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穷困的农村，小时候家乡常发大水。重灾年，房倒屋塌，吃糠咽菜，还跟父亲和哥哥要过饭，连过年都揭不开锅。邪党建政后，斗地主分田地，当时怀着感恩心情，说是邪党救了我们穷人。此后我更加努力拼搏，一九六零年加入邪党，外号叫“老革命”，自称“老布尔什维克”，就更加不信神。在邪党不断用谎言和无神论的灌输下，逐渐使我变成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记得念中学时，因家穷租不起房子，就住在庙里去念书，每天都跟老和尚辩论，说他们老迷信。文革期间，忠于毛魔，响应号召，扯旗造反，批斗“走资派”，“文攻武卫”拼杀在前，后被卸磨杀驴，转为批斗对象，当了替罪羊。后来发现，在文革中为邪党舍命拼杀的人都没好下场，而邪党永远都是“伟光正”。再回想亲身经历过的邪党历次运动，同样都是用这套谎言暴力耍流氓的惯用手法。此后我才初识邪党的恶毒本性。从此我看透人生，更加放纵自己，五毒俱全，又以酒色和争斗心显示心尤为严重。

文革后期社会上兴起气功热，在一九七九年因有多种疾病，我开始练某某功，挺感兴趣。紧接着出现了什么功等二十多种功法，我是来一个练一个，还跟人去庙上皈依当了居士。八十年代初我练道家功法不长时间，低层次上开了“天眼”，看到了体内和另外空间的真实变化，甚至看到了人的灵魂，还能彼此对话，真真切切，绝不是迷信。这时我才理解了深山里的老道和庙里老和尚能给人看事情，预知未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是层次不同而已。

我和以往一起练过各种功法的“功友”组织成立一个“气功研究所”，经县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还刻了正规公章，目地是研究一下到底哪个功法好？再一个是象医疗所那样给人治病。我当时任“秘书长”，负责收集各派气功资料。人数发展到近三十人，频繁参加各种功事活动。为了证实不是幻想和假相，我们“气功所”十多个开了“天眼”的功友，搞实验。曾多次同时同地，或异地看同一件事，结果都证明了它的真实可靠性。

一九九四年春，听说法轮功要去大连讲法，因是头一次听说的新功法，所以决定大家都去听。插空我们先去了趟五台山等地，在各大寺庙里活动了近一个月。回来时大连法会刚开完，因此错过了一次重大机缘，我和所里的另几个人挺后悔。大约半个多月后的一个早晨，见路旁一壮年面向太阳两臂抱轮，庄严挺拔，我很好奇。连忙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是在炼法轮功。于是我先简单了解一下功法，又跟人炼了两套动功，就急着回“气功所”宣扬了一番。当时还没有大法书，我是两头忙，既天天去炼法轮功，又参与原来各派功法活动。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不二法门问题，还以为都是祛病健身呢。

后来我们还观察了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功效，远好于其它功法，对法轮功开始有了认同。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功效非常明显，特点是：神奇，快速，不用打针吃药，许多病人是绝处逢生。

大法也救了我，使我有了健康身体，改变了后天观念，修掉以前所有坏习惯，改恶从善，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随着学法修心不断提高，我知道了要实修自己，明白了人为何而生，生命意义何在？懂得了更高层次的法理，再不为人间世俗名利情而活了。

九九年七二零以前，国家体育总局调查统计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平均有效率达97.9%。民间效果比比皆是，我的直系亲属和同事几个患不治之症的病人，能迅速恢复健康或相应延续生命，就足以说明他的神奇功效。我哥哥住农村患脉管炎，治疗几年也不好，脚背以下渐渐变黑，医院说得截肢。家产也卖了，无奈只好炼法轮功。不到半年没花钱就全好了。哥哥从农村家里来看我，下火车后又徒步二里多路到我家。先让我看腿脚，一切正常，确实是好利索了。九九年七月江魔头对法轮功迫害后，恶警逼他骂大法，很快旧病复发，疼的满炕翻滚，不久悲惨离世。

我的同事两个得乳腺癌的，一个得淋巴癌的，到了晚期扩散全身，做了三退，诚念大法好，几年过去了还都正常。当年我就是因为心肝肾肺关节有多种疾病，平日里离不开速效救心丸，才炼功的。修炼法轮功至今近二十年中，从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连身体检查都不用去，走路爬坡一般年轻人都难跟上。

迫害发生后，原“气功所”多数人同情法轮功，但他们或出于原法门师傅干预，或出于怕心都没有加入大法，还劝我改修功法，我没有随波逐流。“气功所”近三十人中，只有我一人炼法轮功。不久“气功所”解散，我就全身心投入大法了。

大法使道德提升：修大法讲真善忍，做好人，行善事，修心断欲，处处为他人着想。当今乱世，人心逆变，贪欲横生。要人人都能以善为本，以德为先，处处为他人着想，有问题人人向内找自己，社会道德定会变好，时局也会安定。正如在一九九八年前人大委员长对法轮功调查后作出评价，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大法使我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了天上、人间和未来的一些天机。我真的万年有幸，最终选择对了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