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卞丽潮的妻子投诉信原文

我叫周秀珍，是卞丽潮的妻子。今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丈夫卞丽潮和我同时被警察绑架。警察抓人时，没出示任何证件，从我家抄走大量财物，却至今连一份抄家物品清单也没给我。尤其是路南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所谓办案人员，用诱骗的方式侵吞了从我家抄走的十几万元现金。另外，他们还对我丈夫卞丽潮进行了恐吓和诱供。因此，我对相关人员和部门的违法行为正式提出投诉。

投诉人：周秀珍，女，系卞丽潮的妻子
被投诉人：齐忠民，男，路南公安局副局长；
被投诉人：蒋建军，男，路南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
被投诉人：李飚，男，路南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
被投诉人：刘祝光，男，路南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队长；
投诉请求：
1、依法查处路南国保大队抓捕卞丽潮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2、依法查处路南国保大队对卞丽潮的恐吓和诱供行为；
3、依法查处路南刑警大队队长刘祝光野蛮执法行为；
4、依法查处路南国保大队李飚等人欺骗检察院和法院，违法侵吞公民财产行为，必须将款项如数退还本人，并追究其责任。

事实与理由：

我丈夫卞丽潮是开滦十中的教师，任教二十年来兢兢业业，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曾担任教学组组长，在学生和老师中深受爱戴，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然而九九年以来，因为卞丽潮对“真、善、忍”的信仰，二零零零年以后“先进工作者”的荣誉不再给他。

即使这样，卞丽潮仍无怨无恨，一心将自己的教学工作做好。然而就是这样的好人，却于今年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突然无故被抓，至今仍关押在唐山市第二看守所。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早晨六点二十左右，我在睡梦中被一阵叫喊声惊醒，一睁眼发现一伙人已经站在了我的床前，我以为我家遭抢劫了。我还惊魂未定，其中一个女的（路南刑警大队信息科姓张）大声喊：“赶紧穿衣服！”我顺手拿起身边的卫衣穿在了身上，然后被强行带到了我家客厅靠门口的沙发一角坐下。此时，我因尿急站起来想上厕所，那个女的指着我说：“好好呆着！”其中一个挺壮的男的（后来知道是路南刑警大队大队长刘祝光）指着我说：“你知道吗？你反党反国家，你犯了罪。”我当时更懵了。这时叫刘祝光的上来揪着我的头发把我铐了起来。当时我愤怒的哭着嚷道：“我想上厕所！”此时那个大队长刘祝光指着我说：“你老实呆着，你信我把你××吗？”我哭着说：“我上厕所还不行？”这时另外一个男的（后听说是局长叫齐忠民）允许下，那个女的让人打开手铐把我带到厕所。我坐在座便上才发现我的左、右手腕鲜血直流，至今我的两个手腕上还各留有一寸来长的伤疤。然后他们又把我带到沙发上，铐上双手。此时我才注意到起码有十几个人进进出出我们家，都是穿着便服。直到此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

后来他们又逼我到地下室，其中那个大队长刘祝光还说：“你应该感谢我们才是，我们帮你清理地下室。”而后他们将我铐着带到了永红桥派出所，搜遍我的全身，把身上仅有的41块钱拿了去，那个女的说为我保管，至今未还。

二月二十五日（被绑架当天）下午，在永红桥派出所，刘祝光让我签了5、6页手写的抄家清单，其中有这样的记录：面值伍元的人民币6000元；面值一元的人民币5100多元；30000元；22000元。共计61000多元。

二月二十七日（我在行政拘留所）上午，两个警察到了行政拘留所把我叫出来，签了五、六张扣押物品电脑打印清单。

三月二十二日，路南国保大队李飚打电话叫我去国保找他，见面后他说“有好事儿”，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314房间）。李飚先问了一句，“你知道你们家床头柜里有多少钱吗？”

我说“不清楚”。然后李飚拿出一个纸条说：“这是你家卞丽潮写的，说里边有26000多块钱，是他的补课费，让你来取走。”我说那就给我吧，可李飚虽然把钱递到我手里，却又左右推脱、刁难，不让我拿走。我看出李飚是想要回扣，于是只能从里边抽出2000元放进了李飚的抽屉。然后，把剩下的24000多元钱装入包里，李飚说：“这事儿刑警大队不清楚，所以你得签几个空白清单，然后我再誊写一遍。”随后，他拿出六张空白清单让我签了字。然后我问：“那剩下的五、六万元呢？”李飚说“那是涉案基金，不能给你。”

在空白清单上签字后，李飚还让我签了搜查证，但搜查证上的居然还是日期是二月二十五日。同时还跟我要了卞丽潮的体检费和被褥费450元。

五月四日，我曾去国保找李飚索要清单，李飚一开始也答应给我一份。但国保大队长蒋建军却与我一言不合，大骂：“滚蛋，清单就是不给你！”

五月十日，我又去国保大队，当时只见到了蒋建军。我提出索要清单的要求，蒋说：“你到刑警大队去要吧。”下午我找到了刑警大队长高志龙，但高志龙说卷宗不在他手里，不能提供清单。

五月十四日我曾再次到国保大队，但依然空手而回。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又一次在国保大队找到了李飚，可李飚不但拒绝提供抄家清单，而且不承认曾让我在空白清单上签字一事。

直到七月五日阅卷时我才知道，卷宗内的清单只有一张半打印纸，上边写着：1460张一元人民币和六十张五元人民币，共计才1760元！而在七月五日的会见中，卞丽潮告诉律师，家里当时有现金十几万元。通过阅卷还得知，卷宗内有一张关于我的传唤通知书，而此通知书从二月二十五日（我曾被非法拘留十天）以来从未有人向我出示，我也从未签过字。

在第二看守所多次提审卞丽潮的过程中，有警察（曾是卞丽潮的学生）曾不止一次向卞丽潮表示，如果卞丽潮不承认犯罪，他们真的会把我也抓进去，还会去东北骚扰我们的女儿。

为了弄清楚我丈夫卞丽潮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为他请了辩护律师。从中得知，我国确实有关于邪教的相关规定，而恰恰在我仔细学习了这些规定后，我才真正明白了我丈夫的信仰和邪教没有任何的关系，他的行为也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

我和卞丽潮是大学同学，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二十多年前我毅然决然地从外地跟随他到唐山来，就是因为他为人善良、诚实可靠，有责任心。现在我们都已年近半百，作为“园丁”已经在学校默默耕耘了二十几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卞丽潮信真、善、忍，他自从修炼了以后，其患有的原发性心脏病高血压痊愈了，而且至今身体很好。

作为警察，本应该严格依法办事，服务于民，在工作中树立良好的国家公务员形象。办案期间，本应主动出示证件，告知当事人拥有的权利，将查抄的财务当场登记、签字，并交给当事人家属，待人文明、友善，有意识的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和财产，从而成为人民安定幸福生活的依靠，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作为教师，我本来是一个自觉自愿遵纪守法的公民，而且对警察有着足够的信赖和好感。然而此次发生在我家的情况，却让我非常吃惊、不解和备受伤害。

所以，当您接到我的这份投诉，也就是接到了我对您的信任，希望您基于以上的事实和道理，秉持正义，制止违法和犯罪，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履行您神圣的职责，也给我这样的受害者一个合理的答复。其实，那也是给您的人生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此致

周秀珍
2012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