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将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迫害法轮功后，我遭受迫害的过程写出来。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我进北京上访后被非法关押在动力分局看守所，被提审时，被动力区政保科长杨守义抓住我的头发往铁柜上撞，又打了几个耳光子，后又勒索了三千元人民币，十七天后回家。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晚间五点左右在南岗区交通街十二号被绑架，当时参与的据说是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一处。后被带到道外公安分局政保科，当时的政保科长是个女的，大约四十岁左右，在政保科四楼。每天五个人（后来知道是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一处的人）提审我，叫我蹲马步，两只手向后高高举起，你不做他们就打你，把我两只胳膊在后背用手铐扣起来，右手从肩头往下，左手从后背往上，用手铐扣起来，因为越动越紧，到后来两只手背被手铐刹进肉里，手背的肉被刹翻了，最后几个恶警费了很大的劲好长时间才把手铐打开。后半夜扣在暖气管子上，提审了两天，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十二点后把我送到道外公安分局看守所。（当时我身上大约有五百元人民币左右、一部传呼机和一部新手机，手机当时就被道外区政保科（现叫国保大队）长用了，还向我家人要手机充电器，要了两次，也没给她，后来我让家人去找他们要手机、传呼机和钱，他们说钱吃饭花了，手机和传呼机也没给。）当时关押在大约是303房间，起来一个人问我干什么的，我说炼法轮功的，（后来知道这人是牢房做班的，此人叫宝龙）他叫起一个人说：“收拾他”，把我的衣服脱光后，把我按到自来水龙头下用凉水冲了三十分钟左右，用拳头在我两侧肋骨一顿打，当时打得呼气都很困难，疼痛难忍，打后把我立肩塞到睡觉的人中，当时所有的人都是立肩一个挤一个。我当时肋骨一着地，疼痛难忍，想动也动不了，前后挤着，一直十几天都没有睡觉，白天码坐，一连收拾我几天，要强行“转化”我，（后来我知道了是背后的恶警叫他们这样干的）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叫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也不会听的，后来他们明白了一些，就没有再动我。

二零零一年八月九日，我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劫持到万家劳教所集训队迫害，八月十五日又被送到长林子。二零零二年三月初，我们大法弟子为和平反迫害大家都绝食了，三大队长王占起气坏了，把所有的劳教人员和大法弟子都叫到外边大院里站着，当时天气很冷，有不少劳教人员说我们，有的还直骂，怨我们连累了他们，让他们受冻，我们就与他们说这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我们做的事情由我们负责，为什么王占起把你们拉出来受冻。我就从人群中走出来，和王占起说：“你为什么把大家都叫出来受冻？跟他们没有关系，让他们都回屋里去。”大家继续绝食，王占起为了激化矛盾，让所有的劳教人员不许出工，都坐在床上不让吃饭，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有不少劳教人员饿的直骂，当时的王占起多么邪恶，把我们和平绝食反迫害这个件事情转加给劳教人员身上也不让他们吃饭，多邪恶呀！把大法弟子吕志凡、王江、万国军拉进办公室，王占起指挥，恶警和劳教人员参与迫害，推、掰、撅、打，迫害了几个小时后，吕志凡、王江被迫害的不能走路，万国军被打掉了一、两颗牙，第二天劳教所长石昌敬到三大队来，我就跟石昌敬反映王占起带头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人躺在床上没人管，后来三大队开会，石昌敬又来三大队，我就站起来反映：“王占起带头迫害大法弟子为什么不管？为什么不处理？”（因为按邪党的法律，警察不准打人）石昌敬说：“我们内部处理。”我说：“你这是袒护他”。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三大队的大法弟子当时有三十多人一早上到食堂为了和平反迫害都绝食了，王占起指使几个劳教人员把我和李力壮拉扯到小号，一进小号就把我捆在铁椅子上了，下午石昌敬到小号，气急败坏的说：“把他挂起来”，就把我用手铐铐在小号门前铁栏杆上，就这样白天、晚间扣了五天，大约在一米半处铐了七天，后又在半米多高铐了十天。在这期间有一个看小号的劳教人员叫李淼，看我被挂着无法睡觉，当时两只手腕子都被手铐勒肿了，有一天半夜李淼值夜班，他就找值夜班的警察说我要上卫生间去大便，恶警被叫醒了很不高兴，就把李淼给骂了，过了半小时，李淼又去找他，他不愿意出来，就把钥匙给了李淼，他给我打开手铐后就跟我说：“快点躺下睡半小时觉，我给你看着”，就这样我在地上睡了半小时觉，在小号关押了一个多月，送回到三大队。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被转关到四大队，当时大家都不配合恶警，出门报号，站队蹲下站起来，有一天中午大家去食堂吃饭，出门站队，大家都站着，都不蹲下，当时有三十多位大法弟子不配合，一会石昌敬过来，叫从新站队，不报号不蹲下的带到四大队，服从的就去食堂吃饭，石昌敬气急败坏的喊了一顿，四大队长郝威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当时有管理科吴科长还有几个人，他们软硬兼施，用各种办法威胁我，最后说：“如果你能配合我们，不用你蹲下，你低头就行”，我说：“不行！为什么要配合你们。”他们说：“如果你不配合，我们就给你送小号”，当时找了几个劳教人员又把我拉扯到小号，我刚从小号出来，又把我送进了小号，到小号后，又给我铐在铁栏杆上四天四夜，当时是六月底，在阴冷的小号里还穿着棉服，当时石昌敬曾说过，再不听话就给你换个地方。后来石昌敬、王占起、恶警和几个劳教人员编造了不少假材料。于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日，从长林子被非法送往太平看守所，同时还有两名同修，由滨江检察院某某写构陷我的材料。

二零零二年十月中旬，在太平区法院非法秘密开庭，既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非法强判我五年刑期。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六日我被送到新建监狱集训，在集训期间也被打过几次。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送到黎明监狱，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又送到呼兰监狱五大队二中队，白天五大队教导员李明君找我谈话，我就与他讲真相，后来他指使二中队指导员史福清指使犯人，王洪涛、孙波还有几个人对我强行“转化”围攻打我，当时就打的昏死过去了，我醒来后，看他们用大针扎我的合谷穴。脸被打的都肿了起来，十多天都没有洗脸，呼兰监狱大部份犯人都是无期死缓的，恶警就指使一些犯人监视我们，你一和犯人讲真相，恶警就找你，经常是体罚、罚站，站一白天，晚间站到十二点，还有一种自制刑具叫反省凳，长约二十多厘米，宽约五厘米，高十多厘米，木制的，从早一直坐到晚上十二点。

在二零零四年四月左右，有一天翻我宿舍东西，恶警们一直翻你箱子，床上被，所有的东西经常翻，翻出了我在黎明监狱写的上诉书，指导员史福清把我叫到办公室，拿一根木棒，打我后背几百下，把我后背都打肿、打紫了，睡觉都得趴着，在迫害期间也有不少善心的犯人关心我们，看我们罚站，坐反省凳很同情我们。有一个犯人以前打过我、看管过我、监视过我，我家人来看我送东西，我就把水果给他，别的犯人不理解我，说我分不清好坏人，他这样对待你，你不恨他还给他东西吃。在呼兰监狱四年多时间里，经常是不让家属接见，有时家属大老远来了，就是不让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