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在一九九八年八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我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万分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缘，并决定在大法中修炼，跟师父回家。

省府、北京一般黑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非法打压。广大修炼人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我和大法学员们去省政府上访。法律规定上访合法，然而，我们却一路遭到各种围攻、堵截。我们只好绕道走，用智慧想出各种办法最终到达了省政府。

没想到，省政府不但没给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访民一个合理的解答，相反指挥大批警察对付我们，最后用大汽车将我们拉到抚顺的一个偏远山上，把我们扔在那儿就把汽车开走了。我们边走边打听回家的路，到晚上才找到家。

二零零一年，看到三十六个西人大法学员走上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讲真相，我受到了很大的启悟，很大的鼓舞，我想：这么好的功法，外国五十多个国家（这是当年的数字，现在法轮大法已洪传一百多个国家）都让炼，唯独中共不让炼，而且那么多中国人被其蒙蔽，我也应该上天安门去证实法，让北京最高领导者知道大法的美好和人民群众的心声。那年的十月份我就去了北京天安门证实法。

我的横幅一打出来，我就被几个便衣摁倒。他们对我连踢带打，撕扯中我的帽子都打飞了，丢了。我被拎到天安门旁边（故宫）的一间房子里，十一点多钟来了一辆车把我和其他各地被绑架的大法学员拉到天安门公安分局。在分局，恶警对我们进行审讯。因为不报名，他们将我关到铁笼子里面，到傍晚时铁笼子里已经关了六十多人。

晚上又把我和另外几个人拉上车，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后，也不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关进了一个派出所。有一个别人叫他“队长”的人对我进行非法审问，问我家是哪里的？我不说。他打了我三个耳光。可能是打我把他的手打疼了，一边甩手一边说：“太疼了！我不审了。”又换了一个人来审我。这人比较伪善，他把我家庭住址套出去了，然后把我送到了一个空屋里。屋里什么也没有。我坐在水泥地上待了一夜。

天亮前一个小偷被抓进来和我关在一起。我给他讲真相。到中午，警察都去吃饭了，我就智慧地走出了派出所。出门自己打了个车到了汽车站。后又转火车回家了。到抚顺后，我没到家之前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得知派出所在我家蹲坑，一直蹲了半个月。从此我在大法学员的帮助下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新抚派出所、看守所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月初一那天早上，恶警闯进我们的住处。我们三个大法学员被他们非法铐上手铐，用衣服蒙上头绑架到新抚派出所。一小时后，又把我们劫持到华山派出所（新抚刑警中队），分别对我们进行审讯。恶警拿水壶往我的脖领子里浇凉水，后又把我衣服扒光，用手铐铐在院子里的大铁柱子上继续往我身上浇凉水，一直持续浇了四十多分钟。再拉回屋继续审问。审完将我铐在铁椅子上待了一夜。早上起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才肯让我上了一次厕所。下午我和另外五个大法学员一起被拉到抚顺市看守所，逼迫我们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换上号服，投进了号里。

我被关进二百零六号监室。那里的管教叫张志刚。十多平方米的号里人多时关了五、六十人，人少时也有二、三十人。每人都“立板”也睡不下。每天睡觉时像钉楔子一样被管号的往里踹。穿号服，背监规。每天干十多个小时的劳役，做到晚上八、九点钟，有时加班干到后半夜两、三点。每天吃的是发霉或不熟的玉米面窝头、两小条咸菜、带泥沙和虫子的菜汤。

六年冤狱 家破人亡

二零零三年七月，我被无端的被非法判刑六年，被关进沈阳大北监狱第二监狱的第二十监区。监区长李建国。

开始每天被强制洗脑——强迫看录像。李建国还常常出去介绍迫害大法弟子的“经验”，此时就把我们关到一个大屋里，三个警察看着，每天背逼坐板凳“思过”。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九日，我被劫持到东陵监狱。由于在第二监狱的长期遭受迫害，我突然中风，右侧身体瘫痪。即使如此，东陵监狱不让我办保外就医，每天还派两个“包夹”看着我，直至我到期出狱。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当局拒绝告诉妻子我的实况，她得不到我的任何音信，久而久之思虑成疾，得了急性肝病悲愤离世。后来我才知道，妻子因为没钱只好把房子卖了治病。妻子走后十八岁的女儿无家可归，只好投奔小姨家，由小姨照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