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因被人举报，我被高家岭派出所强行带走。送往兴城拘留所。

在派出所里和去兴城的路上，受到了他们的打骂折磨，把我用铐子和绳索将手与腿捆绑在一起，塞进车座下面。有两个警察挟着，一直到市公安局后才把我拽了出来，当时我的腰、腿象断了一样，疼痛难忍。到拘留所后，我绝食抗议，又遭到打骂，在我身体不支，出现异常，昏迷后，被送兴城医院，在医院把我绑在床上，有人压腿，双手铐在床边，用人按着，强行打针，挂点滴，经过一昼夜的折磨与药物的摧残。经过两次送往医院抢救，后来看不行了，怕出事，才通知当地政府及家属才把我接回来。

几天以后，在家里就呆了四、五天，也就是六月五日那天，来了两辆警车，由派出所所长张玉权带领下，来了五、六个警察，不容分说就把我带上警车，并进行二次抄家，然后就直奔葫芦岛教养院。在去教养院途经葫芦岛火车站时，我被带进站前派出所，有几个警察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就把我打倒在地上，打的我全身都是伤。我一直没签字，他们一直打的我不能动弹，他们气急败坏后就把我抬上警车，送往劳教所。

酷刑演示：铐地环

一进教养院就把我铐在地环上，不让躺，不让睡觉，只能躬着腰坐着。由四、五个犯人看管，我又开始绝食，到第五天由于我严重昏迷，就把我送去葫芦岛医院，经过长时间的抢救，我才明白过来。之后警察问我吃不吃饭。我说不饿，不想吃。又问到底想不想吃，我说饿就吃，不饿就不吃，于是他们就把我按在病床上，强行插管，当时我难受至极。把我拉回教养院后就开始灌食，灌食是相当痛苦的，用针管往里打，打一口，就往外吐一口，一直打我一直吐。他们就对我实施非人的待遇，住在阴暗潮湿的房间，见不到阳光，专人管理，不让洗漱，不让买东西，天天坐板。经过四个多个月后又把我调到第五大队。在五大队我坚持学法炼功，几次被发现，又对我打骂，拳脚木棍等手段迫害，还强制劳动，洗脑。又经过六个月左右，又把我调入六大队，六大队大队长刘国华，找我谈了几次话，我没有配合他，就是讲真相，讲法轮大法好，他又开始强迫劳动，训队列，答试卷等精神与肉体迫害，就这样我被劳教了一年。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去某地区发神韵晚会光盘，被当地高家岭派出所巡逻警察绑架。于二十七日被送往兴城看守所关押，在送往途中被警察殴打，他们又派人抄了我家。家里的大法材料与现金被抄走。

在看守所期间又受到不公正虐待。进去之后先凉水浇头，他们叫“扎盆”，让人蹲下用脸盆从头顶慢慢往下浇水。一直浇到他们规定的多少盆为止。稍不如意，就拳脚相加，由号长指挥，直到你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颤，站不准脚才放手。

有一次我在号里炼功，遭到副所长谭某用手铐背铐我七、八个小时，后来调到一号房，我又被强迫在号里做杂役，刷厕所，擦地板、倒垃圾等。吃稀粥，没有菜（菜是自己花钱买），睡水泥地板，没有被褥。经常受到关押犯人的打骂。有一次一个犯人让我抱他拧灯泡，我不同意，就一顿拳脚，打得我当时嘴唇破裂，脸被打肿，象这样的事例很多。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八日，我从看守所被劫持到锦州监队，在那里被关了一个多月。又于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劫持到沈阳第一监狱，被分到一监区二分队。第二天开始强制干活，跟着犯人剪线头。劳动量也一天比一天大，经常加班加点去干，干少了不行，干不到好处也不行，每天规定数额必须完成，完不成任务就得挨打，所以经常挨大小组长的打骂，有一次打得最重，打的满嘴是血，腿被打伤。走路都痛。不但在劳动迫害，在其它方面也找理由。经常问你这几天黑夜炼没炼功。你说炼也不行，说没炼还不行，他就是找你毛病，找借口收拾你，生活方面说你被形没整好，鞋放不齐，走路不齐，衣服不规整等等都可以迫害你，不让你好过，他想在你身上立功。

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组长吕海涛又报告队长说我晚上炼功，李队长就把我叫去办公室，问我炼没炼，我没回答，他让我蹲下，教训一顿就让我回来干活，又到晚上收工后，组长吕海涛又报告说我在宿舍炼功，李队长二话没说就把我押去严管队。到严管队让我脱衣服，我不脱，当时就上来四、五个杂役和一个队长，把我毒打一顿，衣服被扯裂。打完后就把我关禁闭，在小号喝了十二天玉米面粥。有一个杂役犯发现我夜里炼功，就把我提出来去坐老虎凳，把我铐在上面一动都不能动，还加戴刑具，坐了三天三夜，我绝食抗议，那个杂役犯在给我戴刑具时把我的脚弄伤了，下凳时我不能走动，是他们把我架出去的。半个月后队长把我带回监区，我行走困难，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稍不注意就会摔倒。回来后的下午就让我干活，我没干，他说我抗改，不干活就收拾你。我说严管队打人，把我伤成这样，你们管不管。我要求监区调查此事，给我一个说法。结果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三日，大队长吕维国带着几个警察把我叫到了楼上办公室，问我还干不干活。我把在严管队怎么挨打，怎么坐老虎凳，又把我脚弄伤的情况一说，他就火了，说怎的，我看你脚不是挺好吗？要不我再给你找个地方，别的你不学，学会告状了是不是。想再受点罪？说着就操起电棍开始电我，在屋里的警察也一同下手，从头到脚电了个遍，电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不能动弹。然后把我铐上，嘴用布勒住，带上棉帽子，又把我押回严管队，到了严管队后把我的内外衣服扒走，只留下棉袄，棉裤，又把我推上老虎凳，戴上刑具。我又开始绝食，又过了三天三夜把我放下来，又去关我禁闭，这一关押就四个多月。在这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天天坐板，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九点半，吃喝拉撒都在里头。冬天冷的要命，冻的打哆嗦，夏天又闷又热，又潮湿，吃不饱。也不让洗身。稍有不顺就要挨打，到了六、七月份也不给换单衣，还穿着棉袄，棉鞋，棉裤子。身上起的全是痱子，脚气，简直没有一点人性。还有两个监区队长（一个姓孔）在提审我时用电棍电我全身。于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把我从严管队带回监区，当时我身体极度衰弱。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副大队长吕维国把我嘴用帆布袖标（白色）塞住，并用全身力气往里边顶。然后又用封条胶布封住。戴上手铐，把我从二楼押去严管。等到严管队把我嘴上的东西拿掉后，发现我的牙齿已经全部活动，口腔内，上下牙床全部起了血泡，造成我无法进食，这样我又开始绝食，不吃不喝，第七天我被插管灌食，又过了五天对我二次强行灌食。这期间还要承受其折磨，不但坐小窄凳，有犯人在我昏倒之时用力踩我的小腿部位。导致我脚踝骨严重受损伤。我站不起来，没有能力说话，几度昏迷，没有血压，经医生检查，怕出现生命危险，才把我送医院抢救。后来又把我带回监区，之后我没有知觉，全身僵硬，尤其晚间更甚，感觉哪都凉铁都透着一股凉气。就这样每天还让我同犯人一起出工。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五日，也就是中共“两会”刚过，在我身体还没有康复，还很虚弱的情况下，开始又对我强制性“转化”（不光对我，全监狱对大法弟子都采取相同措施）。

十五日当天在食堂他们把我叫出来，由两个管事犯人把我架回宿舍二楼提审室，把我硬按在铁椅子止，手脚扣上，门窗事先用黑布遮挡，见不到阳光，眼前放着电视光盘，是他们宣传的诽谤大法的录像。我和他们讲电视自焚、自杀，天安门自焚等都是假的，是中共编造的谎言，不要被它们的宣传所毒害，我是大法的受益者。他们不听，就动用电棍电击，副大队长吕维国首当其冲，表现极其恶劣，相当卖力。用电棍从头到脚，前后左右一起电，能电的地方都电，有时用一二根电棍，有时用多根电棍一起电，我身上的电击伤疤都是当时留下来的，这样一直电了我三天三夜，除了他们吃饭，电棍充电外不间断。在这期间还用电灯泡照眼睛，小太阳烤脸。冷水浇头，野蛮灌食等手段折磨，还用硬质饮料瓶灌上水击打我头、脸，至此我头脸全部肿起。

第四天管教大队长吕维国又让犯人王刚用饮料瓶灌上开水，塞进我的后背烫，用两手往后按着，等凉了再换另一瓶，两个热水瓶轮换着烫。吕维国坐镇指挥，烫的时间长短，烫到什么程度，都他掌握，我后背的烫伤疤痕就是当时留下来的。

当日又进行了第二次开水烫，这次是先用热水袋灌上开水，塞进我的裤腰里，在臀部底下坐着，坐了一阵后（大概有十多分钟），又把饮料瓶灌上开水又塞进我的臀部里坐着，又过了大约有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才罢手，就这样我的后背，臀部，肛门，股沟等处皮肤全部烫坏，烫烂。到了十八号的后半夜，才把我从铁椅子上放下来。当时我不能走，不能站，不能蹲，大小便失禁，浑身疼痛难忍。教育科严处长（严天祥）看我实在不行了，才把我送医院抢救。主治我的医生叫金兆林，受医生的一番救治后，警察没让住院，而是直接把我背回监舍。这样我什么都没有穿，赤裸着身体，在床上只能趴着，不能翻身，这一趴就是两个多月。在这期间，我受尽了痛苦和折磨。当时我左手手心，手指肚被电击成两半，右手背被电击成糊焦状。所以两手肿的象两个气皮球，连手指都动弹不了。吃饭靠人喂，大小便靠人搀扶，背部与臀部脓血不止，床单，被子上淌的全是脓血，烂肉，每换药一次我就更加痛苦，难以忍受。每天要换药3、4次，大多数都是由看管我的犯人换，有时医生过来复查。更难以忍受的是让老犯用螺丝刀起结痂，还说给你做手术。每剥掉一次都是血肉模糊。管教队长吕维国还要关心问剥了几层了？我真是生不如死，苦不堪言，五六个犯人轮番监护，想死都难。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伤口部位还是经常疼痛的揪心，就好象无数钢针扎心一样。我手脚麻木，有时没有知觉。由于我身体极度衰弱，免疫功能下降，使我染上了各种疾病，还经常出现头昏，头沉，神经衰弱等症状，也不给予治疗。

在我伤口还没有愈合，带着药布，用药的时候，又于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把我押送到十九监区（高戒备，严管队替身）严管，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到了“高戒备”直接把我押在二楼五房。当时我坐不了，站不稳，走不了。他们还不让躺，不让卧，第三天我的双腿两脚全都肿起来了，而且越肿越厉害，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才允许我卧床休息。但不让盘腿，不让说话，不让用日用品，一旦发现，就大打出手，有一次因为我盘了一下腿就遭到犯人王彦辉的毒打。

由于我身体一直不见好转，又经过医生检查，心率过快，血压偏高，肺部都有问题。

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十日，这天（假期刚过）监区长宋长德，把我叫去一楼办公室，跟我谈“转化”问题，我没答应，也没配合他，他说师父如何不好，又围攻中南海，上天安门闹事等邪说，我就和他讲真相，不要诬蔑我师父，不要参与迫害，他听不进去，又说你不“转化”就折磨你，一直到你出狱为止，并且外面小车还得接你走。他又给我调个房间。这样我从二零五调到了二零七房间，这个房间门窗是布帘遮挡的，没有监控，有两个杂役犯人包夹我。让我坐在铁凳子上，反复看诬蔑大法的光盘，妄想在精神上，思想中瓦解我，给我一遍一遍的洗脑，每天从早上到晚上不停的播放他们的谎言。又用亲情，伪善等手段感化，使其达到目的。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监区长宋长德再次把我叫去办公室，让我“转化”，写材料，我据理力争，不认罪，最后他看我的态度很坚决，让人把手铐脚镣拿来，并说：不“转化”就给你戴刑具，你任选其一，我说，我哪个也不选择，这些我都不要，不要强加给我，大法无罪，信仰自由。我就回来了，回来后他们继续给我强制洗脑，坐铁凳子。想起我一次次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精神与肉体几乎快承受不了了，我想到了解脱，想一死了之。我趁包夹犯人不注意之时，就向门墙角撞去，发现后把我按住，给我一顿毒打，又拿来铁椅子将我扣上。包夹犯人孙有才，不但大打出手，还用风油精抹眼睛，用棉签通鼻孔，用打火机擀肋骨，用约束带死勒心脏部位，折磨我一宿，第二天“宋大”来了，我把情况说了，他看我双眼睁不开，眼泪不断向外流，象电焊光打的一样疼痛。就说了他一句，后来把我从老虎凳上放下来，又给我戴上刑具，定位在床头上面。睡觉时给我固定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动弹。不让洗漱，大小便都要受限制，还得听，看录像光盘。就在我这么艰难残酷的环境下，看我还在坚持着。他们为了要功绩，得奖金，为一己之私，这些警察就轮番上场，有时一起上，进行攻坚战。他们不顾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对我软硬兼施，不择手段，使出了浑身解数，昧良心干着他们所干的一切。我心里很难过。后来一直对我监管，白天坐铁凳，睡觉又把我铐上，还说保护你，怕你自杀。每十天半月就和你谈一次话，问你现在是怎么想的。都做些什么，又有什么打算。这里的情况如何，犯人和警察对你如何等等，我知道他们主要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我的心理活动，思想意识。从你的意识形态中观察你，然后搞垮你。

对我严管，与中长期关押的犯人一起，坐铁凳子，从早六点坐到晚十点，这里除了洗漱给那么点时间以外，就是坐凳子。尿桶在房号里，每天还要背监规，唱狱歌，写心得材料。进行思想改造，还要学习弟子规，结合监狱的要求教你做啥，你就做啥，半个月能让洗一次衣服，洗澡。当然对我的要求更是严格的，不允我跟别人说话，不允许我乱动，大事小事得报告，还逼我写思想汇报月总结之类的东西，我也没给他写，也没有合乎他的要求，这样我处处被管制，一直到了我走出监狱那一刻，杂役犯人还让我坐铁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