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还是有一些人在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代表共产党呢。我们举几个实例，看看代表共产党的都是些什么人？

山东省蒙阴县坦埠镇阚家庄村法轮功学员张献贵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六日坦埠镇“610”的公丕春带领一帮打手把老人绑架到镇政府。在那里，在公丕春指示下，打人凶手张明垒，强行叫张献贵坐在地板上，把腿伸直，他穿着牛皮鞋站在张献贵的腿上使劲踏。又叫张献贵手扳脚尖，他用左右脚凶狠的连续踢张献贵的脸。他踢累了，站起来抓住张献贵的头发，连续地问痛不痛，猖狂地叫嚣：“你只要知道痛那就好办。我代表共产党揍你，揍死你白死。”然后又开始踢。这个暴徒凶残的踢张献贵老人的脸长达四十分钟。

二零零零年七月九日，山东省诸城市石桥子镇大店子村法轮功学员杨廷禄，正在集市上，被石桥子镇委副书记王洪法带领四辆车二十多人绑架到大店子村委院里。王洪法拿出一张印好的保证书让杨廷禄签字。杨廷禄拒签，立即遭到拳打脚踢。王洪法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政府，叫你来个家破人亡，不签字就拿五千元钱。”杨廷禄说没钱拿，王洪法就派人到他家私自撞开门把拖拉机、摩托车、电视机等弄到村委。然后叫杨廷禄家人拿五千元去赎，否则就把人带走。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是原大庆石油管理局安装工程公司运输大队司机曹景栋在绥化劳教所非法劳教期满的日子。可是到期了，安装公司保卫科长朱遵仁和大庆石油公司六一零头目刘希平却又将他劫持到伊春洗脑班。曹景栋的母亲原本和他相依为命，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冤狱期满，却连面儿都没见着就又被劫持，还不知道又要遭受怎样的迫害。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下午二时许，老人让女儿带她找朱遵仁要儿子，朱遵仁暴跳如雷，对着她女儿大喊：“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要人？冲我要人？你哥炼法轮功，法轮功是×教，我就代表共产党，我就有权抓捕！几次都是我送的，你要炼，我照样有权抓你送你……就是我抓的，愿上哪告上哪告！”

四川资中楠木寺劳教所恶警想出各种刑罚逼大法学员放弃信仰。队长张小芳常说：“老子代表警察！代表国家！代表共产党！谁敢反对老子就是反对警察！反对国家！反对共产党！”一名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谢文英大声说：“你代表不了。”话刚出口，就遭张小芳拳打脚踢。然后又揪住谢文英的头发拖入澡堂，被一群暴徒们群殴。

贵阳黎阳460厂法轮功学员刘述康被非法关押在四监区四楼，由犯人邓乐江看守。邓乐江不让刘述康上厕所，或是他高兴的时候才带刘述康去，并常常对他破口大骂。二零零六年过年的时候，邓乐江把监狱发给他的水果吃完，又抢刘述康的苹果吃，还大骂刘述康，口口声声称：“我是共产党叫来对你们法轮功进行监控的，我就代表共产党。你们必须听我的，你们必须对我好。”他还逼刘述康给他买烟买东西。

上述几个例子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代表共产党对法轮功实施迫害的都是一些品德败坏的恶徒。无论他们是中共的党委书记、警察、还是什么部门的头头，甚至包括被狱警利用的犯人，这些人代表共产党时所进行的酷刑、勒索、恐吓，都是在中共邪恶政策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这些人的邪恶与中共的本性完全相通。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代表了共产党。

为什么有些恶人在做其它的坏事时很少说自己是代表共产党，而恰恰是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却口无遮拦地说自己代表共产党呢？这就是中共邪恶的政策所致。做其它坏事，例如强制拆迁、截访、勒索下岗职工、殴打商贩，还多少留点余地，担心人家控告或采用其它报复手段，可是迫害法轮功，中共给的政策毫无底线：“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只要是迫害法轮功的，导致的后果再严重，中共都会帮着收场。有邪党给撑腰，也就难怪这些人敢直言不讳地代表共产党了。

从历史上看，能代表中共的并不在于其职位的高低，例如中共曾经的总书记赵紫阳，在六四学潮时，因拒绝对学生进行镇压，就遭到了代表中共邪恶立场者的打压。当然，中共党魁在这个位置上很容易做出代表中共毒害中国人的罪行，例如，中共的前任党魁江泽民，对只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迫害。江泽民曾口出狂言：“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他已经不是代表共产党了，而是利用中共邪恶的体制，驱使他能够驱使的所有党徒，对法轮功展开空前绝后的杀戮与酷刑。

还有一些邪恶之徒并没有明确自己是在代表共产党行恶，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确确实实是共产党的做派。例如薄熙来，他的“唱红”打的就是共产党的旗号，可是他对法轮功的迫害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其在大连任市长时，就曾邪恶地对手下下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人们越来越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代表共产党的肯定是一个十足的恶人；而能够无所顾忌地执行中共的邪恶政策行恶的，无论他说没说出来，他代表的就是共产邪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