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认为政法委是造成社会不稳定和巨大民怨的罪魁祸首。“解散政法委！解散政法委！！”目前，各社会阶层、各地域角落、各种渠道回荡的呼声越来越高。——政法委可休矣！

（一）政法委三权包揽，不伦不类

中国古代，君王执掌朝纲，并设有谏官；刑部掌管司法，同时设有御史大夫，位次丞相，监察百官，后来改为都察院。这样使权力达到制约和监督。

现在普世认为：自由社会的三权分立，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约平衡。国会的主要权力是立法权，除此之外还有财政控制权、监督权、人事权、国会自治权、弹劾权等。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针对公、检、法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进行了规定。公安部是行政机关，法院司法机关，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然而中共政法委的设立，则完全把（哪怕是形式上）分立的权力归一：行政、司法、监督全包揽了。

1949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政务院，设立政治法律委员会简称政法委，负责指导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立法机关）四个部，后来公安部又纳入其中。

这个政法委原来是属于国家机关性质，后来觉得不适宜，大约于1960年撤销了。到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那个被整得“三起三落”的邓某人，提出“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四项基本原则”，并声称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于是在1980年初，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政法委员会的通知》，政法委员会的性质从国家机关演变为党的专门机构。虽然不包括法制委员会了，但却由党的一元化领导统揽了。

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改革开放中，为使党政分开，有利于提高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又撤销了中央政法委。由此看来，这样“两起两落”的“设立、撤销”，说明中共自己也是举棋不定的。觉得一个党的部门统一指挥司法、监督等机构，是不伦不类的。

然而，到1989年6·4事件后，邓某人说：“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强化一党专制，维稳压倒一切，顾及不得其它了。于是“三起”政法委，颁布了《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文件谨慎用词：“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适当调整其职责任务”。政法委员会“主要对政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而其实质是全面干预，搞红色恐怖。把公安、司法、监督等权力监督平衡的关系都打乱，既不遵照古制，又不符合世界潮流，搞“中国特色的”政法委三权包揽。

特别是江魔头以维稳为借口，把公安部长、局长升格。部长由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担任；各级公安局长由各地常委担任，并兼任政法委书记，最低也兼政法委副书记。这就使被监督者成了监督者的领导，法院、检察院对公安无法监督，因为政法委书记是他们的上司。这样，政法委书记和公安部门的权力扩大、而无约无束，使其腐败违法的事情日增，法院和检察院就很难去管，更不用说立案了。有一种比喻很恰当：公安做饭，检察院送饭，法院吃饭。因为公安是龙头统领政法，不管什么生米只要做成了熟饭，检察院就得做什么饭送什么饭，法院做什么饭吃什么饭。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比如说，中国宪法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的政法委制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公安、检察、法院、武警、司法等，统一听命于政法委，哪里有司法独立？

设立政法委打乱三权分立，不搞权力的相互制约、监督，不伦不类，弊端过多。遭到国内外的种种愤怨和非议。中共经常喊：与国际接轨！连服装、薪金（高薪）都接轨了。那么，“司法制度”为何不与国际接轨呢？政法委“三起”之后，现在也该“三落”了！

（二）政法委凌驾法律之上，垂帘听政

中国自古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认为法律是神圣的，人人都受法律的约束，谁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英国的法官及从前英联邦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头上戴着一个披肩假发，律师戴着小假发，法官和律师都穿法袍。这种装饰下的开庭，给人一种法律是公正、神圣的感觉。

人们常说的“无法无天”，即无视法律，也无视天理。天理重于法律，而法律之上，只有天理。讲天理：行善积德，有福报；作恶造孽，有祸临。如果人的道德水准高，都有心法约束，就会很少有违法犯罪。

商周时期，有个“画地为牢”的故事。周文王以仁德治理西岐，善待百姓，臣民敬天守法，都相信“善恶有报”，故意犯罪很少，大都是过失犯罪，正常的社会秩序很容易维持。人们犯罪后都惭愧而愿自惩。所以只要在地上划个圈，“囚禁”犯人，犯人也不“越圈”逃跑，真正是从内心想赎罪。

而现在的政法委根本不讲天理良心，傲视一切，无法无天，凌驾于法律之上，只管专政、镇压：以“杀人”“换来稳定”！所以法律制定的越来越多，可干坏事的人却有增无减。

普世的法治观认为：法是公正、道义的准则，是社会行为的最高规范；权源于法，任何权力必须受法律的制约；法制社会，宪法至上，统领一切，任何人或机构不可凌驾法律之上。

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中国的人大既有立法权，又有对一府两院（政府、检察院、法院）的监督权，可是却形同虚设。而政法委倒成了司法系统的“太上皇”。那些“歌德派”的法学痞子，一再宣扬“法律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法律”、“党领导一切”等等。

在这里不想具体批驳“党大于法”的谬论，而是说所谓的“党领导一切”，也只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的，实际是“个人权力操控一切”！

我们先看看政法委高层内正谬的分歧。2010年10月，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上书政治局，力陈中国法制建设和以法治国的最大阻力、障碍就是“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律、“个人权力”操控法律。曹曾在中央政法委内部会议上和周永康直接“驳火”。会上周质疑曹：“究竟接受不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承认不承认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地位。”

所谓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是政法委书记的“一人化领导”。政法委这种隐性的、凌驾在法律之上的特权机构，确实是“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在重要或特殊个案的控诉与审理中，政法委书记是“垂帘听政”的“大法官”。且在司法程序外干预案件，还不留下任何痕迹。而台前的真正法官，则脱离了法律的准绳，违背了法律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违心地听命于幕后的摆布。

原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弃官出国后说：“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款、黑社会分子，都在党政、司法机关内有代理人、保护伞。有罪可以变成无罪。”这都得通过“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法委，“垂帘听政”才能实现的。

再举个例子：何祚庥（罗干的连襟）因在北京发表污蔑法轮大法的文章，曾受到北京宣传部门的批评，并向各新闻媒体重申了“三不原则”：即对气功和人体科学“不报道，不宣传，不批评”。罗干便让何祚庥到天津去发表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并指使其杂志社不要认错。这样，来要求纠正错误的大法学员就越来越多。天津公安殴打并抓捕了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警察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法轮功学员就去了位于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当时警察引导法轮功学员，站到了府右街的东侧，也就是中南海的围墙外。朱镕基总理亲自接见法轮功学员，并答复天津抓的人要释放，这样法轮功学员静静地散去了。此事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显示了大国领导人的风范，很快平息了一次请愿。然而，政法委事后却栽赃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这里要说明的是：“执行北京的命令”，即是政法委书记罗干一个人的命令；如果真是“围攻中南海”，那就不是“警察引导”，而是罗干下令“警察镇压”了；整个事件是罗干所设的栽赃法轮功的一个圈套。这种行径卑鄙可耻，“无法无天”，只有中共的政法委书记才能干得出来。

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在其新浪微博中建议，“取消共产党各级的政法委”。他认为不取消或严格限制政法委对司法的干涉，司法独立永远是一句空话。

取消这种“多余的司法制度”，解散政法委，还原于相互制约的三权分立。同时能节省出一大批人、财、物力，何乐而不为？！

（三）政法委执法违法，践踏人权

大陆的中国人真是可叹可悲，竟不知自己是当今地球上的“二等公民”。一党独裁专制竟剥夺了“人民的普选权”。美国记者曾问江氏：“中国为什么不搞普选呢？”江回答：“中国人素质低。”难道中国人的素质还不如一些小国家的公民？人家都有权直接选举国家总统。中共已统治半个多世纪了，老百姓怎么还素质低？待到何时才能还给民众应有的权利呢？！

《宪法》是基本大法，其它一切法律都不得违背这个基本大法。《宪法》第五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规定：“人人有享受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依据《宪法》和《公约》，政法委的设立本身就是违法的；退一步说，如果说政法委有必要存在，那它首要的职责应该是保证法律的实施、保证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然而恰恰相反，政法委的设立是要强化一党专制，置法律于不顾，维稳而施暴政、践踏人权。劳教制度是违法的，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是违法的，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也是违法的，还有截访政策、洗脑办班和封锁互联网等全都是违法的。“国际公约”没放在眼里，国家“宪法”成了一纸空文，人民代表大会是“小媳妇”，政协也只是个“花瓶”。中国公民不但没有选举权，信仰权、言论权、出版权、结社权、集会权、游行权、上访权、知情权等都成了泡影。什么“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银行，“执政为民”、“以民为本”，全是假的！有个相声小段比喻得形象：“老婆饼里有老婆吗？人民大会堂里也没有人民。”

中国人不只是“二等公民”，还有许多个“二等”。比如，政法委不让人民有知情权，一直搞“愚民政策”。对国外的电台施干扰（过去叫偷听敌台），对外国电视台、网站搞“封锁”；中国的报纸、电视、网站外国人随便看，可是外国的东西，却不敢让中国老百姓看，怕民众知道一些事情的真相会不稳定；在中国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是怕丑闻败露，而对贪官污吏失去了舆论监督；就连私人的信件也搞检查，私人的电话也设监听，很多场所都安了监视人的摄像头。为干如此腌臜之事，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资金。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尊重人权，早就对公民放开了所有的信息。可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却怕人民，不敢搞新闻开放。以前是外国对中国搞“经济封锁”，现在是中共政法委对自己国内的民众搞“精神封锁”、“愚民政策”。只准听“歌德”的新华社一家喉舌的，全国几百种新闻媒体只准随声符合唱一个调门。所以中国的网民，被称为世界上的“二等网民”。中国的电视、电台观众、听众，属于“二等观众”、“二等听众”；海外的书报不准看，还是“二等读者”。

笔者在一个网吧门口还看到这样一个“告示”：“要上网者，请出示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可见政法委非常害怕民众“翻墙”——突破网络封锁，当很多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也即是中共倒台的时候。

“执政为民”，成了“执政愚民”，不愚民执不了政。自己也感到江山坐不稳了！唯恐民变，维稳压倒一切，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最近令世人不解的是：北京为何立下买菜刀“实名制”的新规矩？！如果把菜刀也作为稳定的因素，那么老百姓家里都有各式菜刀，看来下一步都得到政法委去登记注册，家家户户无一漏了！中国大陆的公民被政法委控制得已无人身自由可言了，那些媒体搞的什么“法制社会”、“今日说法”等等花架子，岂非“自欺欺人之谈”？

作为律师依据法律，为百姓说句公平话，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这是世界公认合理合法、无可非议的。然而在中国大陆的律师却公然遭到了迫害，维权律师胡佳被北京政法委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半，明目张胆地践踏人权；可是2008年，欧洲议会把最高人权奖项——萨哈洛夫精神自由奖授予了胡佳。如今胡佳呆在家中仍被政法委变相拘禁。7月15日，政法委曾试图以巨额资金（近百万）收买他，连传话的国保总队长都不好意思的自认，太肮脏。

（四）政法委残酷迫害法轮功，不讲法律

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持续13年了，但是至今却拿不出任何一条法律依据。相反，政法委指令公检法对法轮功学员的立案、侦查、抄家、罚没、拘捕、洗脑、酷刑、劳教、判刑等系列行为全都是违反法律，滥用职权犯罪的。

那么，为何迫害法轮功？只因为学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1个亿，超过了党员人数，便引起了江氏的妒嫉。江曾在一个高层会议的谈话要点中说：“一直决心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和理论进行批判，夺回并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实质是想树他自己的“三个代表”）法轮功讲‘真、善、忍’，不会搞恐怖暴力活动，我们的打击工作就可以放手进行。”于是，江氏和中共互为利用，政法委编造谎言、掌控“6·10”，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之冤案，对善良人无故地迫害，犯下了滔天的群体灭绝罪。

依据《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言论自由权利，和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法轮功学员根本没有犯法，法轮功在中国依然是合法的。

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时，抛出民政部的“规定”、公安部的“通告”，作所谓“依法取缔”法轮功的荒唐依据，同年10月，又将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其中未提法轮功一个字）强加于法轮功。这些做法的本身就是滥施法律的行为，是违宪、违法的。中国《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立法权，其它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没有立法权，只有执行权。”《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因此，民政部的“规定”、公安部的“通告”和“两高”的“司法解释”，都是违法的、无效的。

利用《刑法》第三百条对法轮功强加迫害，也是滥施法律的犯罪行为，更是荒唐可笑的。中国《刑法》总则中明确指出：“构成犯罪要有四个要素，缺一不可：A、犯罪主体（指犯罪者）；B、犯罪客体（指被侵害的对象）；C、主观方面（故意还是过失）；D、客观方面（指犯罪的后果和程度）。”假如把法轮功学员强行当作“犯罪主体”，那么其它三个要素，也是不存在的，强拉硬扯也谈不上犯罪！

何来“邪教”之说？那是1999年10月25日，江氏在法国访问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又一次违宪的胡说八道。那个喉舌《人民日报》也奉命跟着发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作为个人的言词和媒体的论说，都代替不了法律，所谓“邪教”只能算信口雌黄。

为了给迫害法轮功制造“法律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被迫于五天后的10月30日，匆忙通过了《关于取缔、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然而，也只字没提法轮功，按照其中“邪教活动”的条文，戴到中共的头上最合适。

世界需要真、善、忍，如今法轮大法已洪传全球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谁在违法？是谁在犯罪？已经大白于天下了。

《联合国人权宣言》是二战后确定的。从过去强调国家主权，到当今强调人权，这是国际人权法的发展。犯有“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是两个在国际人权公约中被视为最违反人类道德、最引起公愤的罪行。根据“普遍管辖原则”，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人都不能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不管是哪个国家，不管是哪位政府首脑或官员，在本国犯有此种罪行，都逃不过其他国家正义法庭的审判。民众维护自己的人身自由，讲述事实真相等行为都是合法的，而迫害法轮功则是严重的违法犯罪。

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了一项轰动世界的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十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

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第九庭法官作出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6·10”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

以后这几名罪犯，只要走出国门，不管到哪里都可能被逮捕，而且这个判决是永久生效的。

（五）政法委名牌“造谣公司”，谎言行骗

回顾60年的历程，有多少好人在独裁专制下，无辜地断送了性命。在中国大陆的掌权者只要想打倒谁，政法部门都会编造其罪证如山，而每次平反又都是烟消雾散。这样谎言行骗的闹剧一再重演，人们已司空见惯、不以为然了。

《九评共产党》中说：“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中共的政法委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工具，它就是把谎言作为润滑剂的，而且成了众人共识的名牌“造谣公司”。特别是在迫害法轮功中，其谎言行骗的伎俩暴露无遗。

政法委这么一部国家机器，不断编造出谎言，并动用全部媒体铺天盖地地造谣行骗，可谓史无前例。什么敛财呀，豪宅呀，1400例呀等等，都是无凭无据的，历史终究证实全是谎言。

最大的造谣行骗，莫过于2001年1月23日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了。这是当时的政法委书记——“6·10”头目罗干，亲自出面编造、导演的，欺骗了一些单纯的不问青红皂白的人。实质是漏洞百出的闹剧，只要稍一留意，就会揭穿其把戏：警察能在天安门背着灭火器巡逻？装汽油的塑料瓶子能烧不破？气管割断还能唱歌？记者采访咋能不穿防护服？那个扮演“自焚者”打坐时并非法轮功修炼者的姿势！……

2001年8月4日，经过缜密调查后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联合国会议上正式声明：“中国政府（江泽民）企图以诬陷法轮功残害生命破坏家庭来为其国家恐怖行为辩护……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导演的。”

由北美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影片《伪火》，系统地剖析了“天安门自焚事件”为假案，在2003年11月8日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中获荣誉奖。人们不禁要问：法轮功传出20年，在中外一亿修炼者中，为什么仅此一例自焚事件呢？为什么不敢让其他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来采访呢？！用现代化新闻手段编造几个人的什么事件容易，而妄图移花接木到大法弟子身上，以此来改变法轮大法的总体形象，那是徒劳的！岂不知修炼大法的人按照法理是不允许杀生和自杀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罗干，竟做出如此腌臜可笑之事，于天理、于道义、于法律都是不容的，必将遗臭万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