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曾经在提篮桥监狱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医学博士贺江海叙述其亲身经历：

我叫贺江海，1998年获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是：神经营养因子对帕金森氏病的治疗作用。由于原单位新疆大学不放我的人事档案，继续攻读博士后的希望破灭，决定“下海”从商。就在我人生最沮丧的时刻，1998年年底我在广州喜得大法，并且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修炼大法才8个月，邪党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当时我没有糊涂，而是马上投身到讲真相的洪流之中。2000年底，我和两位同修走上了天安门，拉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事后，我在深圳的医药公司辞退了我。于是，我辗转到了上海（母亲原是上海人，响应当年的“支援边疆建设”才从上海到了新疆）。

2003年8月13日，中共邪党610人员在上海万兴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绑架了我。在上海第二看守所被迫害13个月后，上海浦东法院对我非法开庭，判刑3年。后来，我对冤判进行上诉，法院指定的律师给我做了无罪辩护，但邪党操控的法院根本不予理睬，仍然维持原判。就这样将我转入上海提篮桥监狱二监区“青中”（青年实验中队）。

两排监室背靠背的将监区分成东西两半，我们这一边好象是东面。每个同修被分别关在一个大约1.5米宽2.2米长的小格子里，里面同住的还有一至两名“看管犯”。我们这边的几个同修都是比较坚定，而西边的那排就有被“转化”的。恶警们不允许我们同修之间有任何交流，有时甚至连眼神上的交流都不允许。我们这边的同修有瞿延来、周斌、商朝义、潘浩良，以及一个叫某某宾的，还有一位也是非常坚定的同修刘胜明，我曾经和刘胜明的监房相挨。

我到提篮桥监狱已经是2004年了，对大法弟子最惨烈的迫害已基本上过去了，看管犯们告诉了我不少在我来之前这里发生的迫害事件，谈得比较多的是瞿延来。看管犯说瞿延来被冤判5年，入狱后一直在绝食，被绑在“死人床”上长达7个月。他曾被犯人在地上拖，肉磨破后露出了白骨。我还听一位看管犯讲，这里还关过不少在上海都能数得上的、很有才能的大法弟子，包括电脑高手，鼓演奏家等（当时我没有想到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一位看管犯向我讲述过一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当时他看管的那位大法弟子身体很差，监狱一直不批保外就医，直到最后看不行了，送回家一个星期就去世了。

这里主要迫害的手段通常是毒打。从监区的广播中我听出这里的犯人们都嘲笑中共邪党人员没本事，只会打人，并说那些“转化”的都是打出来了（言外之意就是都不是真心转化的）。后来邪党人员加大了“软”化手段，用一些擅长歪理和诱骗之说的（犯）人进行攻心战术。

监房里每位法轮功学员的“待遇”各不相同，我看到我们组中瞿延来可以在监房里炼功的，旁边组的周斌和商朝义也见到在炼功。而其他同修就不允许。

2005年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迫害事件。监狱新上任了一个（副）监狱长（好象姓陈什么的，记不太清楚了），突然来视察监区，发现了法轮功学员在炼功，这一下开始了大规模“整顿”迫害。恶警指使看管犯将周斌和商朝义毒打了近三天。我们组的刘胜明也遭毒打。恶警们打同修时故意把电视机开到很大的音量，不让别人听到惨叫声。但我还是隔着监房大喊“不许打人！”

监区对大法弟子最常规的迫害方式就是长期面朝墙坐在小板凳上，除了吃饭、睡觉、解手就是这个姿式。到了夏天监房热得不行，我的臀部皮肤长满了疮，脚一直是肿的。他们看了有点害怕，才允许我可以坐一会起身活动活动。

在我快要离开监狱的2006年，监狱中共人员又发起了一轮对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迫害，他们把瞿延来等同修劫持到一楼的什么地方，上了“扁担铐”20多天，强迫他放弃绝食，放弃修炼。最后瞿延来在我离开时都没有回来，听说被送到六监区去了。

以上是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迫害时的一些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