淋漓，头发湿透，但守住了正念。除了在中午给两个看守我的小警察讲真相外，恶警从我嘴里只字未得。

但遗憾的是，他们从我随身带的手机中查到了我丈夫的电话，从他嘴里骗得我的住址，下午从我家里抄走了未来得及发的资料和大量的《明慧周刊》。

当天晚上，我被非法关到县拘留所，说非法拘留半个月。我刚進拘留所时没有吃饭，并不是决定要绝食，而是对于究竟该怎么做没有思路，表现一种本能的抵制。第二天，国保大队长来伪善。第三天我的一位在市里的亲戚带着我儿子来看我，这位不修炼的亲戚并把我被绑架的消息及时的通知了她单位的一位大法弟子。这位我至今未曾谋面的同修在第一时间上网曝光。

儿子当时刚中考完，去看我之前他设法找到了我常提到的一位大姐同修，这位大姐用小纸条迅速抄下了她所背下的一段法，让儿子带给了我。这段法是师父在《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中的一段：“可是你们永远记住一点：不管谁在干扰，那都是暂时的，都是假相，都不是主体，都是一种象空气一样的流通。空间中的各种物质因素与生命到处都是，多的不可估量，有形象没形象它们都在，它们就是微观空间与不同空间的生命。在没有正完法之前，宇宙中微观的神，都在同时同地存在的各自空间中，有什么停留在这儿，和它不停留在这儿，只是一个概念。那些自然就存在在那的有形无形因素对你们什么都不影响，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谁也操纵不了。”

这段法从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迫害绑架有什么连系，当时却极大的启悟了我，我感觉师父就是针对我当时的处境讲的，法中的内涵对于我看穿眼前的高墙、恶警以及后来非法刑讯中的威胁、利诱，有了在那一境界中全新正念的认识，指导和支持我走过了那一段不长却艰难的日子。接下来的十几天时间，大致是三条线交叉進行：恶警的非法提审、我自己在法理和认识上的突破、对狱中的人讲真相逐渐展开。

第一个周末很快的过去。第二周，国保大队开始密集的来人。周一，那个国保队长又来“攻心”，还保持着斯文的面孔，让我再想想工作、家庭，孩子的前途。我内心的想法很简单、很坚定：做好现在，其他的不考虑。第二天，他撕破面具，威胁再不说就要对我“上绳”（一种酷刑）。我已有正念在先，又有了法的指导，所以不为所动。正这样较量着的时候，一个电话打進来，可能是让他们马上回去，他不太情愿的说：我们刚到这……但不大一会就走了。临走前另一个恶警从包里拿出一绺绳子，在我面前晃了晃，威胁说我扛不过这个晚上。我一个人半躺半坐在监号里，梳理着自己的思绪，我找自己，发现我在内心深处还向往着人的美好生活，这应该是我的根本执着；色欲、虚荣、争斗、执著自己，这些不好的人心几乎没怎么修去。我也发现，我过去在发正念的时候，经常忽略清理自己那五分钟，或者不留有足够的时间，或者直接省略，不注意清理，又不注意实修，结果出了问题。静夜中，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假如为了证实法、救度众生，明天就让你放弃人中的一切，丈夫、儿子、人世间的种种安逸、甚至生命，你能做到吗？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修炼的根本问题上拷问自己。片刻后，我肯定的回答自己：可以。但我同时知道，我的生命存在是为了救度众生的，只能听师父的安排。

紧接着国保大队的人又来了，这次又多了一个大个儿，他们见我不说话，俩恶人气急败坏的开始动手，先拧我胳膊到背后，然后用细绳捆我。这种叫“杀绳”的酷刑，将颈部、前胸、手腕、大臂等处都勒紧，然后在背后将两手腕上提。因为是逆向的拉伸，钻心的疼，伴着胸闷，如果是常人，瞬间就到承受的极限，让说啥就说啥了。这是一个警察在晚些时候私下对我讲的。那时候我的心态已经稳定下来，所以当这一切发生时，我平静的发正念，清除操控人的邪恶。又对绳子发正念，希望它不要配合邪恶迫害，我当时想的是让它自断。可能是这一念不够慈悲，绳子未断，恶人也没有停手。一恶人还坐在我身后用掌侧剁我的肩，并不时的往上提我的手腕以加剧我的痛苦。可我心里象是空了，没有怕，也没有恨，什么也不想，这样的心态也许是符合了法，所以奇迹出现了：我没有感到疼痛，还感觉绳子很松。现在想想，“杀绳”有可能“松”吗？这不正的一念立刻就被钻了空子，一恶人马上说：这太松了，解开从新来。这次是两个人一起先弄一侧，再一起弄另一侧，中间还一起狠劲的勒了勒才罢。我意识到刚才的念头不对，仍然发着正念，提醒我的身体感官系统：否定“痛”，让感知“疼痛”的神经不起作用。结果立刻见效，我双腿前伸坐在地上，闭着眼睛，胳膊只是感到些酸和麻木，而我竟然在那个场合静了下来，呼吸也抑制住，轻而细弱。那个队长坐在桌子后面，嚷着：某某，你给我们展示你的“忍”功是不是？我在静中，没有说话，感到他的声音与我相距遥远。我在心里否定和回应着他：我是抵制迫害，我是在坚守我的正念！又跟师父说：师父，弟子没有修出那样的慈悲让这些人停止犯罪，发出的正念未能强大和纯净到清除掉操控他们的邪恶，弟子愧对师父。

过了些时候，我听到前面有人说了一声：“没反应。”我睁开眼睛，原来那个大个儿一直在我前面观察我的动静。那个大队长说：已经十七分钟了，给她解开。他们离开前，又撂下一句：你不要以为你不说就没事了，你今天不说明天还来！我本应该立即否定这句话，但当时没有想起来。经过这一通折腾，我的身体疲惫至极，正念似乎受到了抑制。我甚至顺着邪恶的逻辑想：真要天天来怎么办呢？心里很沮丧。当时还穿着短袖衫，我的臂上留下多处很深的勒痕和大片青紫，听我讲过真相的几个被关押的人，不同成度的表现出他们正的一面，谴责、同情和关心，一个人还求狱警，希望他能劝善那些国保恶警不要这样对待一个妇女。一位有正义感的狱警也大骂这些恶徒，说这些人再来撒野他就把他们骂出去。

又到了晚上。还是我一个人。短暂的困惑之后，我想起了《道法》，我同时悟到，我在大法中修炼，应该乐观和有信心。

二、对众生正的一面负责

我刚被关進拘留所时，里面关的人并不多，男号有六、七个人，女号里只有一个上了岁数的大姨。我被绑架進去的当晚，得知老太太是因为与村干部有纠纷而被关進来的，第二天就该走了。我对自己的事还没理出头绪，但本能的给那位老太太讲了真相，劝退了团。她还让我把“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写在一个小纸条上，回家时带走了。

当时是八月上旬，天气还很热，所以晚上的时候，狱警经常把人们带到院子里放风。外边凉快些，都愿意出去，我不去，就在屋里关了灯发正念。大约这么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发着正念，突然醒过神来：不对劲啊，要救度众生啊，可众生都在外边呢。这时候，师父关于“副元神他不在三界之内，却在三界的范围中。就象我站在这个桌子的范围，但是我并没有進入桌子里边去”[1]的法出现在我的脑中，我又想起了师父说的：“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進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2]我有了点思路：我得進入到他们的范围。心里开始清亮了点，我决定吃饭。

次日晚，当大家都去了院子里之后，我也出去了。走到跟前，见他们散坐在一个花池子的水泥边上闲聊，我在他们对面找了个地方坐下。值班的警察不在，我迅速的讲了真相，并给他们取化名三退，我逐个点到，并告知化名，大部份当即表示同意，有一个没听太明白，另一小伙子主动帮忙给解释：就是三退，三退保平安！还有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没说话，我特意跟他又说了一遍，最后这几个人全部退出。刚说妥，看守警察就从值班室溜达出来了。他见我也在这，还蹦出一句：你咋出来了？让你出来不出来，不让你出来你自己又出来了！

就在我被“上绳”迫害后，我注意到拘留所里被收容的人多了起来。表面的原因是中共在“十一”前“严打”，各派出所有任务，不抓够数不行，于是每天都有因各种五花八门原因的人被关進来：农村妇女吵架的、骑摩托车没执照的、借了贷款还不上的、民工玩牌的、小青年团伙打架的、用雷管崩山的、替人做担保被牵连的……

其中有三妇女，一个是因为孩子的事与人动手，一个是因为派出所的人毁坏地里的庄稼而咬了所长的胳膊，另一个是个村里的妇女主任，借了贷款未还。因为她们跟我住在一块，有充足的时间和互动机会，很快就给她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但男的分散在几个屋子有二十多人，需要找机会。我有救人的愿望，很快师父就给巧妙安排了。

先是那些在铁矿打工的外地民工，狱警让他们从外面的走廊里挨个擦监室的玻璃，擦的时候得打开窗户，这样我在屋里他们在窗外，很方便的给他们讲了真相。在这之前师父更是苦心铺垫：因为他们多是外省的，说话我听不太清楚，所以开始没打算先给他们讲。可是吃饭的时候，我接二连三的误把其中的一位当成是早先進来的比较熟的另一个人而打声招呼，所以这位民工见到我时显得很友善，可能也带动了同伴的友好心态，所以讲真相时大家好象感觉都不陌生。以至于三退后，有一次他在走廊里远远的向我合十，并用一只手在另一只手的手心里写他三退时的化名给我看。让我真实的见证了众生明白的一面得救后的喜悦。

另一组是因为打群架進来的男孩，都二十岁左右，言行举止缺乏教养，大多纹身，与我的观念很抵触。我一直没有主动接近他们。可有一天晚上在院子里乘凉时，其中一个男孩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大姨，你炼法轮功？”我说是。他接着说：你们法轮功今天有人给打电话打到值班室了，好象是国外的。我一下振奋起来问：他们接了吗？他说接了。同修的支持带给我巨大的鼓励，我心里对这孩子转告我这个消息充满感激。话题展开，很快就谈到自焚造假的事，小伙子很认同，说捡到过分析自焚的光盘，看了。水到渠成，我见他短袖T恤下胳膊上露出的纹刺，问他：纹的是龙吗？我建议他以“小龙”为名退出少先队，他欣然同意。没想到第二天开门放风的时候，另两个男孩跑到我屋，進来就说：大姨，你给谁谁起名了？你也给我们起个名吧！我说：我是让他用化名退出少先队的，你们也退了吧，你们自己起个化名就行。两个人说：我们不会，你给我们起吧。于是我给靠墙的一个取名“小强”，另一个长相俊秀的男孩取名“小虎”退出少先队。我也把同修给我送進来的水果饼干等分给他们吃，并带一些给他们的同伴，两个人高兴而去。这件事让我看到了我思想中干扰救人的观念，从内心认识到这样的孩子其实也是中共体制的受害者，充斥整个社会的极端物质化倾向和享乐观念，使他们在学校和家庭都很难学到正确的做人理念，而众生这样或那样的不足，都不能成为我们不救度他们的借口，我们只对他们正的一面负责就够了。

又有一次，中午吃完饭我在监室的门槛上坐着，发现不知什么时候狱警把其它监室都关了，却忘了锁我这个门。我想这不会是偶然的吧，既然没锁那我就走走看。借着打开的门与墙形成的直角屏障，我走到隔壁窗外，往里一看，就一人在那，约六、七十岁，一问是个带工的，出了工伤他被牵连出责任。我马上切入正题，老人说：我这个岁数了，什么不知道？共产党不是啥好东西！于是顺利退团。我悄悄退回来，又坐到门槛上，这时候狱警看见了，在那头的值班室外喊：你怎么还在外边？过来把门关上了。真是戏剧性。

做饭的是一个从农村雇来的中年妇女，别人对她评价不高，我第一天遇到的那位老太太，临走前还叮嘱我不要给她讲，说她跟警察们一伙。我一开始对她比较谨慎。但她没事的时候总爱来找我说话，我给她苹果，她不肯吃，说我在里边吃不着啥，她在外边吃什么东西很容易，让我留着自己吃。从她的话中，我看到她人性中善的一面，意识到自己不能被观念障碍，应该救她。后来在一次闲聊中，我夸她皮肤不错，她说就脸上晒得黑，还挽起裤腿给我看，还真是很白净。我顺势给她起了个“化名”三退了。

那些日子，开饭和放风成了我讲真相的黄金时间。有一次在走廊讲自焚伪案，几个人围着听，我索性坐在地上双盘演示给他们看，他们马上就都明白了，除了有一两个没有明确表态三退外，其他近三十人全部听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那个最初帮我讲三退的小伙子临走前特意去跟我说：大姐你再这个（手做发传单状）的时候，千万不要在白天了，记住要在晚上！

三、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随着局面的打开，我也突破了一些人心和观念，渐渐有了在法理上的正确认识。开始的时候别人问我什么时候出去，我不敢说，我人心的想法是：法轮功是特殊的，邪党不按法律办事。后来就说写的是十五天。再后来我就说我随时都可能出去，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关我！这时我明白过来：正因为法轮功是特殊的，所以才不走常人那个理儿！然而知道一个法理和修到这个境界，可真完全不是一回事呀。

到第十五天的时候，我觉得该走了，可是到门口一看，既没有家人也没有同修来接我，而是当初办案的派出所警察，说要劳教我。我愣住了，觉得不应该是这个结果。可是当时自己觉得势单力孤，正念不足，也没有要求跟家人联系，就跟着上车了。到了路上才知道，他们连劳教手续还没办，得先去市公安局办手续，一小警察跟另一个说：今天必须得去，今天就到期了，再不去拘留所就得放人了。

距劳教所有百十里的路。坐在我左边的小警察受了毒害，说了很多不解的话，包括自焚。我想坐在一起也别负了这个机缘，就告诉了他真相，他不说话了。坐在我右边的警察对小警察说：你别跟她说了，你说不过她。这位应该是有些理性，因为当时在派出所他也只是例行的问话，没有出言不逊，也没有动手。当时在派出所参与刑讯的那个副所长告诉我：这两天所长的手机都快打爆了，一会儿“呼——”短信，一会儿“呼——”电话，都是海外打来的。我问他电话说什么，他说：不让迫害你。这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他：他们是为了救你，劝你不要参与迫害。我后来知道，我们本地的同修也把劝善信送到了派出所。

讲完真相，我的身体突然感到非常不舒服，几乎要虚脱的状态，到了劳教所检查身体，我又出现胸闷和心律异常，狱医问以前病史，我说上中学时得过肝炎，已经好了。劳教所狱医要求他们先带我到市里指定的传染病医院去做检查。他们又请示汇报，下午把我带回派出所。同修们的劝善和讲真相起了作用，晚上通知了我所在的单位（学校），要单位把我接走带我去检查身体。儿子主动把我的情况及时转告了同修。

亲戚为了营救我，利用她常人关系连夜做了一个安排，但没有告诉对方我具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到医院后，随我去的一个单位女同事把我的情况透露给医生，这样亲戚的安排实施有难度。这是我后来知道的。而我这时又犹豫了：如果检查结果没问题，后果可想而知；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可能会摆脱险境，但又给大法抹了黑。而且我相信自己身体没问题。但那位医生还是善意的建议我做一下检查。我想了想，出了这个小插曲应该不是偶然的，或许有师父的慈悲呵护吧。最后决定检查。血被抽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充满歉意。我用真念告诉它们：对不起，你们本来应该跟我一起助师正法直至圆满，可是由于我没做好而使你们提前离开了我的身体。你们虽然暂时离开了我，将来还会回到我的体内，慈悲的师父会给你们安排一个好的未来。我需要有自由之身，请你们微观的粒子按照对正法有利的程序排列吧。我默默注视着两个玻璃管中的红色液体，想那里面的无量众生，心疼的几乎落泪。

因为赶上周末，检查结果得两天后出来。这两天中，先是一位同修从家里带了我儿子来看我，鼓励我正念正行。我抓紧时间把三退名单口述给她。次日下午，我姐姐和那位亲戚来看我，临走前亲戚无奈的小声告诉我，她已经找人看了化验结果，血没问题。她们怕单位通知我时承受不了打击，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因为看来事情基本上定了，还给我带来了一些日用品，跟我商量儿子开学是否要住校。这时已经到了八月下旬，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而我丈夫远在外地。这个消息出乎我的意料，对我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我很镇静，守住仅存的正念，跟她们说：孩子的事再说吧。你们不用多想，还不见得怎么样呢！中间我去了一趟水房，我姐姐跟在我后面，劝我说：你就认了吧，什么法儿都想了，就是不行，可能是你该有这一难啊，你就面对吧！她这一说我倒警觉了，坚决的告诉她：“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不面对！”

等他们走了，我躺在床上（学生的宿舍）想：差在哪了呢？我还得向内找，还得多发正念。正想着呢，那位亲戚又回来了，在门口跟看守我的同事解释说，给我留的东西有一件弄错了，还得拿回去。紧着到我身边，压低声音兴奋的告诉我：“血有问题！”原来她们走到大门口时，碰见了单位的保卫科长，随口问我的情况怎么样，保卫科长一脸苦相：唉，别提了，某老师（我）的化验结果还是“小三阳”！这个亲戚和我姐姐一听，乐了。劳教所没有收我，我在儿子开学前两天回到家中！

回顾这段经历，我明显的看到自己没能一开始就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却在承认迫害中去反迫害，所以走得很艰难。而且在很多情形下都正念不足。如果当时自己否定迫害的法理更明确，心胸更大，有更多一些的慈悲，也许情况会少了许多险恶。可是即使是在当时自己有限的心性状态下，仅仅因为我对师父和法的正信，尽我的能力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了，慈悲的师父还是千方百计的帮我化解了这场魔难。

四、用正法理和正面思维引领家人

我得法时儿子刚六岁，跟我一起学法。迫害开始后，我有两次因進京上访而被非法关押的经历，生活变得颠沛流离。孩子大部份时间跟爸爸一起度过。那时我丈夫不修炼，对我修炼也时常持对立态度，所以孩子的学法没能坚持。他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就面对恐怖环境的压力，对权力阶层包括学校的领导、老师形成很强的逆反心理。

二零零三年以后，我基本上稳定下来，而丈夫这时去了外地工作。我却只顾自己学法炼功、发真相资料，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带着孩子共同提高，督促他学法的心态也不在法上，而面对孩子的不足又不知道找自己，所以到他上中学的时候，经常遭老师告状。我一开始完全听信老师，要求孩子修正自己的言行，后来发现学校里也有很强的共产邪灵势力，学生如果对学校或老师不合理的要求（比如强制订购没用的书和资料）不服从，就会被以另外合理的借口（比如迟到）打击。所以我又转向维护孩子的权利，始终摆不正众生、邪灵与自己修炼的关系。一段时间里，我疲于应付，孩子根本听不進去话，经常在上学的时间从学校跑出去玩游戏，穿戴变异，行为极端，不能碰，情况非常糟糕。

究竟对孩子该怎么办，我不得要领，走路都想：师父，我该怎么办呢？当初丈夫去那个公司应聘的时候，我以为是师父的安排，在帮我开创一个有利的环境，但最后我发现，这其实是旧势力的险恶安排。因为我看到在这样的状态中，打破了传统家庭存在方式下阴阳平衡的状态，父母角色的缺失和易位，造成旧势力在孩子身上有更多的空子可钻，如果我的修炼很到位的话，是可以弥补这种不足，但修炼不到位时，则缺少了缓冲。而我发现，丈夫竟也多了许多浮躁和享乐思想，逃避责任，有学校老师约见，他也极力回避。这是在过去没有的。我后来得知那个公司风气不正。我必须先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这种格局。反复思考后，我决定让他辞职，回家在附近找份工作。但我的想法遭到家人、亲戚、包括同修的反对。家人及亲友的理由是，我被迫害后失去工作，家里需要钱。同修的认识是：修你自己，其他的不用管。我的认识是：需要钱，但人更重要。人走正，挣钱的机会总会有，人要毁了，挣多少钱都没用；我必须修自己，但不需要在旧势力安排的环境中修。我也认为：对于家人我们负有责任。

我用法反复衡量认为没有错，坚持了我的意见。零九年大年过后，丈夫离开了那个公司。儿子这时候在上高中。他真的逐渐安定下来。两三个月后，我和丈夫都明显的感到这种良性的表现，院里的人也觉察到了我儿子的变化，说还是他爸爸有法儿。但是我知道，那是我证悟到的法的展现。其实丈夫不善于表达和沟通，对于教育孩子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理念，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针对办法，或特意去说和做什么，但情况就这样好转起来。也许只是孩子知道后面多了一双关注他的眼睛，父亲更多的看到了自己的责任。至少在人这一层是这样的表现。而我在其中证悟了自己在法中所得。

真的是每个人证悟的东西都不一样。在迫害初期，邪恶造谣说大法破坏家庭时，我就有一念：我的家庭完好的存在就在证实法，我的家庭必须完好的存在。那么现在看来，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悟到我必须修出自己正念的主见来。

可是孩子在学校的情况似乎还有些差距。就在过年后刚开学不久，一次因为班主任对一件事的处理，触动了儿子的自尊心而与老师吵了起来，被老师告到校长那，学校让我们把他带回家反省。等过了几天去送他，学校开始刁难，要劝退，说老师怕要了他班里总减分，互相推脱。最后，一个校长说，下学期会调整老师，等下学期换了老师再来吧。多说无用，就暂时放下了。暑假的时候，一位同修打算把我们几个同修家的孩子集中起来在她家学法。去我那的时候顺便告诉了我儿子。那时候他的心态和言行举止比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仍有固执，但是在我们跟他探讨一些具体做法时，他能够去听和考虑。当同修通知他去学法时，他先是未置可否，同修又热情的邀请他，临走时特意叮嘱一定要去，他实在不好意思推脱，勉强答应了。

同修走了以后，晚上他对我说明天他不去。一定是师父加持了我的智慧，我没有表达我的情绪，也没有强加我的意志，而是想到：他当时不好意思拒绝就是其善的一面流露，至少是还知道体谅别人的感受，不忍拂其好意，那么就尽量的启迪他的善念吧。我就说：你不是已经答应阿姨了吗？他说：我就那么一说。意思是应付一下，不当真。我说：阿姨肯定是以为你真的要去。既然答应了，你何不去看看呢？都是你们一般大的，就当是一种体验，反正也不用做作业，也不用有啥压力。你想，阿姨组织你们学法为了啥呢？在自己家，等着给你们开门关门，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吵吵闹闹的，她一分钱也不挣，甚至还担着危险。她只是付出，为你们提供一个环境，完全是为你们好。你想想？他退了一步：那我就去一次，以后就不去了。我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他，我知道我对他的要求高了一点或低了一点都不行。我只是重复：你就先去看看。我很清楚他只要迈出一步，成功就开始了。

第二天早晨吃完饭，他却变卦了，跟我说还是不想去了。我说昨天不是说好了吗？打退堂鼓，这不是你的性格呀！他回应：你别给我戴高帽。我说不是戴高帽，前两天我们一起学法的老同修还夸你呢，说你小时候到了学法点就双盘上腿，还问你现在咋样了？没想到我一说这个，他赶紧追问：那你怎么说的？竟然很在意的样子。我如实相告：说你学法不象那个时候努力，但对大法有正念，任何时候总是站在大法的一边，拾到小册子会找机会发出去，还在学校间接的讲真相。他一听好象很受鼓舞，问我：你真是这么说的？我说：是啊，这些不是你告诉我的吗？看得出他对自己有了信心和骄傲感。我又跟他讲了守信对于做人的重要。他心情象是很愉快，去学法了。中午回来很高兴，我问学的咋样啊？他说：还行！见他空手回来，我问他：书呢？他回答：阿姨说让放在那，明天就不用拿了。

第二天他自己就去了。第三天的时候，到点了却没有起床。我去叫他，他伸出胳膊让我拉一下，我去拉，可他反使劲，怎么也拉不起来。我竟然也没有生气，笑着说：儿子，你也得使点劲呀！这回他随着我的手起来了，可刚起来坐住，我一松手，他又“砰”躺回去。几个回合，我说我精疲力竭了，他在被窝里咯咯咯笑，最后自己起来了。没想到这么大的男孩，还有象小孩儿一样的心理，还需要我以母亲的身份去包容和体谅。

第四天，他倒是早早的起来了，吃完饭却跑到卧室来躺在床上与我们聊天，说想休息一天。我劝他尽量别中断。他笑嘻嘻的跟我说明天就去，就休息一天。我继续跟他聊：如果坚持下来就是一段圆满的经历，一旦缺席就留下了遗憾。他又说自行车出毛病了，忘记门口了等等，我提出可以送他去或让他骑我的自行车去，都不行，感觉就是胡搅蛮缠，越劝越不去，我无语了，想放弃。停了一会儿，我突然来了智慧，跟他说：小伙伴们还都不知道你今天不想去了，肯定还等着给你开门呢！你每天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到，现在他们要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就会以为是你。还是去吧，时间还来得及。我平静的说着，并没抱大的希望，没想到这句话立竿见影，他“噌”的从床上起来跳到地上：“那就去！”马上去收拾。我问：用我去送你吗？“不用！我能找到！”风风火火的下楼去了。我当时莫名其妙，后来想想，人可能有被期待的心理，被期待会使人感受到尊重，進而出现良性的心理互动，不忍让期待自己的人失望。

以后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事，不用催促了，自己到点就去。同修是位教师，很会带孩子，学法组织的很好，中间还炼一、两套功。从儿子的反馈中，我也看到了同修用心良苦：阿姨在中间休息时给分水果吃了，阿姨表扬他读法流利，还能在学校讲真相，阿姨表扬他肯吃苦，站桩时胳膊上的汗水直往下滴也没放下来。学法的正面效果也自然的体现出来，一次在外边吃东西，他自己觉着好吃，放学时还给我买回两个，吃饭时想起来给我们夹菜，盘里的咸鸭蛋本来想拿大的，觉得不对，改拿小的，结果小的很好吃，瓜子皮不再扔一地，而是放到容器里，原来经常不冲厕所，有一次我发现他大便后把厕所也冲了。我肯定了他的做法，问他今天怎么想的，他说：我想我要不冲，别人冲的时候也很臭啊。足见其变化。

在促成孩子学法这件事上，我高兴的发现我自己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是用正面思维，没有一点点批评、指责和强加，也就是没有动任何负面思维，完全用了善的一面，自始至终以平和的语言和心态，启发和鼓励孩子的正念，圆满的完成了这次学法。这时候儿子的心态已经很端正，真的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不足，体谅父母为他费的心力，发自内心想要做好。

临开学的时候，我们又去找学校，可是那个校长竟然出尔反尔，否认自己曾经的承诺。我尽了各种努力，丈夫用了他的一些人际关系，学校仍然是推来推去，不肯接纳这个孩子。丈夫愁眉苦脸，家里的气氛非常压抑。其他孩子已经都开学了，可是我们还没看到任何希望。孩子本来很正面的情绪一下子受到打击，连饭也不怎么吃了，对学校明显有了敌对甚至报复的情绪，问我：“妈，校长是不是铁了心就是不要我？”这差不多就是事实，但我知道我不能这样说。我认识到这是迫害。在一个生命要改正自己错误的时候，承负着教育责任的学校却不给他机会，这不对。我在法中悟到，得允许生命犯错误，允许生命改正。这是正法理。

我把情况告诉了几位同修。领孩子们学法的那位同修告诉我：孩子又没有犯什么大错误，小毛病知道改就好，劝退不是勒令退学，你不退就是了，你就送孩子去上学！学校是能蒙就蒙，孩子的户口学籍都在这，就在这上学！另一种认识是：先归正孩子和我们自己，然后再去找学校交涉。否则很难保证以后。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悟到：归正自己是对的，但上学的事不能等。不能说保证孩子不犯错了才能去上学。既然学校、文教局都不行，我就去找主管县长！当时正是上班时间，我立即去了。

在大院的车棚里，碰上一个人，告诉了我主管县长是某某，但去南方开会了，又指点我去某个屋找叫某某的人，他是办公室主任。到了那说了一下情况，这个主任也有事得出去，告诉我今天是某书记接待日，指点我去那边的信访处，在那里填表，我简单说明事情经过，希望学校能给十几岁的孩子一个机会，为他的未来负责，也是为这个社会负责，希望领导协调解决。交上去了。在外边等着的时候，我问旁边的人（有好几十人）这么多人能接待过来吗？那人告诉我：唉，走形式呗，上午大头儿（领导）在这儿，下午就是小兵子了，反正也没别的法儿。我坐在条椅上，心想今天是近距离，我得发正念除恶。又想：可不能在这浪费一天时间，我有的是事儿，如果我做的对就得特殊处理，他们必须在下班前给我答复，我中午还得发正念呢。请师父帮我。念头一闪，不一会儿就听到里边喊：“孩子在一中上学的那个！”那个接表的女工作人员把我领到另一间办公室，有人已在那里等着。她介绍说这三位是文教局的，负责来解决我的问题。临出去还友好的关照我：别紧张，有什么事跟他们说。没事儿的。我瞬间感受到师父的呵护！

当天下午，学校反过来开始找我，我去学法了，没找着。快下班的时候，由正校长出面，找到我们的一个熟人，把我请到学校，寒暄解释了一番，让孩子第二天去上课。

这件事的结果很漂亮，也让我丈夫和儿子见证了法的威力。儿子从那以后有了非常大的改观，遇事能够克制，不再那么莽撞，自己能够比较理性的处理一些问题，也显得懂事了很多。放假时也能跟着学法。

五、放下私在整体配合中修正自己

二零一一年五月，我们本地的一位同修被绑架。我开始做营救同修的事。紧接着六月份，又有两名同修被迫害。除了自己的学法炼功，我忙于沟通家属，了解被迫害同修的情况，通知其他同修发正念、写揭露文章做鼓励和配合家属要人的工作，还得跟其他同修一起去关押同修的黑窝附近发正念。而另两位协调同修上班，基本没有多少时间参与。我到晚上把这一天的情况通知给其中的一位。

开始没什么想法，有一天我突然很生气，抱怨他们：你们上班算什么理由啊？好象这事跟你们没关似的，自己不主动去做，不仅不跟我一起分担，还等着我去找你们汇报！感到愤愤不平。不多久觉察到：自己这么想不对劲啊，那应该怎么想才对呀？这么一质疑，心态马上就扭转过来了。我想，两位同修不会不想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他们上班确实比我时间紧张啊，总不能让他们请假不上班跟我一起做吧。我既然有时间，就可能是应该我承担，我该干啥就干啥。没想到自己这刚一提高，一位同修第二天就来了：她跟单位请了半天假，主动去农村联系另一位被迫害同修的姐姐。然后我们一起配合做了一期真相传单。师父说。“天地难阻正法路　只是弟子人心拦”[3]。真的是这样啊！

这一年我儿子参加高考，我基本上无暇顾及。对于儿子的高考成绩我没有任何执着。由于在学校一波三折的状态，儿子的课业成绩并不好。在前边提到的那个暑假前后，没上学的那段时间，因为没事干，他自告奋勇去跟一个人学画，所以阴差阳错的学了特长。高三的时候去省会城市参加专业培训。省联考过后，还要应试一些学校的校考。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说着说着哽咽起来，一问才知道，宿舍里别的人有的对自己的专业功底有信心，不用再考，已经走了，没信心的就花钱买名额也有把握，所以都走了，就剩他自己了。培训班的老师劝他买，他拿不定主意：想考上大学让父母高兴，可心里又没底，拿钱吧，又知道家里不宽裕。

我从心里体谅他，但坚定的告诉他：我们不会花钱买。一我们没有这笔钱，二我们不能去助长这种变异的东西，我们走的路是给未来留下来的，得走正。我用法理开导他不要想那么多，从从容容考就是了，有没有都是命中的事。我还在电话中给他讲了一个天上发榜的故事：明年的状元，今年天上就已经张榜公布了。除了做大坏事被削掉功名，和做大好事可能会被补上去外，没有人能动得了。不允许别人拿你的东西，那样对他们不好。我建议他正好利用独处的时间多听听法，正常的作息，独处是锻炼自己意志力的好机会，告诉他要学着会用积极的心态去看任何事情。打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结束通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已经晴朗起来，告诉我：妈，我明白了，我知道怎么做了。

儿子也知道同修出事了，知道我在做的什么，非常理解，一次当我提到其中一位被迫害的同修可能正念不够足，他立即打断我，提醒我说：这个时候就不要想同修的不足了，压根就不要提了。要不然就帮倒忙。并要求我把这个建议转告其他参与营救的同修。我肯定了他的认识，这么做了。临近高考前两次摸底，儿子的成绩都很低，但高考时成绩却大幅度提升，远远超出一本录取分数线，顺利考取了外省一所很不错的大学。丈夫现在对法也有了完全正面的认识，他除了身体上受益极大，还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也经常对我有很多帮助。

结语

在修炼中，每一个坎坷都是自己的人心导致，每一次光明都是因为在法中走正，而在一次次走向柳暗花明的过程中，都仰仗着师父慈悲的呵护。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贺词〉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麻烦〉

（明慧网第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