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丛林先生，您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您交流。您的经历说来很有戏剧性，作为公司的党委书记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具体执行者，但最终您却也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机缘。

丛林：一个人的良心，其实与这个人的职业没有直接关系，当年的工作只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部份。我曾经很热心于那份工作，想通过它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提倡公平、正义。当时虽然没有炼功，但我一直秉持这样的职业观：一个人首先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上级服从但不盲从，如果上级的命令是违背良知的，我有责任对其说“不”。也许正是这一点良知，让我与大法结下了善缘。

记者：在当今中国，坚守良知，坚持真理是有极大的风险的。几十年的洗脑和数不清的政治运动，已经把国人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坚持正确的东西往往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您为什么选择了不配合？

丛林：是真理就需要坚持。一个人你可以不是真理的化身，但不能没有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不能没有坚守的勇气。苟活是可怜的，无视真理，害人以自荣是卑鄙的。

其实在我遇到法轮功学员之前，就一直在寻求人生真谛。在“文革”时期，我偷来很多禁书，如饥似渴的阅读，我广泛的涉猎历史、文化、哲学和宗教等书籍，研究过佛教，也曾出国留学，每到一处，总喜欢去游览当地的古迹、寺庙、道观和教堂等等，想从那里探寻生命的意义。

我曾经是一名党员，但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我这早已经幻灭了。当年，我是从北京的亲戚那里听到“四•五运动”的真相的：清场时间一到，十万工人民兵充当打手，用棍棒对群众疯狂迫害，多少人死亡，多少人伤残，至今仍是谜。“六•四”几乎是“四•五”的翻版，并且是利用国家军队对自己的人民進行血腥屠杀。

在中共的历史上，每一次运动虽然名称各异，但整人的手段却一脉相承。即使对中共内部的不同派系的斗争，如对刘少奇就扣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大帽子，挑起民众对他的仇恨，再举起屠刀杀戮。我自己就多次目睹这种人间惨剧，无数的好人被残害，至今仍有很多人还生活在这种阴影之下。

在看到真相的那一天，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从今天起，我不再与他们合作，我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我知道，真理绝不在他们那里，所以当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时，我才能够选择不作恶，拒绝充当打手，并因此而获益。

记者：一九九九年是很特殊的一年。看上去似乎是很偶然的，您就在这一年调任公司书记并负责“法轮功工作”。当时的情形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报纸、电台、广播、电视、包括网络，中共所有的媒体二十四小时滚动的对法轮功進行抹黑、造谣，经历各次运动的人们凭直觉知道，更残酷的迫害开始了。那么那时您是怎样看待法轮功问题的？

丛林：我说过，隐瞒真相来洗脑，灌输仇恨使人疯狂，这是中共的一贯伎俩，它们最擅长的就是控制舆论。自中共成立以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此法屡试不爽。

在“七•二零”之前，我只知道社会上有练气功的，印象中都是些老人和慢性病患者，为了祛病健身而练功。也从未听说过法轮功。经过了解才知道公司中的修炼人大多数是年轻而学历很高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出乎意外。

当时的“取缔”命令传达到基层时，知道上面对法轮功早就定调、定性了，公安等部门采用特务手段，对法轮功学员很早就开始秘密调查、登记。他们一方面要求基层排查、摸底，规定党员、团员限期退出，分化瓦解法轮功；一方面利用舆论工具大肆鼓噪，给法轮功罗织罪名，混淆视听。编造什么“炼功不吃药”、“剖腹找法轮”等等荒唐的案例，为迫害制造理由。

人的信仰应该是自由的，对信仰進行迫害，首先证明他们标榜的“宗教信仰自由”完全是虚伪的。还有，共产党是无神论，让何祚庥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科学痞子，对信仰神佛的群体指手画脚自然毫无说服力。再者，用所谓的“两办通知”代替人大作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处理决定”更是明目张胆的违宪行为。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一定是这个信仰的某些理念刺激了独裁者，出于一己之私而发动了又一场政治迫害罢了。

记者：对于从血雨腥风中走过来的法轮功学员来说，那段恐怖的时光依然历历在目。只要不屈服，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迫害、劳教、判刑、酷刑折磨致残、致死乃至活体摘取器官等等，邪恶程度已经登峰造极，但是更多的民众对这些并不了解，他们以为中共对待法轮功采取的是“春风化雨”的教育、“转化”。

丛林：共产党对待法轮功，不仅仅是绑架了法律，而且也绑架了基层执行者的良心。迫害之初，除了个别别有用心者，大多数在基层的执行者是不情愿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有“厌战情绪”，所以步步紧逼，不断加压，有的基层领导为了避免麻烦和利益损失，开始采用更加粗暴的方法处理法轮功问题。我这里正好还保留了部份会议记录，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二零零零年元月二日，传达中央召集十七省市关于处理法轮功问题的会议精神：正确认识斗争形势，看到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江泽民亲自定性‘是一场政治斗争’……。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打下气焰。要求地方采取过硬措施，纠正厌战、消极等错误情绪，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监控、严管、劳教、拘留等措施。启动堵截工作，并進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对出现進京上访等问题的单位進行通报批评，追究领导责任。”

在我们集团公司内部，当时共排查出九十一名法轮功学员，五名坚决不配合，一名被除名。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转化”的质量不高，“转化”者没有一个愿意公开表态揭批法轮功的，有的人甚至团籍、党籍都可以不要，也不放弃法轮功。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一日，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八九”风波，如何正确认识、评价，每一个常委都要发言。法轮功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是长期的斗争，背景是美国支持。

二零零二年元月三十日，传达“六一零”文件：“对法轮功分为六类人员，对已经‘转化’没有活动者，在单位谈话，進行法制教育；对顽固分子一律送去‘转化班’，不‘转化’不准出来，三－六人严控、死守一名顽固分子，二十四小时不失控，不得外出，必要时捕、判、劳教、追逃等等。对驻京工作人员，人员固定，保证经费。”

可以说，无论是法轮功学员还是我们这些具体参与者，所面临的压力都是空前巨大的。更可怕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从上到下，层层都在加码，很多单位为了不受牵连，二话不说，要么一律开除，要么直接送去“转化”班洗脑。

记者：还有不少单位的领导，在中共长期所谓“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学说的灌输下，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采取积极配合态度，唯恐自己在新一轮的政治运动中站错了队，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

丛林：确实如此。但是我也知道，其实有很多人对法轮功学员是同情的。虽然不敢公开违抗，但他们往往会采取“知情但不报”或者是“避重就轻，应付差事”的办法。

而我则始终认为，信仰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精神慰藉。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因为有信仰可怕，相反，最可怕的恰恰是没有信仰。

当年我特意调出单位里所有法轮功学员的档案翻阅了一遍，发现这里面有研究生、大学生、中专生，他们大多有知识，有思想，而且他们学业优秀，人品端正，几乎都是公司各部门的业务骨干和先進工作者。他们的过去和现在都丝毫看不出“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而且，中国之外是更大的社会，更多的人类，为什么人家没有人说法轮功是“反人类、反社会”呢？

有信仰的人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信仰什么必然会弘扬什么；二是对信仰有一种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也不是什么偏激、极端。但是我深深地为他们的处境担忧，我知道共产党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

为了留有余地，我尽量自己出面与他们谈话，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形势严酷，要学会自我保护。同时向上汇报时统一说他们都“转化”了，没有问题。这是我当时的认识。

所有法轮功学员的资料，一律放在我处，不上交不销毁，择日返还个人。我坚决不让公安带走任何人去派出所问话，有问题到公司谈，而且必须有我在场，也不允许送去洗脑班，问题在公司内解决，目地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如果有人被公安抓走，我想方设法再把人要回来，不开除，不進行组织处理。

即使这样，公司内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还是经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他们当中，大多数被迫放弃了信仰。几名坚定的学员或被劳教，或被拘留、判刑，或被迫辞职。

一名未婚的女职工曾被强行送去精神病院，原本健康的女孩子被迫穿上病号服，坐在那些痴痴呆呆的病人当中，让人目不忍睹。一个四十多岁女工，曾多次向我弘法。她在车间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去市政府上访的路上被抓到派出所。我去要人的时候，看见她戴着手铐、脚镣，坐在草坪上，冻得瑟瑟发抖。我立即让警察打开手铐，和他们交涉，他们当晚放她回家了。还有一名大学生，因为多次進京上访，在北京被拘留。我们拿着盖了公司公章的保函到北京检察院要求放人，但最后她还是又一次被非法抄家并判刑。

在这个邪恶的大环境下，更多的时候我是爱莫能助，想保护他们但力不从心，现在回想起来，仍然非常痛心和自责。

记者：我听说您自己也因此而被解除了职务，很多人认为当时的您如果没有这次劫难，事业、前途无量，那么您付出了这么多，后悔过吗？

丛林：一个人不能为了当官而不讲良心。比起那些为维护真理、唤醒世人良知而失去生命、家破人亡的无数大法弟子，我只是做了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据我所知，无数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而屡遭迫害，这并不是一场富有戏剧性的传奇，这是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充满血腥与罪恶的人类悲剧。

虽然失去职务，但我的心很平静。《转法轮》中说，“不失者不得”。人生当中没有比走上回家的路更美好的事了。当一个人听闻佛法真理时，那种喜悦，无法比拟。记得那一天，大法弟子跟我讲述得法的过程，我从内心发出了一念：我要跟大法走！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坎坎坷坷，起起落落，我开始炼功之后又因为种种原因而停止过，但也许就是这一念，让我现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修炼。远离邪恶，消除兽记，走上返本归真之路，良知未泯，还找到了让生命永恒的真理，何悔之有！

记者：我也发自内心为您入道得法而高兴。那么从一九九九年开始至今也有十四个年头了，您的得法经过了很长的过程，当初学员向您弘法时，您为什么没有马上接受？

丛林：我要感谢单位里所有的那些法轮功学员！正是他们的坚守精神，使我注意到了大法；是他们一颗颗慈悲的心，使我走進了大法。

说到得法的障碍，最主要的还是来自自己的固有观念。过去我总是用自己的认识去看待法轮功学员身上的不足。后来通过学法终于明白了，学员也是修炼中的人，有不足才需要修，才需要不断地去掉执著心。而且自己的认识不一定是正确的，要“以法为师”，大法才是真正的衡量对错的标准，更不能因为某些人的不当行为就否定大法。

记者：修炼以后您有什么感受和变化，得法后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丛林：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如沐春风，柳暗花明”。修炼之前，我的“原则性”很强，但是这种原则只能让我守住良心和底线，却不能让我精神提升。我过去是个嫉恶如仇的人，急了动态度，火了动拳头，修炼后，虽然认识还很肤浅，但毕竟我知道了衡量好坏的标准，遇到任何事情我会首先想，这样做是不是符合大法，而且是自觉自愿的用这个心法来约束自己，这是我最大的变化。过去无法容忍的事情，现在都觉得处之泰然，周围的人也觉得我整天笑呵呵的不知道生气，有一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与喜悦。

记者：现在大法弟子都在坚持不懈的讲真相救众生，但是仍然有人不理解，说大法弟子是“参与政治”，您的看法是什么？

丛林：十四年来，我见证了大法弟子的坚强和慈悲，他们省吃俭用，甘冒风险，以各种方式救度世人讲真相，助师正法，成就威德。

我经常浏览网络，发现民智已经渐渐开启。民智开启的标志就是人们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恶。一旦人民思想觉悟了，那就是历史新纪元的到来。那是用任何谎言和暴力都无法阻挡的了的。不管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大法弟子十几年如一日的传播真相是在救人，甚至是舍己为人！大法弟子是在助师开创历史。还有一点也许很多世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意义，但却更重要，那就是只有抹去恶党的兽记，同化真善忍的做人标准，才能走入人类新纪元。

中国自古至今就是一个神的国度，我是听着、看着童话和神话长大的，我从来不是一个唯物的无神论者，对比东西方，我看到了无神论和共产斗争理论对人类特别是中国人道德的戕害。尽管中共罔顾事实，诬陷大法弟子“参与政治”，其实，“政治”一词早就被恶党用滥了，那是他们用来诛杀异己，实行邪恶专制的大棒子。美好的东西像阳光，是阳光就应该普照大地，黑暗就应该被驱逐。“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相信，终有一天，善良的人们会从谎言的迷雾中走出，看到大法的光芒万丈。

后记

丛林先生是幸运的，他和许许多多明白真相而走入大法的人一样，虽经风雨，但没有被谎言蒙骗，没有继续在红尘中迷失，没有因为畏惧和诱惑而选择与魔共舞，并最终找到了自己寻求多年的佛法真理。就在一念之间，与生命中的最大危险擦身而过，在这条“道阻且长”的修炼道路上前行，也许快也许慢，但是，这条道路通往希望和光明，他真心希望更多的有缘人都来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