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张东兰女士自述她的经历：

我叫张东兰，兰州市榆中县金崖镇人。我曾经是一个被一种现代医学无法解释清楚的疾病折磨了很久的病人。从我十四、五岁开始，便经常莫名地晕倒，而且这种晕倒的症状在发作前毫无任何征兆，不分地点场合，说倒就倒，经常是倒在地上很长时间毫无知觉，啥也不知道，而每次醒过来后总是满身泥土、满身的伤痛。

历经多年，那病非但无法治愈，而且还越来越重。看过很多所谓的名医，也找过各种偏方，但最终都以无效而告终，那些年，被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我几乎放弃了活下去的信心，我的每一天都是在苦苦的煎熬中挣扎着度过。

修炼法轮大法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大法不仅让我摆脱了顽疾，重归健康；还让我知道了人为什么在世间生活着。这是我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啊，我深深地从内心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我没有因为漫天的谎言而放弃大法，我知道大法好，师父好。但这场对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无数民众的迫害却一天天从城市渐渐深入到了中国大陆的几乎每个角落。

二零零二年七月，当时正值农忙季节，我在地里干完活准备回家的路上，被恶警劫持回家里。一进家门，院子里站了很多警察，我的家里已经被翻的乱七八糟，同时他们还给我录像。那次非法抄家，他们抢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和一台当时价值四、五百元的录音机。

当他们劫持我走出家门时，我年仅三岁的孩子吓得扑到我跟前号啕大哭，我将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恶警代玉贵生拉硬扯，硬是生生地把孩子从我怀里扯下来推到一边。后来听家里人说，当时非法抄家时，恶警诱骗孩子问：“你妈妈是怎么炼功的”，孩子天真无邪，便认真的学做了几个动作，岂料这帮人居然说我的孩子也炼功，企图迫害孩子。

后来，他们把我绑架到一家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由一个恶警看守着我。有一天，不知为什么，那个看守我的恶警突然间跳起来快速的去拉窗帘，我抬眼望去，就在窗帘拉上的一瞬间，我看见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拉着一个吊着药水瓶的人急速地进入了一个房间，紧接着就传来了那个人的惨叫声。从看守我的那个恶警的表情看，他们的情绪都很紧张。有个女警察用手指捣我的头，嘴里还骂着脏话。

那时，每天晚上都不让我睡觉，只准坐着，困极了，眼睛稍微一闭，就有人破口大骂。而且二个恶警昼夜不间断地轮换看守着，连上厕所都被限制时间。在这期间，稍有不如意，恶警就大骂不停、脏话不断。有一次，金崖镇派出所所长于春、代玉贵、彭志龙等人曾经逼迫我看各种恶警迫害人、行恶毒手段时的图片，以此来威胁、逼迫我出卖同修、放弃大法。

在连续几天的精神折磨与诱骗中，我一直不为所动。恶警们见没达到目的，一天下午，国安大队的恶警头目单永平、恶警于春、代玉贵秘密商量后找来刑警彭志龙（邪恶）合伙把我送到刑讯室进行迫害。他们先强制我蹲着，但还要蹲悬（就是一种近乎于半蹲的姿势）。稍微有点不准确就要猛力地用穿着皮鞋的脚踩我的脚趾头、踢屁股。在一通折磨后看我还不说（说出还有谁炼功等，即出卖同修），就把我压倒趴在地上，用一种称作“关公背大刀”的酷刑折磨我，他们把我的二个胳膊一个从脖子上绕过，一个从背后提起，用力将二个胳膊扯到一起戴上铐子，然后强拉起来并强制我跪下他们才开始所谓的问话。酷刑期间，曾有个进来取东西的警察头目，在看到他们对我这样迫害，非但没有制止，而且还在问清我是炼法轮功的后，给那二个正在行恶的恶人说把电棍使上。于是，彭志龙更是骂声不断，并在我被反背着的胳膊下又塞了二个啤酒瓶，还一边骂一边威胁：再不说就把你塞到床底下。有时候，他们折磨累了就躺在床上睡觉，把我铐在暖气片上，一直到晚上他们吃饭了才把铐子取下来。

那些天我的两只胳膊或被反背着铐、或在暖气片上铐，到后来完全失去了知觉，耷拉着就好象不是自己的一样，抬不起来。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时给国安头目单永平开车的司机，竟然毫无廉耻，动手动脚，用最下流的语言在精神上折磨我，无休无止。

他们逼我写所谓的“三书”。我告诉他们：迫害善良是要遭报应的。但是榆中县国安恶警头目单永平竟然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刽子手。

整整四十天，我就这样被反复折磨，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在期间遭受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