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看守所正念制止行恶

2007年，我散发资料时，因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抓捕，抓捕时，我不配合邪恶，恶警们强行将我推上车，眼皮被撞掉了一大块，鲜血直流。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送進了看守所。我坚决不配合恶警照像，被恶警乱抓乱扯，扯掉了很多头发。

到了第三天，当地610的谭毅、钟建义等人就把我送往洗脑班，一路上他们怕我喊“法轮大法好”，就用白胶布封住我的嘴，还用我身上穿的防寒服把我的头套住，不让我看到去洗脑班的路。

到了洗脑班，又把我的眼睛遮住。谭毅不顾我大冬天的赤着脚，强行把我往楼上拖，我不停的喊：“法轮大法好！”谭毅气急败坏的用右手抽打我的嘴，我正念大声的对他说：“把对我的迫害转移到你的身上。”

就看他打完我之后，手痛得直摔，再也不敢打我了。可我一点都没觉得痛。师父曾经说过：“大法弟子在正念强、没有怕心的情况下可以用正念反制行恶者。”（《正念制止行恶》）

一周后，我被当地政府的包国志，610的周江、陈德荃送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的铁门口检查时，恶警张慧把我叫到了门口的一个角落，说是要搜身，他抓住我的头发就往墙上撞，我一边往外跑，一边喊：“警察打人了！”跑到了让人看得见的地方，被他推倒在地上，因他来电话了要接，才停了手。我头上被撞出了几个鸡蛋大的包。我不進监室，他就叫了两个犯人强行把我拖進了监室。头上鸡蛋大的包也没觉得痛，就好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为我承受了，帮我闯过了这一难。

二、在魔难中讲清真相，救度众生

在看守所，我们每天坚持学法炼功，讲真相。明白真相的犯人也帮我们做一些事。晚上，我们不值班，到炼功的时间，她们就把我们喊起来炼功，晚上12点，她们也要喊我们起来发正念。我在看守所与犯人相处的也比较和睦，她们说我人很好。

讲真相中，有一个人，她对我们讲的有些理解，有些不理解：你们这样，不能照顾家人，让亲人受到痛苦。我告诉她说：这是迫害造成的，我们散发资料是在救度世人，谁给我们造成的伤害，谁都要去承受偿还。我们的家人也不会白白承受。后来她明白了，也理解了，对我更好了。当我被非法判刑下来时，她悄悄告诉了警察我没多少钱，要转两百元钱在我的账上。我对她说：你这样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你们全家会团圆幸福。后来，我听上山来的犯人说，她被判缓刑了，确实是一家人团圆了。

在看守所，我与同监室的人都相处得很好，一有机会就给她们讲真相，他们说我很善良，也很信任我。有一次，警察处罚我们全监室，把我们的电视关了，她们就叫我教她们炼功，全监室的人一起学炼法轮功，恶警看到，也睁只眼闭只眼。

有一次，隔壁监室的同修晚上值夜班，因没下床来坐着值班，一恶警在她们的哨台上骂，骂着骂着，他就跑下来，打开监室的门，要打那位同修，我们一起喊：“不许打人！”那个恶警一看这架势，也没敢动手，灰溜溜的把门锁上出去了。第二天，我们这个监室和隔壁那个监室一起绝食抗议。后来，所长来调解说要处罚那个恶警，并把两个监室的人都安排去洗热水澡（因在那里面洗热水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才平息了风波，恶警也不敢随意打人了。

恶警把炼法轮功的学员当成政治犯，给我配了一个律师，我对律师说：“我想我们能见面也是缘份，我没罪，这个案子你要接，就请给我作无罪辩护。”律师说：“我不能给你作无罪辩护，只能给你减轻一些。”在一旁的看守所所长说：“他不可能给你作无罪辩护，他要给你作无罪辩护，他的饭碗都得掉。”我不能承认这种有罪辩护，我给律师讲了真相，拒绝了律师给我作有罪辩护。

我被诬判三年后，要上山那天，同监室的其他的犯人看我上山什么都没有，就把被子、床单、棉衣等都给我凑上了。我想到了师父说的：“万事无执著 脚下路自通”（《洪吟二》〈无阻〉）。

三、正念正行，闯出魔窟

到了监狱后，我不报数、不背监规、不写思想汇报、不穿囚服，邪恶强行把我的衣服从后面剪开脱下，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他们说我不服从管理，把我反铐在楼梯上，被24小时非法戴铐。开始戴铐时是白天下车间，反铐在恶警办公室的楼梯上，晚上一只手铐在床上。后来就没让我下车间，白天站着双手反铐在监区三楼窗子上，从早上犯人7点半出工开始，至晚上7点半犯人收工。吃饭后，又铐在底楼窗子上至晚上收监（有时9点过，有时10点过），在铐的过程中我不断的背法，发正念。这样铐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中午，站着似睡非睡的情况下，我看见“神目睹”三个字。我悟到师父在看护着弟子。后来，看守我的人向警察打报告，不愿意看守我了，代管法轮功的恶警队长曾清恶狠狠的说，不铐我了，说我这样铐着太轻松了，叫我白天下车间劳动，晚上回来“学习”，用这种谎言来掩盖他们对我迫害的失败，这样的迫害不起作用。这个所谓的“学习”就是体罚、站军姿，站到晚上12点。

有一次晚上，梵英、刘红两个恶警值班，叫我背规范，我不背，就恶狠狠的骂，要我在监区的坝子上跑圈圈，我没有动。恶警刘虹就踢我的腿，见我还是不动，就威胁我要把我吊铐在大门上，梵英又去向集训队打电话，要把我送到集训队迫害，我不断发正念，否定邪恶的这种迫害，也没有怕心。后来听恶警梵英说集训队不收，就叫我面对墙壁站军姿，当时我没有一切人心，没有被它们的威胁所吓倒。

亲人来接见时，邪恶强迫我要打报告词：罪犯×××。我坚决不配合。我不能因为执着想见亲人，而配合邪恶打那样的报告词，承认自己是罪犯。我的儿子来了五、六次，都没见到我。有一次，他们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难过的走了。有一次给我送来的鞋、钱，都是带回去了。后来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张雅琳，叫我见了亲人，他们让我们见面，是企图用亲情来达到“转化”我的目地。

还一次，邪恶以我没戴标志牌、不背监规为由，要我反省，不让我劳动，我知道反省意味着什么。就是要给我戴铐。张雅琳把我的双手高举铐在窗子上。第二天又是曾清上班，她叫监护把我吊铐在厕所的窗户上。开始那个监护把手铐铐的非常高，脚立起，手都铐不上，对我戴铐迫害。上半天在车间的厕所铐着，下午回监区学习，就双手高举铐着，晚上双手铐在床档头，根本无法翻身，这样一身都痛。我反复的默念着师尊的经文《别哀》，我找到自己做事的心，一心想着怎样把事情做的影响更大，导致学法、发正念跟不上，那不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吗？最后被邪恶钻了空子，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邪恶的环境里，我既要承受恶警给我施加的压力、还有承受帮教对我的转化和组长无理的辱骂，我每天被折磨的精神恍惚，奴役劳动时间又长，任务又重，昏倒是常事。晚上睡在床上觉得天旋地转，感觉就象快要不行了，我心里默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不允许邪恶迫害我。师父告诉过我们：“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在被迫害中哪怕真的脱去这张人皮，等待大法修炼者的同样是圆满。”（《精進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

我决定开始炼功，每天我躺在床上炼，或在上厕所的时候炼。一次，我在床上炼贯通两极法，被监护发现了，当时值班警察邓群处罚了我，扣我3分，扣了3分，晚上就要“学习”，晚上就是别人休息了，就让你抄规范，不抄，就站军姿至12点。我不配合邪恶，不抄也不背，曾清就处罚我每晚站到12点，有一天，是恶警梵英值班，她骂我不抄就罚站到深夜两点，从那以后，我每晚都站到两点。

在外面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怕心了，可在黑窝里面，对邪恶的种种迫害时，还是会冒出一些怕心，怕戴铐、吊铐、关小间、集训、怕自己在被迫害过程中过不去等等，师父就把法点给了我：“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每当我出现怕心时，我就反复默念师父的经文。渐渐的正念也就越来越强了，人心也越来越少了，怕心也越来越弱了。

在邪恶的种种迫害下，我按照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向监狱、检察官写投诉信，恶警以我写匿名信、在床上炼功为由，两次企图给我加刑，我不承认邪恶的迫害，请师父加持我，发正念否定了邪恶的迫害。

在刑满那天，我仍然没有获得自由，恶警以我没“转化”为由，把我绑架到了洗脑班，我开始绝食反迫害。恶人灌食时，用铁器钩子撬开卡住，用勺子强行灌食，灌進去不吞，我向外喷出去，我去推开恶人的手，恶人祁某还骂我把他的手弄伤了，说我在监狱有经验。恶人又用勺子在口腔里乱搅，上牙膛被戳破，口腔被戳伤，嘴角撑烂，牙齿撬松，撬痛，吃东西牙齿都软的，灌后吐出来都是血，灌后恶心，难受。我一直不配合邪恶，邪恶对坚定的大法弟子是没有办法的。

由于我一直没“转化”，恶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把我的亲人找来，软硬兼施的蒙骗我的亲人配合他们，并威胁说，如果这次再不转化，就会收回监狱，还会判七、八年。当时，我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五个人按着我，强行在邪恶准备好的“转化”书上按了手印。我告诉他们我不承认这一切，要他们立即撕掉“转化”书，并立即宣布开始第三次绝食抗议。

在洗脑班又经过了半年时间，经过三次绝食抗议，我终于走出了魔窟。

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