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患绝症　走投无路

十七年前，我身患重病，患了十年被人称为活癌症的类风湿；再一个就是“淋巴细胞癌”。

我从类风湿说起吧。一九八六年的春季，我突然患了顽疾“类风湿”病，此病开始由小关节红肿，逐渐发展到大关节，后来全身能活动的关节全部都出现了症状。我到处求医问药。东北各大城市的药我也都吃到了。我先后在丹东、沈阳、锦州、石家庄等地住院。也曾在兴城疗养院疗养三个月。长春、旅顺的药我也试过，中西药，偏方，什么蒸、熏等，都试过，可就是不见好转。八八年，我便不能上班了，长期在家休病假，生活不能自理，吃饭张不开嘴，不能正常走路，大便不能蹲，更难熬的疼痛。

我整天在吃药和病痛中煎熬着，无力的挣扎着，手变形象鸡爪子，有时不能伸直，左臂不能上举，胯关节肿胀迈不开步，膝关节肿大不能活动，脖子僵直，身体往一块卷曲。我成了一个废人了。

此病目前是医学界顽疾，最后结局就是完全瘫痪。那时我感到人生太艰难了，我好似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没有盼望了，觉的生不如死了好。家人发现了我的念头后，都劝我千万不能走轻生这条路。我痛苦极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常人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九九五年时我又添了新病：渐渐的腹部胀大。到锦州附属医院做了所有的检查，验血、验尿、B超、彩超、肝功、心电图、CT、核磁共振、肾流图、腹部抽水化验，各科室会诊，仍无结果。这时腹胀大到了极限，我已挺不住了，医生开始放腹水减压，结果放出来的是血。当时的医生护士及我的亲友都“哎呀，哎呀”的，意识到问题十分严重了。后来医生发现我腹腔积水里有大量的淋巴细胞，怀疑我是血液病，便抽了腹水和静脉血，拿到同位素科去化验，叫我先回家等消息。

那时的我脸色十分难看，人瘦的皮包骨头了，仅几天的时间人都走相了，从床走不到房门，只能少量进食。

几天后结果出来了，医生打电话到我妻子的单位，说我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细胞癌”。医生说这个人不行了，最多活不过三个月，目前尚无药可治，只有等死了。就这样我又被医院宣判了“死刑”。我妻子得此信便号啕大哭，各科室的人都过来了，人们听了都为我和我们家不幸而惋惜和无奈。

我们家一下子象塌了天一样。家人为了让我多活几天，告诉所有的人都对我隐瞒。妻子、孩子们下班回家，先在楼下哭完了再上楼，亲友来看我，也是如此，都是擦干眼泪再上来。就在过大年的前夕，我出现了吃什么噎什么，硬咽下去食道很疼，我知道这是食道癌的症状，我暗想我的人生真的走到尽头了。

我单位的同事都不敢来看我，怕说走了嘴，都等听到死信后给我吊唁去。我的家早已失去欢乐，只有哭泣和叹息。

二、师父收了我这个重病患者

就在死神一步步向我逼近的时候，亲友向我介绍法轮功，并给了我《转法轮》、《法轮功》两本书。我一看《转法轮》就觉的这书太好了，很愿意看。我如饥似渴的看了起来，全神贯注的溶了进去，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了。当我看到师父回答学员问题时说：“炼功吃药就是不相信炼功能治病”[1]，师父还说：“大家在这里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舒服，是怎么回事？”[1]我心里一震：我信呀，但我怎么还在吃药呢？我当时就想停药，可思想中另一个念头说“停药死了怎么办？”我当时把心一横，死就死，死也跟定这法了。于是我把家里常人能吃的药留下之外，把其它的药全扔了，药酒给送回去了。

就这样，我放下生死这一念。师父说：“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2]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收了我这个重症患者为徒弟。我从此走上了修炼的光明之路。给我净化了身体，从此我无病一身轻。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在街上遇到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她惊讶的说：“哎呀！你比没病的人脸色还好。”（当时我还在休病假）于是我向她洪法，讲修大法如何好，是我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我真的没有病了。

还有一次我去单位办事，正好批发站的王经理也在，他说：“你是不是返老还童了，怎么脸色这么好，有红似白的。”我告诉他是修炼法轮功的结果。

那时我大法书不离手，有时间就看。这时我开始上班了，除了每天集体炼功外，在单位每天上下午挤时间，还炼一次静功。那时我把修炼放在了我人生一切事情的首位，不管有多大的事，再紧的事也从不耽误学法炼功。

三、刀架脖子也不能背叛师父和大法

九九年“七二零”江氏流氓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迫害法轮功。在这之前它们便开始运作了。我曾在“四·二五”和“七·二零”两次进京护法。我回来后公安局政保科（当时名称）警察连续七、八天，天天把我找去，企图逼我在电视上公开和法轮功决裂，背叛师父。

一九九九年八月初的一天晚上，公安局的迫害法轮功“专案组”的一名姓张的警察打电话和我说这事，我当即坚定的回答：“这办不到。”他说：“你再考虑考虑。”我回答：“没有考虑的余地。”他又说：“你别急，是为你好，你再好好想想。”我回答：“根本就不用想。”他一听我这么坚决，就变了口气，说：“这不和你商量呢吗，对你有好处。”我不假思索的说：“不用商量了，根本就不行。”他听完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他们就把我找去了，先是政保科的几个人劝我，我也平静的和他们讲：大法使我的病全好了，我这身患绝症的人获得了新生，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师父，我怎么能背叛呢？他们劝了很长时间，我就是不答应，心想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做这种违背良心的事。他们说一会领导来可就不这么讲了。

不多时便来了一个据说是“政委”的，进来便横眉竖眼的，象对待犯人似的疾言厉色的大声吼叫：“你不用不吱声，午后把电视台的人叫来，把另外几个辅导站的站长，副站长都找来，把话筒往嘴一触，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多说无益，心里想到师父的法：“一个不动就制万动！”[3]我便回答：“说什么也不能上电视。”他生气的一甩袖子走了。就这样，不管他们软硬兼施也好，还是威逼利诱也罢，我就是心不动，就是不答应。这时我心恒定了，爱怎么的就怎么的，反正我就是不能背叛师父和大法。

可是不说是不说，但我也不能总在这儿呀，我心里念叨：“师父！帮帮我，我怎么过这一关呀？”我身子往后一靠，一扬脖就出现了病态反映，大口、大口的打嗝，而且声还很大，整个走廊各办公室都听到了，而且连续不断，同时，我脸色也不好，我闭上眼不说话，他们一看都慌了手脚，他们知道我炼功前得的绝症，快不行了。他们怕我死在他们办公室里，不停的唤我，我不搭理他们，只是不停的打嗝。他们怕担责任，就打神牛把我送回了家。到家我就好了。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我闯过了这一关。

四、邪恶挡不住我证实法的脚步

我虽说没上电视，可他们仍然对我不放，把我列为法轮功重点人物，同时把我和其他几位同修都输入公安的微机里了。自那以后，派出所的，街道的，镇上的，单位的人经常来我家骚扰。电话也被他们监控，每到节假日，或敏感日都到我家去，有时半夜打电话问我在不在家，弄的全家人都不得安宁。

二零零零年九月末的一天，他们突然开着面包警车到我家抄家，他们十几个人（有的着装，有的便衣）拿一张纸一晃说是搜查证，说什么上边有精神，凡是法轮功的人家都得搜。当时我的一念就是“大法的东西他们搜不去！”他们同时在各个屋里包括厨房，卫生间都翻个遍，结果什么也没搜着（其实我的《转法轮》、经文，师父的教功带，发剩下的传单分四个地方就在屋里藏着呢）可他们那么多人就是没翻着，是师父帮了我。由于什么也没找到，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二零零一年春季的一天，居委会主任、治保主任、文书和一名片警到我家叫我交保证金五千元，我向他们洪法讲真相，讲大法好，教人做好人，并洪传全世界；讲我病怎么重，被医院判了死刑，我怎么得的法，得法后我又奇迹般的获得了新生。这四个人静静听着，我的话打动他们了，听着听着街道主任便哭了起来，这时片警也受不了了，他说：你可别说了，再说我也要炼法轮功了。他们接着说：“没办法，上边让我们这么做。”我说：“我炼功做好人为什么交钱？这是敲诈，我不交。”他们又说：“拿物抵押也行，如电视，冰箱什么的。”我说我买断了，一分钱不挣，已经好几年了，这屋里一切都不是我置的，我没有权利抵押。接着他们把话题一转：那你在保证书上签个字吧。我拿过来一看，是诬蔑大法的话，我说这可不能签。他们说：“那你写个便条说不上访。”我说：“那也不写。”当时我也豁出去了，我说：“钱不交，字不签，要抓人，我人在这儿呢，你们就抓好了。”他们互相看了看，都没辙了，只好说：“那我们就如实汇报了。”我说：“那是你们的事。”他们站起来走了。可他们还是不死心，于是派便衣天天夜间在我家周围蹲坑，想找我的“现行活动”，被我同楼的住户发现了，告诉我要小心点，我躲开他们蹲坑的时间，夜间照样出去散发传单证实法。

二零零二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公安全城大搜查他们黑名单上的所谓的“重点”人物。这时我白天在亲友家学法，发正念，夜间照样出去散发真相资料。

邪党十六大前夕，江氏邪恶集团又大势抓捕大法弟子，知情的同修通知我不要在家，我到亲戚家去了。第二天他们十几个人开着警车直奔我家，结果扑了个空。

不多时间是邪党两会期间，公安局国安大队的三个人都穿便衣（二男一女）开一辆没有任何标记，也没警灯的车，突然闯到我的楼口，当时我在屋里正学法呢，听到楼道里有杂乱的脚步声，接着按我的门铃，粗野的砸门声，我马上就明白是来抓我来了，我没有惊慌，先把大法书藏好，然后不声不响的隔着门对他们发正念，他们不停敲，我也不停的发着正念，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尽量稳住自己，过了十五到二十分钟他们以为没人呢，便走了。

二零零三年，我由城西搬到了城东，开始他们找不着我，后来不知怎么知道了。一天他们来了按门铃，我放松了警惕，便打开了门，原来是西边原治保主任和我现在居委会的治保主任，还有一名镇上的人。进屋我让他们坐下后，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讲法轮大法好，洪传了多个国家。讲“四、二五”“天安门自焚”等真相；讲贵州藏字石；讲劳教所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最后他们说你认为好就在家炼吧，别出去活动，我心想那你们可说了不算。以后他们打骚扰电话我不接，来家敲门不给开，时间长了他们放弃了。以后骚扰电话少多了。但在奥运会期间，所谓“六十年大庆”，什么“九十年大庆”用不同方式找过我，但这时我又搬到新楼了，他们还不知道。

这些年，除个别小区外，我证实法的足迹遍布了整个县城，经我手送出的真相资料达二万多份，还开车到农村发过。

五、证实法中修自己

二零零二年夏天，他们搜查我家时，一警察问我：“还炼不炼了？”因为当天妻子与岳母还有两亲友正在我家打麻将，我当时顺口说：“啥炼不炼的，这不打麻将呢嘛！”我用这话挡过去了。事后觉的自己不够堂堂正正，于是和师父说：“今天回答警察的话不够堂堂正正，我今天晚上出去证实法去，加倍补偿。请师父加持弟子。”

夜间一点多钟我发完正念，揣着真相资料就去前边的楼。我从里边两个楼口往回发，当做到最外边一个楼口时，发现在楼梯上边有个小垫子，我马上意识到是蹲坑的。我抽身出来把剩下资料在我住的楼上发了。后来得知，那天公安全局的人包括各派出所警察夜间全城蹲坑，结果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一难。我在心里默默的谢谢师父。

还有一次，我去北楼一个拐角处的楼口发真相资料，因为是拐角这楼口没窗户，进楼后漆黑一片，我把手伸出来看，真的看不见，我双手往左摸摸什么也没碰着，又往右边摸摸，也是什么也没碰着。就这时这七层楼的第四层的声控灯突然亮了，我特意穿的软底鞋，没有弄出声响，它怎么自己亮了呢？而且不灭，灯光顺着楼道空隙将一楼到七楼全照的清清楚楚的，原来这楼道面积很大，怪不得我摸不着，我从七楼做下来，当我走出这楼口有十米远时，灯自动灭了，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帮了我，我说谢谢师父。

二零零五年末，我去发《九评》，有三栋楼都是电子门，我进不去，白天学法时，忽然脑中闪出从《转法轮》中真疯那一节中那个老太太“一指那个锁头就开了”，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做证实法救人的事是最神圣的，我为什么就不能用功能把门打开呢？于是我在白天几次对那三栋楼发正念，让我夜间去能把门打开，到了后半夜两点多钟，我再次对那三栋楼发正念，同时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然后我直奔第一栋楼最里边的一个楼口，我看门关着，用手一摸，中间似乎有个楞，我用力拽门，一下就开了。剩下的三个楼口我也是一拽就开。我顺利的做完这栋楼。白天我便和同修讲了这事，结果夜间去那两栋楼发资料时，只拽开一半，最后我还有四个楼门没拽开。我向内找自己，是第一天回来时出现了不易察觉的欢喜心，和同修说此事时，也夹着几分显示心。我抓住这两颗心，立刻去掉它，让它死掉。

还有一次，碰到一位中学（邪党）副书记，我想他正在岗位上怕是不好劝三退，所以说了几句就分开了。可是一连几天都碰到他，我一下明白了：他是有缘人，是我的观念挡住了救他。我就针对他给他讲真相，最后他明白了“三退了”。从那以后再也碰不着他了。我知道比起做的好的同修还差的很远，以后我要继续努力学好法，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人。

六、否定旧势力　闯出病魔关

从二零零五年至今，我被旧势力用病业的形式迫害多次，我也正念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下边就主要的几次谈一下，我是如何闯关的。

二零零五年八月份左右，我只要走路多一点时就感到肛门不好受，回家用手纸一擦，象是血，我也没往心里去，我是炼功人，我没有病，过些日子就会好的。可过了很长时间还有这种现象（我修炼以前患过痔疮）又过了一段时间，肛门疼痛明显严重了，而且开始肿胀，这时我开始对它发正念，铲除背后的邪恶，可还是不见好转，又过了几天更重了，感觉肿的有苞米棒那么粗，肛门肿出个尖来。这时走路也疼，坐不了。一天天疼痛加重，我有点忍不住了，这时岳母说上医院吧，我说它不是病，不能上医院，坚决不走人的路。晚上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忍着剧烈疼痛不停的大声念正法口诀，从晚上六点一直到后半夜三点。这过程中虽然几次疼的我实在忍不住了，好象肛门要被胀开了，要爆裂似的，但我从未动过上医院的念头。到后半夜三点时，我喊累了，太疲倦了，我心想：反正：“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它！”[4]我不管它了，爱怎么的就怎么的，我还睡觉了呢。真的睡着了。早晨醒来我突然发现我好了，不疼了，肿胀的感觉没了，我闯过来了。

二零零六年的四月份左右，我突然感到浑身没劲，咳嗽，午后低烧盗虚汗，一种典型肺结核的假相，我知道它不是病，发正念铲除背后邪恶因素干扰，照常做着三件事，夜间发《九评》时，刚上一个楼口我就感到全身是汗，如水洗一样，照样做完了三个楼口。回家后换上干的内衣。湿的用洗衣机洗完晾干等明天再换。就这样持续到五月中旬，这时我的肝区也不知是肝还是胆，反正感到有一扎长、大拇指粗一个硬棒子别在右上腹，只要笑、打嗝、咳嗽、颠簸、跳跃、震动都疼的厉害，我发正念也不好使。

当时我心想既然是过关，那我一定能过去。我真的把心一放到底，不把它当回事。妻子和我商量去葫芦岛女儿家串门，心想反正不是病去就去。到那后，是午后二点钟。没有什么事，她说：“上龙背山溜达去。”我心想既然不是病，去就去。在山上，正好碰到我们亲家和亲家母。他们说去海滨吧，我心想，反正不是病，去哪儿都行。去海滨来回十二里，当回来时我就不行了，每迈一步肝区疼的厉害，用手捂着，妻子问我：“怎么了？”我说：“有点疼。”这时我心里想既然不是病，疼就疼它的，疼我就硬走。她一看又能走了，就说：“咱到龙湾市场买点菜。”我说去就去。回家时还拎着菜。第二天（四月二十九日）我把精装小《转法轮》要改的字全改了，吃晚饭时我忽然发现我全好了，肝、胆也不疼了，咳嗽、发烧等症状都消失了，我一身轻。五月二日又随亲友去了沈阳世博园，走了一天，好人一样。我又闯过来了。

还有一次腰疼厉害，不能动，亲友让我上医院，我没去，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大约一个星期就好了。

二零零七年十月份，我登高去插冰箱插头，由于凳子突然滑倒，把我重重的摔在瓷砖地上。虽然第一念想到自己炼功人，没有事，但左手还是青肿起来，而且全身不能动。我知道是旧势力在捣鬼，我正念对待，不去医院，照常做好三件事。大约半个多月腰就好了。

去年正月初六早五点左右，我胃突然剧烈疼痛，如手揪，刀割一样，疼的我在床上直滚，我一直大声念正法口诀，到晚上渐轻，到夜间就好了。

二零一一年，我身上又出现蛇盘疮的假相，每天疼痛难忍，二个半月，硬是挺过来。

回首自己的修炼历程，没有师父，没有大法，就没有我，我活着的本身，就是大法的奇迹。感谢伟大的师父！

合十！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功》〈第五章　答疑〉
[2]李洪志师父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
[3]李洪志师父经文：《美国中部法会讲法》
[4]李洪志师父经文：《悉尼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