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七十岁，大连港退休职工。在二零零零年大年初一，我被市公安局“610”绑架到大连司法局戒毒所洗脑班，如不写“不修炼”的保证就不让回家。被绑架去的同修都不写保证，并集体学法、炼功。恶警打大法弟子，抢走了大法书。为抗议绑架和种种无人道的迫害，我们集体绝食绝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大量便血，体重只有60多斤，全身出现乌灰色。

大连港退休办主任黄佐顺来对我进行洗脑转化迫害，问我：“你还炼不炼了？还去不去北京？”我回答：“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我久远年代前就在等待这部大法，能不炼吗？坚修到底。至于说北京，那是首都，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去。”黄见我不为所动，就开始变脸，谩骂和诽谤师父和大法，并恶狠狠的说：“就你现在这样，给你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五六天你就死掉了，你还证实什么法？”黄走后，有好心的警察对我说：“你好好跟你单位这个领导谈谈，看他那个样子是什么事都能干的出来。”

果然三天后的晚上，天很黑，我由于站立不起来，正迷迷糊糊的躺在床上，突然闯进三个彪形大汉，他们是退休办主任黄佐顺、副主任朱文波及庄科长。他们说要带我走，我问去哪儿，回答说是去见我80岁的老母。我看他们神态不对，以前释放我都是在白天，并且单位只有一个人来接，这次怎么这么多人，而且怎么是这么黑的晚上呢？我说不走。他们的面孔很不好看，特别是黄佐顺。他们强行夹着我走，上车后把我夹在中间。

车往何处行使，由于天黑，也辨别不明，只看见些路灯，越走越觉得不对，问他们又不告诉我，车内一点声音没有。我当时有气无力，心里十分不安，真是红色恐怖。车又跑了一会儿停住了，黄去办手续，很快就回来了。可能提前联系好了，车又走了一会儿，黄说到了，叫我下车。

我一看是旅顺215部队精神病医院，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不进去，我不是精神病，你们太卑鄙了，为什么骗我？善恶有报是天理。”我挣扎着但站不住，他们就毫无人性的直接把我拖到重病房。

进去后，马上被强行注射了不知名的药物，不一会儿，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后感到全身都不听使唤，站不住，总摔跤，手、脚、嘴、脑袋全都不灵了，走路感到地不平，左撞右撞的，我神志不清，睡觉的床也感觉不平，把人喊来说：“我这床不平，帮我把床正过来。”人家说你的床很平呀，我说不平啊，我都快掉地上去了，快点，快点，他们就笑我。在药物的作用下，自己不自觉地把被子里的棉花一点一点往外拽，觉得满地虫子，没法走路，把人又喊来说你们赶快把满地大大小小的虫子都赶走。人家都笑啦说没有呀！我说怎么没有！你们看这地上到处都是。我整天昏昏沉沉的蹲在地上捡虫子。

后来，把我调到轻病房，不打针了，才渐渐的清醒。这个房间住了28个人都是精神病患者，虽然不给打针了，但每天三次四次的逼着我服药，让护士看着我吃下去，还叫精神病患者看着我，不让我学法和炼功，我只等下半夜炼。每天还必须和精神病患者在一起活动，那段日子，真是难熬啊！

一天退休办的黄主任，拿着红头文件来问我：“你是要党还是要法轮功？”黄说：“只能选一样。”我说：“法轮功！”我当时还说：“我炼法轮功，是我师父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并叫我做一个好人，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我工伤28年花去国家的大量医药费，你是最清楚的，现在这些年我一粒药也不吃啦，也不用报销啦，不好吗？”

在精神病医院呆了三个多月，出院后，经常浑身无力，抽搐。从冬天被绑架进戒毒所，到从215部队精神病医院出来前后共四个多月。进去时棉衣棉鞋，出来是夏天，我只好把棉衣棉鞋拿着，穿着衬衣、拖鞋回了家。

从精神病医院回家不到20天，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四日，单位退休办黄主任来我家，不见我在家（我去买菜了），第二天退休办副主任朱文波伙同街道一个姓夏的，又一次从家里绑架我进戒毒所洗脑班。由市司法局郝宝坤领着一帮从马三家教养院邪悟后出来的人，用各种手段，大会，小会，来搞所谓的“转化”，几个人围攻一名大法弟子，轮番地来。等到他们围攻我时，我心里想师父说：“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他们嘴一张，我马上就给顶回去，决不给他们市场。进去后，两分钟他们就叫我走了。

后来，他们又逐个楼层洗脑转化。来到我所在的四楼，在前面放了两张桌子，四个邪悟的坐在椅子上，四周都坐满警察。被强制坐马扎子上的大法弟子，纷纷举手要求发言，我就站起来讲道：28年来我被病魔折磨得不能自理，整天就想死，几次自杀未遂，是李洪志我师父传的宇宙大法给了我新生，国内外大法弟子为说句公道话去北京上访，真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谁也阻挡不了这洪势。你们从法中受益，形势一变却背叛师父，背叛大法，有什么资格来转化我们？邪悟的人说：这下可有人替你们说话了。管教、警察都说大法弟子讲得好，都各自回到各层楼。从此再没看见邪悟的人来搞洗脑转化。当天晚上，有个恶警雍鸣久（现早已恶报死亡）把我们发言的弟子叫到走廊体罚叫我们弯腰，手指尖向下臂垂直撅着，我没有配合。四十天后，我堂堂正正的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