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孙建中自述其经历：

我叫孙建中，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说真话办真事，能为他人着想，善待他人，也能忍让，不和人争斗。而这一切都是学了法轮大法才能做到的。然而这么好的功法，中共江泽民集团却不准炼，在九九年七月开始了腥风血雨的镇压，我也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记得九九年六月份，我们在丰润区农行小广场有个炼功点，六月份就有公安局的警车来，下来警察看我们炼功，后来他们就告诉不准在这里炼功了。后来搜走了介绍大法和写着“真善忍”的条幅。一个好端端的炼功点被他们强迫解散了，使我们失去了集体炼功的环境。

七月二十二日，电视广播直接宣布不准修炼法轮功。很多学员被骚扰，不准炼功。我也被丰润县公安局找去，被关在铁笼子里一天一夜，让写不炼法轮功，然后放回。当时参与迫害的有政保科的梁福新和曾祥海等。此后丰润镇塔湾大队多次找我，那时有陆树领等人参与，严重时每天都有人打电话问“在家没有”，也有时有人到家里来看是否在家，这些事都是让我邻居做。

二零零零年底，我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关进天安门派出所、顺义看守所，后被接回关进丰润看守所。接我前，他们到我家勒索一万元钱，后来我们要回五千元。非法关押十八天后，又被转到塔湾大队非法拘禁，不准出去，不准回家，昼夜有人看守，几天后才回家。在丰润看守所，犯人在恶警指使下给我冲凉水澡，让我蹲下，然后一脸盆凉水从头上慢慢浇下来，十冬腊月，浑身颤抖。再浇我就制止了他们。后来于树庭骗我说写个不炼了就回家，再后来他引导成了他们需要的保证书。内心的本性痛苦使我清醒，我告诉他“保证不算数了，我没错”。过了几天他们让烧书，然后马上回家，我决不烧，所长于从瑞指使给我戴上了背铐，还是那种无链小死铐。大概七天。三天后臂膀肿痛，手也肿了，又有犯人说：帮你活动活动，用拳狠捶，疼痛难忍。

酷刑演示：背铐

一周后我又被他们强迫关进了小八里洗脑班。抓我那天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五，大年在即。年迈的母亲以泪洗面，那年的传统新年全家都在痛苦和焦虑中度过。在小八里洗脑班，几个人被关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铁门、铁窗栏，门在外面锁着，不准出去。地铺，大小便在屋子便桶里。外面有看守巡视，不准学法炼功。屋里安有小喇叭，不停的播放，不让人安静。强制上洗脑课，练队列，逼迫写不修炼保证。针对个人手铐、吊铐、电击、木棒、绳捆绑、冻、烫、等等酷刑。我记得有一次，那天是下午，大伙都被强制去后面大屋上课洗脑，把我单独留下，是周秋生和公安局一个小个子、黑瘦的，把我叫去到一个“办公室”里。

屋子里烧着“扫地风”炉子，火烧红了的烟筒足有1.5米高。强行给我穿上两个棉大衣，铐在椅子上，又在外面连我带椅子裹了一个棉大衣。然后抬到炉子近旁，打开炉盖开始烤我，一会儿头如雨淋，全身湿透。他们却加煤不断升温。这过程中他们嘴里不断侮辱个人、诽谤大法。约烤了一小时，把我抬到一边，然后在我头上套上了大塑料袋，袋口扎到脖子上，勒紧不透气，一两分钟后，由于缺氧，急促的呼吸呼呼的煽动着塑料袋，他们摸着脉搏，到了极限就放开一点口，人体本能的急促呼吸，刚有一点缓解，又扎上了袋口。那天在生死线上，坚持约一小时。那天下午结束迫害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别跟别人说啊，谁也不要说。作为公安人员，知法犯法可有多么胆虚，敢迫害却又怕人知。

酷刑演示：塑料袋套头

记得二零零一年农历正月十六，丰润镇石爱成把我留在一个屋里，以亲朋探望还不转化为由，对我施暴，无数的耳光、拳打脚踢，打得我脸、嘴都是血，一个多小时后打累了，他就把炉钩子烧红，对着我叫：还炼不炼？我说炼。他就用力把炉钩子烫在我脖子上，当时一股烟呼的就起来了，难闻的焦糊味很呛人。第二天早上，他看着烫伤伤口说：转化不转化？我说不转化。二零零九年，迫害的恶报拿去了他可怜的生命，他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

大概是二零零一年四月份，转化无果，就想把我们男法轮功学员转到看守所。我们质问他们：“我们犯了什么罪”？他们说；“扰乱社会秩序”，我们说“天天把我们锁在屋里，我们怎么扰乱的社会秩序？”真不知道按真善忍做人怎么会扰乱了社会秩序。他们把我们强行抬上车，用脚踩着我的头，按倒在车里，强行送到看守所。开始把我们和行政拘留的人关在一起。普通行政拘留的人最多半个月就必须放人，可我们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我们几次向住检人员反映，未果，一个多月后把我们几个分别关到了不同的刑事拘留监室。大概在五月中旬才重获自由。

酷刑演示： 野蛮灌食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我又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这次我没消极承受，开始我就绝食抗议，它们疯狂迫害，管教郑立军让四个犯人把我按在椅子上，想插管灌食，我就不让插，后来他们警犯十多人强按我，捏鼻子、撬嘴灌食。又一次，几个人把我按在椅子上，两只脚铐在椅子上，手背铐在椅子背上，恶警用脚踩着手铐子，一人按头两人按肩，有人捏鼻子、撬嘴、抠腮，我就用铐着的脚蹬地，有时蹬翻椅子，就是不让他们得逞。

后来有一次在2号风场，同样椅铐一套，在监室拎出了两大桶水，按住我，捏住鼻子不让喘气，只要一张嘴喘气就是一杯子水，那天真把我迫害急了，今天就是死也不让你们灌，几次水呛进气管，连人带椅子翻趴在地上大咳，最后实在筋疲力尽支撑不住，半昏死中他们灌进了大量凉水，过程中抠腮抠掉了有牙洞的半颗牙。灌后他们也是疲惫逃去，我全身衣服像刚从水池中上来一样，半昏死在汪着水的风场中。这是郑立军主使亲手迫害。后又一次在2号监室内，椅铐一套，郑立军用橡胶警棍从头脸到腿，打遍了我全身，然后强行灌食。以后很多次都是拖我去，折腾无力后强行灌食，然后拖回或抬回。

酷刑演示：毒打

又一次郑立军直接“开棍儿”，我被打的臀部黑紫不能坐。后来插管强灌后把管子保留，我就拔掉，为此长期背铐，十几天后食管坏了，吐血，他们还是强灌。有一次把我弄到医院灌食，灌进几秒钟都吐出来了（年轻的叫小张所的）。后来中医院去了大夫助恶，他们相对专业，按在床上，撬开嘴，牙间塞上大号广告笔杆，然后插管灌食。后来怕咬断又塞14圆钢筋、医用开口器，又改鼻饲。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鼻饲）

一天傍晚灌食后，我胃疼，医院检查后说要送市安康医院，租用的出租车司机对我拳脚相加，一拳打下去我的耳朵大鸣，后听力很差，那天当晚我被送安康医院四楼神经科迫害。第二天我要求检查，医院专科大夫看完后没说啥就走了。后来听同押的犯人告诉我是耳穿孔了。从安康医院回来，从犯人那儿知道是因为胃出血送去的。

野蛮灌食用的开口器

回来后我继续绝食，这次他们从医院来了两个大夫参与灌食迫害，几个犯人把我按住，安上开口器从嘴里插胃管，因为食管插坏出血多了，就换了细管从鼻子里插，最后实在插不了管了就输液。记得有一次管2号监室的戴眼镜的张姓恶警，让犯人把我驾到灌食的“医疗室”，抬手就打，并暗下指使孙姓劳动号犯人动手，这犯人巴掌拳头大打出手，恍惚又觉耳鸣，事后很长时间听力很差，又一次被迫害耳穿孔。这时身体已虚弱不支，最后终于闯出了黑窝。

记得一天晚上张姓眼睛警察组织犯人开“批斗会”，让每个人犯人站到我面前批判我，除个别人外，一般都说不让炼了，也有人站出来说，人家没错我不批，最后张让我说几句，我就把《洪吟二》〈下尘〉背给他们听。过几天张把我叫去让犯人按我，扒了裤子“开棍儿”，又一次副所长吴玉良给我“开棍儿”，我臀部黑紫疼痛难忍。

回家十八天，恶警几十人，十多辆车，凿墙、敲掉防盗门，又把刚有些恢复的我劫去。已是二零零三年六月份，非典期间。我绝食，他们依然强暴灌食，灌不了就输液，输液后，我精神恍惚、头脑不清醒，我怀疑他们可能使用了药物。所长于从瑞把我绑在死人床上，手分别绑在两侧床腿上，脚戴跑镣拉开，紧绑下面两床腿，跑镣紧到一条直线，挨不到床。不准睡觉，24小时犯人值班，有良知的犯人一边推拉一边说，千万别睡觉啊，我们全挨整。不明真相的犯人被利用着拳脚相加。其中有一个犯人摆腿劈下，击中我左大腿，当时半昏迷中只知剧痛，结果是左大腿下面全部青紫色，大腿骨打坏了。还有一犯人用饮料瓶接了尿要灌我，我紧闭嘴，他就嘴上脸上倒。七天七夜后，他们忽然闯进几个“劳动号”，把绑带镣子急急解掉，把昏迷中的我抬架出了看守所。这时我神智不清，几乎没了意识。后知道左侧身体不听使唤，知觉很弱，后背巴掌大溃烂褥疮，左大腿后侧大面积紫青黑，嘴两侧深度溃烂（灌食时插钢筋隔在上下牙中，同时插管）。后来半年左右左侧身体才恢复，左大腿长个骨结子。

二零零二年八月，他们又开车来了十来个人，想把我绑架到洗脑班，我妻子阻止他们绑架好人，丰润镇分局的一个人抬手就打了她一个耳光，几个人把我架上车，又非法关进了洗脑班。事后家人质问他们凭什么打我妻子，他们却颠倒黑白说她“袭警”。这个社会中还有没有理可讲啊？绑架我的当天晚上我从洗脑班正念走脱，但只有在外面流离失所，家没人管，有工作不能去做。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丰润公安局政保科姓齐的又带领二三十人，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市里来了两个人，一个中年，高个，一个五十来岁，瘦高个，还有丰润姓齐的、曾祥海，还有一个小个子，较白、年轻，一个年轻黑胖子等人。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开始到二十三日夜里，三天四夜，他们对我施以酷刑，锁在铁椅子上，耳光、拳脚无数；扎血管；干擦皮肤；火烧脸、脚；强暴灌食，灌浓盐水；昼夜不停的断续电话电击，最严重那天四个人摇电话，摇累了就换人，电话机都被摇坏了，又找来一个继续电。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几次神智不清，脑子里、眼前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死过去了吧。后来关进看守所才看到十个手指，绑电线部位肉都焦糊了，到今天十几年都过去了，都留下了深深的疤痕。施用酷刑的同时，他们伪善、诱骗、人性的卑鄙尽显。

二零零二年的平安夜，我被他们关进了看守所，因为我不背监规，警察小刘要“开棍”，我就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郑立军、张姓眼镜、小张所、副所长吴玉良等，不同形式多次迫害，强行灌食、背铐、开棍、拳脚耳光。又送安康医院精神科、市第一看守所医院迫害。

二零零三年六月，被迫害的身体实在虚弱，放回了家。十八天后他们又把我从家里抬下楼关进看守所。我继续绝食抗议，被强行灌食、输液迫害。所长于从瑞和几个犯人把我绑上死人床。七天七夜的熬鹰、强暴灌食、拳脚迫害后，把只有一口气的我连架带拖的抛出看守所。回家后，左半个身子无力不听使唤，后背两个巴掌大的褥疮溃烂，左大腿黑紫，嘴角严重溃烂，精神恍惚，老听到声音干扰，后知左大腿腿骨被打坏。现在想起来大概半年后才恢复。我被监视居住（总有四个人两辆车堵在我家门口）二十一天后，他们出动很多车、警力，拆掉我家防盗门，把我抬下楼，又送进了市第一看守所。

酷刑演示：铁椅子

在唐山一看，我继续绝食反迫害，他们把我每天二十四小时锁在铁椅子上，强行灌食，不准解手，一直长时间憋尿迫害。有一次大便解在裤子里，不给打开铁椅子锁，连人带椅子抬进厕所，扒掉衣服，几个犯人一盆一盆的泼冷水，冻得我直抖。锁在铁椅子上三天后，脚、腿就肿了，五天就要裂开一样，小腿肿的比大腿粗，屁股上长出大疙瘩。狱医看不行了，他们就抬来了死人床。把我抬上死人床，躺下后，下面锁上大镣，上面两个手铐，翻不了身，动不了。每周一到周五锁在铁椅子上，周六、周日锁在死人床上。在死人床上躺两天就消肿，上了铁椅子就又肿，一直这样共迫害七十多天。后来邪恶指着使犯人对我施以拳脚，肋骨被打折。

酷刑演示：泼冷水

二零零四年初非法枉判我七年，我绝食抗议，他们又是用铁椅子、死人床来折磨我。二零零四年大概三四月份，他们把我送到冀东监狱继续迫害。在法轮大法好的高呼声中，我们走出看守所。

在冀东监狱的迫害中，开始把我分到二支队，到二支队直接就关禁闭小号，三四平米的小屋，地铺，不通风，黑暗。六个犯人三班倒看着我。因为我一直在绝食反迫害，他们就强暴灌食，有时背铐。半个月后，本来就非常虚弱的身体脱水了，他们把我送到四支队犯人中心医院。开始把我绑在床上，大量灌食灌水，狱警一会儿来一伙儿，一会又来一伙儿，轮番的来摸底，谈些法轮功的话题，问我为何绝食，有什么要求，同时又是六人三班倒着看着。十几天后开始强迫转化，用邪悟的四个人攻击，不同职位的狱警从不同角度转化，有强制、有伪善。一般从傍晚直到深夜，一个月后，邪悟的来参与转化的人中，有人开始真心学法，有人四个整点默默发正念。

后来我被分到四支队直属三中队迫害。两个人昼夜贴身看着，记录着一切行为，不准和别人说话，狱警们用各种办法转化。师父和大法赋予我的正念，让我坚定的走了过来。到二零零五年初，我身体基本恢复正常。他们从河北深州找来四个邪悟后被他们利用专门到处转化学员的人。二人专门转化我，白天、晚上不停的谈，十几天转化无果她们却要清醒过来。又换了两个，这两个被邪恶生命操控的很厉害，歪曲法理、态度蛮横，几天后它们就回去了。

在这强制洗脑转化期间，记得是零五年一月八日，狱警就把我在严管队隔离，不准和任何人说话，接触，几个犯人看着，被布置任务攻击大法、骂师父、开始了下流的流氓行为。后又强制我坐“小板凳”，再后来开始施用拳脚，扇耳光，有一个叫王波的犯人，不断攻击大法骂师父。一个叫高志远的犯人拳脚、耳光、出谋划策迫害。这期间，我的肋骨被他们打折一根。不准我买任何日用品，洗头洗衣服我就过过水，还得被限制时间，长一点儿就踢翻水盆。

大概是零五年六月份，半年来的严管隔离强制转化彻底失败，我被送到冀东监狱五支队迫害。到那儿直接送进严管集训队，和普犯一样严管迫害，坐窄板凳，走队列，不准说话，吐痰、解手儿一概得申请，批准才可以监视着去，吃不饱。吃饭、睡觉、走路都有所谓的规范。不准洗漱、洗衣服，一般犯人半个月就集训完回队去了，而我却长期被关在这里。越迫害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就越坚强。后来我就逐渐一项项破除了一些迫害。期间不断用各种手段转化，一个个都破灭了。

零六年一月九日，把我叫去，被分到化工队迫害。整整一年的严管迫害才告一段落。到了化工队，首先被告知不准和别人说话，我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准我说话？监狱法没这规定”，邪恶的迫害马上就解体。因我不参加奴工劳动，又被狱警吴景友几次严管集训，禁闭迫害。狱警杨彬对我电击一个半小时，电击后都起了水泡。几天后家里去接见，杨彬阻挠未果，接见中他怕自己的迫害行为被曝光，只几分钟就关掉电话，停止了接见。家人久盼的接见就这样被结束，使家人惦记、忧虑的心又蒙上了一层霜。

后些年我和犯人们都处得很好，很融洽，认为我人好，善良，为别人着想，坚强，有人问我，“你出狱的第一句话想说什么？”我发自内心的说，“想说法轮大法好”！我走出监狱大门时，第一句就喊出了“法轮大法好”，宣告邪恶七年的迫害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