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早晨，孙治贵老人在从昭通到彝良的七点五十分的客车上，被昭通市昭阳区国保大队杨云昆等警察强行掳走。当时车还没有出站，杨云昆等一伙警察上车便指着孙治贵附近的纸箱和包包，问：“这些东西是谁的？”孙治贵说：“是我的。”话音刚落，他们就强行把孙治贵和大法资料从客车上拖了下来，推到了他们的车上。

孙治贵老人被劫持到北城公安局非法关了一天后，又移送到昭阳区看守所关了三天。直到十七日下午，叫孙治贵在延期拘留证上签字，二十三日叫孙治贵在逮捕证上签字时，孙治贵说：“我没有犯法，为什么抓我？”其中一个警察说：“你利用×教组织扰乱社会治安。”孙治贵接着说：“我炼法轮功不犯法，法轮功的资料和神韵光碟是救人的，法轮功要求按‘真善忍’做一个最好的人，怎么会是邪教呢？我不签！”他们便说：“这是给你安的罪名。”就这样他们走了，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昭阳区检察院送来《委托辩护人告知书》。

酷刑演示：死人床

在看守所，孙治贵老人被强制劳动（奴役），因完不成奴活，她本人不配合邪恶的命令要求，绝食了三天，就受到几个犯人包夹和国保的迫害。其中三月二十日晚被看守所一姓曾的指导员叫几个男犯人把孙治贵强行拖去吊“死人床”，并把她全身绑在铁架上，戴上脚镣。姓曾的还叫那几个犯人把她绑紧点。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怎么承受得了这种折磨？并且还要受其它的体罚和虐待。后来昭通市、昭阳区、彝良县国保大队、610到看守所威逼利诱，找来彝良县教委、进修学校领导多次要她放弃修炼写悔过书，才放她回家，被她拒绝。

孙治贵老人，昭通地区彝良县进修学校退休工人，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孙治贵修炼前身体很差，九四年开始又患有严重的妇科病、肾炎、风湿病、胰腺炎、胆囊炎、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七、八月大热天还要穿棉衣，特别是九六年又患上了“肾炎合并肾功衰”，全身浮肿，曾经到成都医院检查治疗一个月，回来后又在昭通地区医院住院治疗三个月不见好转，医院叫家人把她接回家准备后事。由于为了治病几乎花尽了全部积蓄，家庭关系也很紧张，一切家务事情都得靠邻居帮忙。就在她万念俱灰，别人介绍她开始修炼法轮功，别人只给她读《转法轮》一个星期后，她就能起床下地了，九个多月后她全身的疾病全部都不治而痊愈了，自九六年就因病休在家的她，修炼法轮功身体恢复后于九九年三月又重新回到学校上班了。

二零零零年二月有三位外地熟人也是同修到彝良县时，由于孙治贵和他们见过面，随后三位法轮功学员就遭到彝良县国保大队抓捕，她也被非法传讯，接着就被监视居住，一到节假日或敏感日就被恐吓、非法监视、跟踪、看守，因此丈夫（是名警察）害怕受牵连强行和她离了婚，同时也失去了儿子和住房。

二零零三年因修炼法轮功受益的孙治贵向有关领导邮寄了一个离休老干部修炼法轮功后的体会材料后，为此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孙治贵遭到彝良县610和公安国保大队的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大板桥省女子劳教所不到半年，孙治贵就患了“肛瘘”，劳教所把她送回家做手术，手术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县610和国保大队就打电话给劳教所讲她的身体己恢复，于是二零零四年四月又将孙治贵绑架到劳教所，直到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孙治贵才回到家。

孙治贵回家后610和国保大队警察天天到她家中骚扰，县610头头袁敏强迫她去参加体育活动，孙治贵不去，国保大队警察就三天两头到家里恐吓孙治贵，她不开门，就踢门，孙治贵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去骚扰她的儿子。这种无休止的干扰使孙治贵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孙治贵被迫于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日离家外出，在外出期间公安曾经到北京、上海、浙江省、四川攀枝花、云南各地抓捕。二零零七年九月九日昆明市官渡区公安国保大队以查看《暂住证》为由将孙治贵骗到国保大队，非法审讯后关进看守所，九月十二日彝良县国保大队将孙治贵带回彝良县，随后以一个很荒唐的理由“因为你让我们到处找你，不判刑也得送你二年劳教”，就这样孙治贵又第二次被送进了昆明大板桥省女子劳教所。

参与迫害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彝良县六一零：袁敏
彝良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队长：颜永翔
副队长：王毅（现任队长）梁东梅（女）、
警察：苏贵安、游童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