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董广文自述其遭遇。

喜得大法净化身心

我叫董广文，今年六十岁了，家住黑龙江省庆安县，在锅炉安装公司上班。一九九七年春我喜得大法，当时虽只有四十五岁，但已病魔缠身，肝郁气滞，心率过速，胃病，颌下淋巴结、体质瘦弱，每年冬天都要摊上一次重感冒，特别有一顽疾缠身—皮炎，奇痒难忍久治不愈没有特效药。我曾先后练了各种功法都不管用，病情反而日愈加重，苦不堪言。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听到李洪志老师讲：要想好病必须重德先做一个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两个人发生矛盾时要先找自己哪儿错了，事事处处都要以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于是我严格按照李老师的要求去做，一个多月过去了，我惊奇地发现身上的皮炎没有了，随后我身体上所有的病都奇迹般地消失了。我更加坚信大法。同时我也体验到了放淡名利、不争不斗、宽容大度、道德升华后给我带来的美好，心里总是乐融融的。

在北京看守所遭浇凉水、毒打、坐铁椅子、不让睡觉酷刑

二零零四年我来到北京打工，看见邻居有需要帮助的我马上施以援手，他们不知道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我修炼，可是看见我都热情地打招呼，都知道我是个好人。我所在的工厂也是一样，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是修炼人，是被公认的好人。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市延庆县公安局三名便衣警察开一辆普通白色轿车，闯进我所在工厂绑架我，抢走了我的手机、票据和我家防盗门钥匙，然后非法打开我家房门实施抢劫，劫走我两台电脑，液晶电视，刻录机，两台打印机，真相光盘三百多张，还有一些空白光盘。

傍晚把我绑架到延庆看守所，这个监室都是年轻人，我一进监室就有人喊我洗澡，洗完头之后，那个管事的说不行还得洗，他就一盆一盆的往我头上浇凉水，浇得我浑身发抖，我直起腰来说我不洗了，这时突然跑来四、五个人这拳头像雨点似的打在我头上背上，我被打倒在地，从头上往下流血。后来到医院缝了两针，我对狱警说别处理他们了，都是些个孩子，告诉他们以后别再打人了。

第二天晚上延庆县预审科来了两个人非法提审我，在预审室给我戴上手铐，固定到铁椅子上，胳膊小腿腰都被固定住。一个是长相很斯文的人，另一个象社会人一样，长相斯文的人套话想知道是谁教我电脑的，他觉得我这个年纪不可能会使用电脑。我笑了笑说我没有违法也没有犯罪，教我电脑的人更没有违法犯罪，我告诉了你，你会去迫害他，那么你就又犯罪了，我这不是害你吗？将来法轮功平反时你怎么办呢？何况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们会原谅你，可是法律能放过你吗？老天会不会原谅你们呢？我一直在给他们讲真相。他说明慧网他也看，你们消息真灵通啊，你这事都上网了（意思是我被绑架已被明慧曝光了），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才放我回监室。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铁椅子

第二天晚上又多一个人，他们依然把我固定在铁椅子上，从他们之间谈话中我知道新来这个人叫于立，并且他是个头。可是他却假惺惺地说那个社会人是头，他说了算，并说他脾气不好要发起火来谁也没办法，诱骗我供出别人。我不吱声，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表演。因昨天一天一宿没让我睡觉，于是我合上眼。他们就用水浇、用矿泉水瓶打我，不让我睡觉。这样他们折磨我几天后，端午节那天我被非法批捕，把我劫持到北京七处。

在七处，因为我拒绝穿号服，拒绝背监规，不允许我喝热水。每个监室内，都有狱警指定两个犯人管理监室，这两个人每天都去管教室汇报。这两个人经常组织一伙人围攻我，时不时打我嘴巴，转身就走怕监控看见。他们安排我打扫卫生间、擦玻璃可是却不给我香皂洗手，吃饭的时候我只能用牙缸当菜碗、用手指拨着吃。监室的人一周剪一次指甲，理一次胡须，指甲刀和剃须刀都是公用的，但不给我用。隔几天要考一次监规，我说我没犯罪我不背，他们就用矿泉水瓶子打我脑袋。

后来又把我转到延庆看守所非法关押，不久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看守所内流行，整个看守所半数以上的人发烧，出现被感染症状，但我却安然无恙，北京来了专科大夫治疗，我也没吃药也没做什么预防，在延庆看守所待了一年多，从没有生过病，这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二零一零年初，延庆法院对我进行了非法判决四年徒刑，我不服，向北京第二法院上诉，被驳回后于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我被劫持到北京市天河监狱。

在佳木斯监狱遭受电棍电击、胶带粘嘴、掐喉咙酷刑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我被劫持回佳木斯监狱，在一监区二分监区非法关押。中队长叫陈春霖，专门负责迫害“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干事叫张磊，二分监区当时非法关押两名法轮功学员单志平、孙照祥，单志平因被强制“转化”时，警察指使犯人冬天里在洗漱间对单志平从头往下浇凉水，并打开窗户让他吹冷风，导致单志平哮喘病复发呼吸困难。孙照祥右手臂残疾，血压常年在180—200之间。

二零一一年大年过后我们被告知不准炼功、看书，并对我们非法搜身，搜查床铺、箱柜等。与此同时监狱把集训大队作为强制“转化”法轮功严管大队，不久便传来噩耗法轮功学员秦月明、刘传江、于云刚，先后被迫害致死。听说家属正在状告监狱，监狱长叶枫招架不住了，省里派来了调查组正在调查等。一监区主抓迫害法轮功的干事张磊给我们开会：大家不要有什么想法，还要像以前一样，一监区对你们还是挺好的等等。我们心里非常沉重。

一次， 我在大厅炼功，被中队长陈春霖发现。他把我叫到他的休息室，这里没有监控，他叫杂工组长给我铐上背铐，拿起啪啪闪着蓝色火花的电棍向我的颈部打来，我大声说：“我没有犯罪，信仰法轮功受宪法保护。”他一边用电棍电我一边冷笑：“我看谁能保护你，今天就打你看谁能保护你。”我说：“你再打我，我就告你！”他说：“这里没有监控镜头，谁看见我打你了你告我，就因为我打法轮功你就能告的了我吗？”他叫另外两个犯人用不干胶把我的嘴封上，用一只手按住我的头，另一只手捏我的喉咙。这种迫害很隐蔽，外表看不出伤，可是喉咙里面全坏了，当时没有多大感觉，可是过后吃饭喝水吞咽都非常困难，一直疼了半个多月。

前期遭受的迫害

（1）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

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妒嫉心发作，举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决定去北京上访，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法轮功真相。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七日我们五个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喊出了我们的心声：法轮大法好！声音未落就被守候在那里的便衣警察绑架，强行把我们塞进警车拉到前门公安分局，当时我遇到一个有良知的警察，他问我家是哪里的，我告诉他我是东北的，具体是哪里的我不能说，他说为什么，我说要是说了街道领导、包片警察、我单位领导主管、局领导、甚至我们县长都要被牵连，我上访与他们无关，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怎么能连累他们呢。他想想没吱声，之后把我关进一个像大铁笼子的房间里，那里面已经有十几个人了，都是法轮功学员。当天半夜，那个白天非法审问我的警察打开铁门说：“那个东北来的，你出来。”我走出铁门时，他说：“你回去吧！别给当地政府找麻烦了”。

（2）在庆安县看守所被迫害

我回去不久，当地派出所就以我不放弃信仰为名，把我非法关进庆安拘留所，实质怕我去上访，把人关起来他们才放心。我和另一个法轮功学员刘岩被非法关押在一个监室内。一个大板铺占室内3分之2，上面有几张床，铺的是又脏又潮的被子，散发着异味。每天只让上一次厕所，上午狱警打开牢门，在押人员要到走廊的另一头上厕所。有一栾狱警一脸横肉，叉着腰手拿炉钩子，看谁不顺眼就抽谁。拘留所马所长也不手软，有一次我们的大法书被他搜了出来，他一掌把我打倒在地上。还有当时庆安县公安局政委、六一零头目王志龙一连二十多个嘴巴把刘岩打倒在地起不来。非法提审时警察非打即骂，有一次非法提审我，有一个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穿着便装的警察，没说上几句话，穿着皮鞋的脚狠狠地踢在我胸口上，疼的我不敢大喘气，一个多月才好。我就在想：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到底错在哪里呢？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有一次县政法委书记刘某来检查工作，我们向他递交一封请愿信，马所长对我们大发雷霆下令彻查笔纸来源。刘岩被当天值班狱警毒打一顿，因为政法委刘书记检查的头一天他妻子来接见过，于是把我与刘岩关进一个小监室。一直非法关押到十二月份左右，我们决定绝食抗议对我们的迫害。三天之后公安局政委，六一零头目王志龙领一伙人来给我们灌食，我们拒不配合。他又找来大夫给我们注射不明药物，致使一个法轮功学员两耳失聪，身体异常。绝食绝水的第七天我们身体已明显消瘦体力不支，两名女法轮功学员出现抽搐，生命垂危，他们强迫家属和单位做出保证这才放人。回家后，六一零还安排街道、民警、单位严密监控我们。

（3）在庆安县巡警大队遭受开飞机、打耳光、秦琼背剑酷刑

二零零一年一月七日，我们四个法轮功学员去庆安县同乐乡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同乐乡派出所绑架，当晚九点多把我们劫持到庆安县巡警大队。这时公安局六一零头目王志龙早就在那等候，王之龙看见我和刘岩恨的咬牙切齿“又是你们，看我怎么收拾你”。他先非法审问刘岩，又安排一个年轻警察逼着我开飞机（一种体罚形式）大约一个多小时。王志龙与刑警队长还有一个也是刑警队的头，气势汹汹冲我而来，一人揪住我头发和胳膊，另一人把住我的另一只胳膊，一人左右开弓，狠狠的打了我二十多个耳光，我两耳轰鸣，两颊疼痛、麻木，直到打的他手疼的受不了了才停下来，开始问我真相传单是从哪来的，我不说。巡警队长提议对我们实施秦琼背剑酷刑，说罢他找来一条细绳，一头紧紧的绑在我的手指上，从背后向上提到极限，再把另一只手臂从前面肩上拉到背后极限时再用细绳绑在手指上，立刻两臂与手指被抻拉的疼痛难忍，但这还没完，他们又用啤酒瓶子硬塞到那个细绳与背之间的缝隙中，马上人痛的象撕心裂肺一样。可是他们却毫无人性的买来酒菜，一边喝酒一边欣赏着我那痛苦万分的样子，他们开心的笑着、欣赏着他们制造出来的杰作。这样他们一直把我折磨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才把我们五人非法关押到庆安县看守所，我们五人集体绝食绝水，抗议他们的暴行。

（4）在绥化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第五天腊月二十八，把我与刘岩、还有一名男同修劫持到绥化劳教所，两名女同修劫持到齐齐哈尔劳教所。绥化劳教所是黑龙江省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几个劳教所之一，专门设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设专人（普通劳教人员）二十四小时包夹监控，一起吃饭、干活、甚至上厕所都要监视。睡觉时安排专人在床头盯着，教导员杨波戴着一副近视镜，向我们灌输歪理邪说。在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中，大约前一年劳教所采用的是伪善欺骗的手段，逼迫我们放弃信仰，后半年他们终于扯下伪善的画皮，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强制“转化”，连续几天晚上不让睡觉，使用电棍恐吓，拳打脚踢，白天还的照常出工，完成强行规定的劳动任务。由于我不配合他们的“转化”，给我非法加刑二十天。

二零零二年八月五日我被家属及单位领导接回，把我接到庆安县六一零办公室，要我写保证，什么不上访，不散发传单，不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出远门去外地必须六一零批准方可，这才让我回家。

对家人的精神伤害

在这场迫害中，我的孩子们精神上承受了巨大伤害。我在绥化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我妻子每个月都来看我一次，可是有一段时间却突然不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大女儿来了。孩子向我哭诉：妈妈被铁力县公安局绑架、被警察非法抄家。警察欺骗孩子，利用了孩子的纯真与善良，找到的妈妈，但是当大女儿看到警察绑架妈妈时，她几乎精神崩溃了，当晚就病倒了。小女儿晚上放学回家看到家被翻得一片狼藉妈妈不见了，姐姐哭肿了眼睛已泣不成声，当孩子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时，小姐妹俩抱头痛哭。孩子们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本来爸爸在劳教所遭受迫害，妈妈就成了孩子的唯一依靠，如今妈妈又被绑架，对于两个孩子就象天塌了一样，两个孩子都病倒了。后来有人跟我讲，两个孩子躺在床上，一边挂一个点滴瓶，眼里含着泪水。特别是大女儿当时正值高考，孩子还要复习功课，还要照看妹妹，还要去铁力看守所看妈妈，还要去绥化劳教所看爸爸，街坊邻居都为之流泪。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日，我结束了在佳木斯监狱的冤狱生活。说是结束，却没有真正的“结束”。因为在非法关押期间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一出监狱大门就会被当地的“六一零”劫持走，直接送入洗脑班继续迫害。而我是家属和所在单位被强迫给当地610写了“保证书”才幸免继续被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