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入修炼没多长时间，对大法还没达到多深的认识，认识的同修也不多，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精進的同修被绑架，一些常接触的同修邪悟了，还有带修不修的，还有放弃修炼的。我除了知道坚定修炼外，不知还能做什么。一时间，我几乎陷入独修的状态，每天只是学法、炼功，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同修辗转传来的明慧资料、周刊，有些是连载，看了上文，没看到下文，心中又着急又遗憾。

一次，我收到一张破网卡片，按照提示的地址，成功破网，看到了明慧网我高兴的直掉泪。从此，由我给周围同修提供《明慧周刊》，但真相资料没人敢去发。我制作了一些真相资料自己去发，小册子、周报、光盘，贴不干胶、收集地址邮寄真相信，那时就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非常渴望能溶入整体，能跟上正法進程，能知道我们地区的修炼情况。在师父的安排下，大约二零零四年前后，我认识了一些比较精進的同修。因为有基础，逐渐的我承当起技术同修的角色：组建资料点，安装系统，购买MP3、耗材、电话卡，维修机器，资料的编辑制作，同修投稿文章的打字、修改、整理，资料的传递，真相币的制作、上网发送三退名单等等。在不知不觉中，我成了我们这片大家默认的协调人。今天主要就我们大法弟子之间协调配合的问题進行交流。

尊重同修、配合同修是协调的基础

师父说：“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证实法的方式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环境不同都能修炼，这就是大法展现给修炼者的路。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都是肯定的，都是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在做的。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容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2］

同修们由于性格爱好各有特点，文化层次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怕心大小不同，修炼中心性高低不同，对证实法的理解不同，采取的证实法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我尊重他们的意愿，鼓励他们采用适合自己的证实法方式，提供他们要的资料品种。每次送的时候都要问一句，“上次的资料发完没有？数量上是否需要增加些或减少些？”我觉的协调人就是要考虑的细致一些，即要保证他们需要的数量，激励他们参与证实法的事情，又要尊重同修，不要给太多的资料，避免给同修造成心理上的负担。发的少的同修每星期要五、六张真相传单，发的多的每星期四、五百份各种资料。对发的少的同修不指责、不歧视，也不在他们面前说，谁谁发了多少。只说，我们就尽力做吧，每天能救一个人也是成果。对发的多的同修，不崇拜、不恭维，只说，我们就平稳的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我们不起做事心，欢喜心。

我们资料点的同修年龄都在六十五岁以上，没有电脑基础，但他们不受常人观念阻碍，表示有决心学会技术，我深受感动。在教老年同修的过程中，我循序渐進，不急不躁。从拿鼠标、开关机、進加密盘开始，一点一点来，完全学会第一步，才教第二步。对老年同修决不能急于求成，太快了他们记不住，容易产生畏难情绪。我上着班，大法事又多，但只要他们电话一来，无论事大事小，我马上安排好手上的事，用最快的速度赶到。

同修A想成立资料点，购买了笔记本电脑，但家人不支持，她很矛盾。根据她的情况，我为她安装了纯净系统，购买了3G上网卡，一台小打印机，这样同修做完大法资料，东西很容易隐藏，同修很满意。

同修B要成立家庭资料点，我帮买好设备、耗材送到她家，安装好，第二天，同修就打来电话，说周围同修出事了，打印机不想要了。我平静的说：“你考虑一下，你觉得不方便留下我就来拿走，留与不留你决定。”几天后再问她，她说还是留下吧。

同修C家是一个大型资料点，所需设备、耗材较多，她家在远郊，购买耗材非常不方便。刚开始，我一次性买的耗材较多，心想一次多买点，可以少跑几次。同修C有意见了，因为耗材占据了很多地方。以后买多少、买什么品牌我都征求同修C的意见。

同修D从劳教所出来后，怕心较重，一方面不敢与同修联系，另一方面又不想离开大法。经同修介绍与我认识，通过简单交流，我理解她的苦恼，因被迫害过，她担心联系多了有安全隐患，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家人担心她再出事看管着她，家里只有一本《转法轮》。她渴望走進整体，又害怕走進整体。根据她的情况，我专门为她制作了手机电子书，装上师父的全部讲法、经文、明慧通知、本地《明慧周刊》，每周联系一次，买了两张存储卡交换着用，以保证她能看到每周的新周刊。可以用手机看，即方便又隐蔽，同修非常高兴。现在，该同修每周都要发约六十份资料，还大量使用真相币，并带领一掉队同修走出来，一起发资料，做的很好。

同修们坚定的正念正行，纯净的高尚境界经常感动着我。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让我们形成整体，互补互修，共同提高。在大陆的红色恐怖下，同修们能克服年纪大、家务多、文化低等诸多困难，坚定修炼、参与证实法的无比珍贵的心令我非常感动。我也为同修设身处地的考虑，只要是在法上的要求，我都全力支持。

保证资料点的纯正

资料点在大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保证资料点的纯正就更重要。

另一片区的一位协调人，多次拿来一些常人资料，要求我编辑制作（因为他们没有编辑的能力）。被我严词拒绝，并严肃指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与我们的资料点同修交流，对于资料点，不仅要保证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坚持原则，同修之间不讲情，维护大法是根本，不要为同修情所动。不符合法的资料，一张纸、一张碟也不能做。多年来，乱法资料从未在我们的资料点出现过。

一段时间，一资料点的同修与另一位协调人产生了矛盾，对他提出的工作任务也很抵触，经常是边做边抱怨。我对她说，只要是符合大法的，无论与他是否有矛盾，他平时表现的如何差，都应该支持；只要是违背大法的，无论与他关系再好，他平时表现的如何好，都不能配合，哪怕沉默都不行。

我们严格遵守资料点不存钱、不存物的要求。除一个没有工资收入的同修的资料点接受同修捐助，其它的资料点基本都是用自己工资来维持运作。一次一同修说，在梦中得到点化，说她应该给资料点捐两万，我拒绝了。还有一次，一位同修托人送来两万，说是自己在常人生活中没守住心性得来的，自己用着觉得不踏实，想用这种方式遏制自己对金钱的贪念。我没收，请同修转告她，一是目前资料点不需要资金；二是拿出大额资金容易引起家庭矛盾；三是去利益心不必要用这种方式。总有同修要给资料点捐钱，一般我都拒绝，方便退的都退回去，有些因为辗转托人带来的、或同修一定坚持要捐的，实在不好退的才接受。但在使用上严格保证捐给资料点的钱每一分都用在资料点上，并节约使用。做书皮裁下来的边角料，我舍不得丢，设计成书签或护身符卡片，避免浪费。

有的同修资料或大法书拿的多一些、急一些，我们都及时满足要求，从未耽误过。同修看我们加班加点的干，说：“真不好意思向你们开口，辛苦你们了。”我说：“你这话说的不对，我们只是分工不同，做资料是我们的本职。有发的，有做的，这才是整体。你们发的多，救的多，我们才最高兴。是你们在一线发资料的辛苦了。”

大法的事就是你我的事

对于大法的事情，没有愿不愿意干，想不想干、能不能干，只有应不应该干，怎样干好的问题。做大法的事情不能凭自己是否爱好，而是应首先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去年，本地一位威望极高的协调人被绑架，同时本地周刊也停刊了。因为我与这位协调人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谁在做这件事情。两个星期过去了，仍没有本地周刊出现，我真着急。虽然我不知道怎样制作周刊，怎样上传资料等技术，但我知道，不能等、靠、要，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份工作。其实，我工作很忙，加上大法的工作，几乎没有多余时间接手新的任务了。但我只抱着一个信念，大法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

我及时与天地行论坛取得联系，论坛上同修鼓励我来承担。我马上开始钻研技术，一个星期很快就要过完了，我也没能把关键问题攻克下来，而周围又找不到懂这方面技术的同修，我急的团团转。突然想起有位同修甲认识人挺多，赶快与他取得联系。同修甲说，也注意到本地《明慧周刊》有两个星期没有出来，但应该有人在做这事了吧。我说：“不要等了，别想着有别人做，就想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虽然着急，却苦于没有技术。时间不等人，你能不能联系到有技术的同修，请他们负责起本地周刊。”他说认识懂这方面技术的同修，答应与他们尽快联系，但他们愿不愿做，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我说：“一定请他们重视起来，不行的话，请他们教我技术，以后由我负责。”几天后，看到本地周刊出来了，我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下。

营造良好的交流环境

修炼中出现的问题，有的同修愿意公开和大家一起讨论，有的则不愿意公开，这就要尊重同修的意愿。对于不愿意公开讨论的同修，就私下交流。跟我说的家庭琐事、病业状态、过心性关的苦恼，我不会轻易跟其他同修去说，一是尊重同修，二是说了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矛盾。要理解同修有思考的过程、提高的过程。我总是静静的听他们先说，然后再从法理上一起来分析一思一念的根源，有什么偏离法的言行，是什么执着心没放下。

我从不在同修中说谁在做什么，谁做了多少，谁表现的怎样，说事也从不指名道姓，不向不相关的同修暴露其他同修的真实姓名、工作情况、参与的大法项目，即使对亲属同修也守口如瓶。在大陆复杂的环境下，修口是保证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不仅有安全隐患，还容易勾起同修没修去的执着心，在同修中产生矛盾，从而给整体带来不必的波动。与同修交流我总是直面问题，不绕弯，有想法、有问题都是当面说，不在背后说。当然要结合同修的修炼状态和心理承受能力，要注意说话的方法，在法理上交流，尊重同修。

同修乙，讲真相、劝三退做的很好。但有许多常人中不好的生活习性，如性格急躁，不守时，爱评论人，喜欢强制别人服从自己，爱唠叨，有洁癖，与她合作的同修经常与我诉苦，却不敢跟她直说，怕她发脾气。而同修乙也常在我面前说，谁做的太差，看不惯谁等等。我从不在他们面前传话，就是静静的听，然后说，也许情况不是你说的、你想象的那样，可能是个误会。在一起合作也是千百年结下的缘份，也许有我们要去的心呢，不要影响到证实法的事情。并建议他们有意见、有误解直接沟通交流，背后说人不好。同修乙也苦恼与同修们总有矛盾，与我交流说，不行就独立做了，不与人合作就没有矛盾了。我对她直言，不是不能合作，而是你说话做事不为他人着想，你是修“真、善、忍”的，但“善”和“忍”做的差距太大了。同修乙也意识到了，现在有了很大改变。

同修丙，很有领导意识，喜欢别人服从自己，不符合自己的意志就大发雷霆，谁也不敢说他。我主动找到他家里，与他诚恳的交流，不回避问题，诚恳的讲出我的想法，同修也跟我说了心里话，我们交流的很愉快。

在中国大陆，人与人的关系都扭曲了，相互之间不敢说真话、心里话，喜欢做老好人，这种不良习气也带到同修中来了。有的同修发现别人修炼中的问题，觉得不好意思说或不敢当面说，这是执着于常人之情的表现。修炼人长期养成的不良习惯、负面的思维模式、长期党文化中形成的扭曲的言谈举止，因为已经形成习惯了，自己身在其中意识不到，修炼人之间善意的提醒，是很重要的。特别是陷在关难之中长期突破不了的，更需要周围同修在法理上的帮助。本着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心态，不要怕得罪同修，怕同修不理解、不接受。如果我们看到了同修的问题却碍于人情，不说、不提醒，到酿成严重后果时，不仅是同修的损失，更是我们整体的损失。

对于收集本地信息、编辑本地资料、整体修炼中的问题、思考，我都及时利用本地站内信箱与大家進行信息传达、思想交流。虽然大家不见面、不认识，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推动整体修炼状态的提高，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

争取证实法的项目不漏项

师父说监狱、劳教所等“那里是邪恶最后盘踞的黑窝”［3］。我市有三处集中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一处在市区，去发正念的同修较多，有两处较偏远，在远郊，几乎没人去。我联系了熟悉郊区地形的同修，找到适合发正念的地点，与同修商量了发正念的时间。东郊的黑窝由东郊协调人组织，西郊的黑窝由我组织同修参加。因我片区同修基本住在南边，路程较远，我们商定每月去两次，所有同修都通知到，有时间的就去。我们一直风雨无阻的坚持了三年，最多的时候有九人，最少的时候有两人。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了另外空间师父加持、清除邪恶的壮观景象。

我们这片同修中，有以发真相传单为主的，有以发真相册子为主的，有以贴不干胶为主的，有以发神韵晚会为主的，有以打真相电话为主的。每星期能收到大约一百人左右的三退名单。我们组建了三个学法小组，四个资料点。资料点都能独立运作，已具备上网下载、制作周刊、周报、小册子、光盘、护身符、真相币、大法书籍等全部功能。在大家的协调配合下，虽然人不多，但十多个人分工合作，使得证实法的项目没有漏项。

协调好工作与修炼的关系

修炼与工作、生活是分不开的，生活、工作中遇到的事有修炼提高的因素，而修炼的状态会反映到工作和生活中来。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工作要做好，修炼的事不能耽误。协调好两者的关系，也是大法的修炼要求。

在工作中，我对领导布置的任务都按质按量完成，我是单位中唯一一名没有入党的业务骨干，每年的业务比赛，我都是第一名，工作得到领导、同事的认可。我在邪党控制很严密的单位工作，邪党所谓的各种活动常年不断，我都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没有参与，很多人觉的不可思议。

在家里，洗衣、做饭是我的“岗位职责”。修炼人不能以工作忙、大法的事多为由推开自己的家庭责任。这也是我们扮演好常人角色要承担的任务。

在学法方面，没做协调人之前，我个人时间还多，有的讲法熟的快能背下来了，就连周刊中写得好的文章，因反复看，有的也能背下来。自从担当协调工作以来，增加了很多事情，我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每一天都过得飞快，有时，我会想不起来是过到哪年哪月哪天了，只记得今天要完成什么事情。但无论怎样忙，无论出差、值班、加班，我都提前安排好大法的事情，从没耽误过。因事情多了，学法时间少了，学法质量也大不如以前。我大约从二零零三年起采取每天背五段《转法轮》，剩余时间通读师父其他讲法的形式来学法，这样学《转法轮》的效果比通读要好的多，现在已经背到第十遍了。协调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事情多，心不容易静下来。我建议大陆协调人采用背法的方式来学法。背法能解决思想溜号的问题，大法随时能从大脑中自然流出，有助于我们保持清醒，保持正念。

协调人不一定是修的好的人，只是这个整体中的一条线，把整体中的各个法粒子连接起来，大道无形有整体，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
[3]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