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周公为国家制定了一整套典章制度，他把文化教育视为关乎国家千秋大业的事情，强调敬天保民理念，提出“明德配天”、“恤民安民”、“力农无逸”、“任人唯贤”等，并以此教育成王及周室子弟。他对成王的教诲非常成功，成王明了许多为君之道，与其儿子康王在位前后几十年时间，百姓安居，民风淳厚，史称继周代“文武之治”后又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盛世局面。以下为周公進行德教的几个方面。

（一）敬天保民，推行仁政

面对国家初立，尚未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尚书·大诰》说：“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史记·周本记》也说：“群公惧，穆卜。”周公告诫成王只有加强修己明德，才能使文王开创的国祚永年。他强调“以德配天”，也就是要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先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他讲述自周代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敬事上帝，不断努力進德修业，因此而获得上天的佑护。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如违“德”，则必受上天惩罚。

周公为制礼作乐曾采集文王时周地以南的民歌，昭示天下，教人们懂得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诗经·大雅·文平》就是周人自叙开国史诗之一，如其中记述的文王德行：“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周公还作诗《豳风·七月》以诫成王，勉励他要像古圣王那样体恤百姓。这篇叙事诗描述了农民稼穑之艰辛，字里行间体现了圣王以民生为重的仁爱思想，也是一篇令人叹为观止的上古农业社会生产生活图，涵括了天文、历法、播种、医药养生及农业知识等多方面内容。

德在周诰中是最常用的词，周公对成王及周室子弟教诲中口不离德，如他教诲成王：“王其疾敬德”（《召诰》）、“不可不敬德”（《无逸》（即不要贪图安逸）），无逸即敬德。他在《君奭》中勉召公与己敬辅成王，说：“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意思是说：君奭啊，您已说同意我的看法对，我也不敢以为可以安于天命而不努力，不敢不长远敬念上天之威严与我百姓啊！

周公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以身作则，堪称表率。他一生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对四方诸侯和百姓经常進行德行规范教育。如他写的《多士》、《多方》、《洛诰》、《仪礼》等，提倡孝友、勤劳、无逸，教育人民心思端正，严格修身，从而达到“以德配天”的目地。这就是要人们所遵守的“民彝”，这种“民彝”是常规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所谓“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丞民》）。周公还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这种主张要求首先用“德教”的办法治理国家，推行仁政。“德教”的具体内容，周公归纳为内容广博的“礼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节秩序去生活，从而达到和谐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长治久安。这种“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也为后世作为治国原则所奉行。

（二）克勤克俭，力戒贪逸

成王年幼的时候，有一天，他与小弟叔虞在一起玩耍。成王随手采了一片梧桐树叶送给叔虞，随口道：“我封你。”叔虞接过树叶后非常高兴，随后把这件事告诉给周公，周公于是前去询问成王，成王说他只不过是跟弟弟开玩笑罢了，周公正色说道：“诚信乃立身之本。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成王深感惭愧，于是把叔虞封于唐地为应侯。这件事后来使成王没齿难忘，以致终身“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这是“桐叶封弟”典故的由来，喻义做人要言而有信，谨言慎行。

周公因担心成王贪图享乐，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农民耕作艰辛，不要贪图“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等娱乐活动。《无逸》开篇即呼：“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周公列举了殷王中宗、高宗、祖甲，赞扬他们皆能虔诚地祭祀，“治民祇惧，不敢荒宁”，因此而成为“明王”。他接着又讲了周人农业起家，教民稼穑，自奉节俭，十几代了都是这样，如文王教导百姓种田，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周公还告诫成王要克己自谦，说：“要尽力和万民共同推行政事。不要姑且自宽，说：‘只在今天玩一下。’须知道这不是人民所允许，也不是上天所允许的。千万不要像殷王纣那样迷乱和狂饮无度啊！如果有人告诉说：‘有些民众在骂你恨你呀！’这时更应当深自省察，更加严格地修明自己的德行。”

周公封小弟康叔为卫君，由于康叔受封之地是殷人故地，基本上是商朝的遗民。他告诫康叔：“我们应效法殷代先世圣王的德行，去安抚和治理殷民。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一定要爱护百姓，你要把人民的苦痛当作自己的苦痛一样，你应时时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啊！”周公又写了《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送给康叔。《康诰》强调的是“康民”、“保民”、“裕民”；《酒诰》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要求人们要克制、管束自己，切莫放纵饮酒；《梓材》是提倡“明德”，“永观省，作稽中德”。康叔到殷墟后，牢记周公的叮嘱，治理卫国取得了成功，“和集其民”，收到了“民大悦”的效果。

（三）识人有方，任人唯贤

周公在《立政》中总结了夏商两代用人之得失的经验教训，说：“‘立政’意为‘立正’。夏商强大昌盛时，是由于得力于求贤治国，尊敬上帝，君臣们身体力行于所诚信的多种德行。而夏桀、商纣只知道任用缺德之辈因此而败亡。文王武王敬奉上帝，承上帝之德为人民建立了正长侯伯。”周公告诫成王要任人唯贤，选拔“吉士”（有德之士），远离邪佞之人，君臣上下必须戒骄戒逸，明辨是非。关于选拔人才，周公提到了任用具有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九种品德的人。

周公在送儿子伯禽去鲁国就任时，嘱咐他一定要谨慎治国，谦虚做人，恭敬待人，他在《诫伯禽书》中写道：“你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就怠慢、轻视人才。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佐君王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可是，一次沐浴，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前来的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接待宾客，惟恐因怠慢而失去人才。”伯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得非常好。而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礼贤下士的精神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由于周公的教诲、倡导，造成了周初为政无逸的“王风”。成王对周公说：“您勤勉辅佐我这个年轻人，指示我弘扬文王、武王之功业，奉答天命，和抚万民，您的教导，我无不顺从。”成王弘扬善德，受人爱戴，史载其“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周公死后，成王不忘其教诲，不敢贪求安逸。成王死后，康王、太师召公、太保毕公等，仍坚持周公的遗教，务在节俭，毋多欲，以修身明德为要。

（四）礼乐教化，人乐其德

周公“效法天道”制礼作乐，用以规范和涵养人的道德和行为，大兴文教。《周礼》的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渠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礼乐文教，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就国家典制，一切也都井然，让人有“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觉，使伦理道德规范贯穿各个领域。礼乐的内容也十分广泛，周公作乐，不仅包括乐曲，而且还包括诗歌、舞蹈等项内容，系统地建立起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

礼乐教化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祭祀神明，谦和有礼，威仪有序。当时天下礼乐大兴，处处闻太平歌颂之声，正可谓“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百姓各安其业。周公在观民风、化民俗的社会教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主张因势利导，提倡“平易近民”，所以深得民心。荀子在《王制》篇中盛赞周公说：“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孰能有与是斗者与！安以其国为是者王。”意思是说：当周公南征的时候，北方国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说：“为什么单单不到我们这里来呀！”当周公东征的时候，西方国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说：“为什么单单把我们放在后面呀！”试想还有谁能和这样的人抗争呢？因此凡有能够把他的国家照这样做的，就能称王于天下了。

礼乐制度被称为周公之典，对传统文化注重礼义和淳厚民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中华文明史上的圣贤哲人，无不重视道德人格培养，强调敬天、敬德、保民等，顺应天地之道并关爱他人，使其归于天理正道，许多仁人志士都以此为毕生的追求，这些道德理念流贯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而当今中共却逆天而行，破坏中国传统、正统文化，强制给人们灌输人与人斗、人与地斗、人与天斗的邪恶党文化，灌输邪恶的斗争哲学，迫害敢于说真话的人，使道德沦丧，妄想把人带入罪恶的深渊，必为天理所不容。越来越多的人们退出了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并彻底认清了其邪恶本质，作出了正义而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