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好心的同事劝我说：你这样做没有错，但你一定要谨慎的处理这件事，家长送礼你不要，人家会误认为你嫌少，这样他们会恨你的。”我说：“不会的，我们修炼人不求名，不求利，真正为别人着想，只要我做好，他们一定会理解的。”

家长会上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不接受家长的任何礼品。开始有的家长不相信，试探着给我送礼，都被我一一退回去了。就连书店到学校向学生推销书时给老师的回扣，我都把钱包成包一一还给学生。

“孩子交给你我们放心”

一天，我们班从南方转来一个小女孩。几天以后，家长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说和我沟通一下孩子的情况。我谢过家长以后，告诉她，我是炼法轮功的，不必破费请我吃饭，我随时欢迎家长到学校与我交谈。第二天放学时，她到班级来找我，交谈了一会儿后，她掏出几百元钱（大约三、五百）说：“请你吃饭你不去，这点钱你拿着，孩子就让你费心了。”说着就往我兜里塞。说实话，如果我没修炼，这白白送到手里的钱我会毫不客气的收下，但是现在我是一个大法修炼者，我绝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给大法抹黑。我真诚的说：“饭我不吃，钱我也不要，昨天我跟你说了，我是炼法轮功的，任何一个家长的钱我都不要。孩子在我们班你尽管放心，我一定对她负起责任。”她激动的说：“昨天给你打完电话，我跟朋友说孩子的班主任是炼法轮功，请她吃饭她不来，我说给她送钱行不行？朋友说那你去试试吧。没想到炼法轮功的人真的这么好啊！孩子交给你我们放心了。”

“老师，等你回来我们还回咱们班”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团开始了对大法铺天盖地的诬陷宣传。因为我去北京上访，回来后，学校剥夺了我上讲台的权利，让我去打扫厕所，我们班的学生被拆散插在其它几个班里。

知道我今后不能再教他们，孩子哭成一团，喊着：“让我们老师回来！”一个平时少言寡语的小男孩，竟以不写作业的方式为我抗争，说：“不让某某老师回来我就不写作业！”不管学校领导怎么训斥他，他都不听。没办法，他的新班主任只好让我劝劝孩子。看着这个满脸泪水的孩子，我也流着泪告诉他：“老师没有错，只是想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你们不是说过也要像我一样，做一个好人吗？那你们要好好听课，好好写作业，做听话的孩子，这样人家才会说，某某老师教出的学生真好！”他哭着点点头说：“老师，等你回来我们还回咱们班。”

这些善良的孩子，他们哪里知道，大法弟子正面临着一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邪恶迫害。因为我再次進京上访，接下来的是关洗脑班、進拘留所、被劳教，四年多的关押迫害，我回到学校时，他们已经毕业了。

家长的回信

二零零四年，从劳教所回来以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从新走上讲台。随着人类道德水准的急速下滑，教师的这种职业也成了社会上最“黑”的职业之一。有的学校分班要钱，调座位要钱，教师节及其它节日就更不用说。做班主任，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家长送礼的问题。我不忘自己是修炼人，家长送的钱和物，有的当面谢绝，不便直接拒绝的就在以后通过其它方式还回去。有时我还利用退钱、退物的机会给家长写信，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大法叫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不能因为过节而增加家长的负担。有一次我给家长写信时，把自己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受迫害的亲身经历写给他们，告诉他们不要相信电视媒体对法轮功的诬陷宣传，那都是骗人的谎言，要记住“法轮大法好”。

几天后，家长给我回信说：“看了你的信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从心里佩服你，你们炼法轮功的太了不起了。”有的家长发来短信说：“现在像你这样的老师太少了，孩子能在你们班是我们的福份。”甚至有的家长直接把电话打到校长那里，说某某老师对学生好，还不收家长的礼，这样的老师你要好好表扬。

这几年，学生换了一届又一届，我给家长退回的钱，少的一、二百元，多的上千元，钱包、背包、围巾、衣服、手镯等等，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有多少。我们学校附近的小区里，很多家长都知道有一个炼法轮功的某某老师不收礼。因此很多家长都托人把孩子送到我们班。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大法！是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使我从一个疾病缠身，几乎不能正常工作的人成为一个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是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使我从一个心胸狭窄、重名重利的人，成为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不争名不求利的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执著心没有去，慈悲心不够，我会更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用大法的法理归正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