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利用国家公、检、法、司的政法系统、电视台、报纸、广播、各种刊物宣传系统，开足马力迫害法轮功。

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我在桦川百货大楼前和法轮功学员炼功，突然一辆警车冲到我们炼功场地下来几个人，其中有桦川县公安局的贾友，还有几个人扛着摄像机给每个人录像，公安局的王庆军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使劲掐，硬往警车里塞，贾友上前把炼功用的录音机关掉、抢走，然后把我们非法送到县拘留所。到拘留所后他们把我的炼功磁带抢走，我的胳膊也被王庆军掐青（王庆军47岁左右，家住桦川县医药公司家属楼住宅楼一单元五楼左手门，现在桦川县看守所上班）。第二天，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他们强迫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去佳市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也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看录像，拘留所的赵杰给打开电视机，里面竟是中共邪党诬陷法轮功的假宣传。桦川县有个包工头叫斐永江，帮助看守所做反面工作诽谤大法师父，还照我的后脖梗子打了三大巴掌，拘留所强迫我们每人每天交二十元伙食费，关押三天后放了我们。

那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和杜长吉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背《论语》证实法，我们正和其他几个法轮功学员围成一圈正在背书时（这时正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准备和人大代表们反映情况，给我们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不要抓我们迫害。人大代表们都坐着高级面包车，陆陆续续往人民大会堂里走，当时周围都是荷枪实弹的武警站岗，我们根本接近不了人大代表，反映不了我们心声，我们只好用背书证实大法好），我们听到有便衣警察用对讲机叫来一辆警车，之后跳下来几个警察掐住我们的脖子，强行推进警车，这时我看到一位老大娘也被他们带走。警车开到前门派出所。我下车看见屋里有不少被绑架的各地为法轮功上访的人。他们强行给每个人拍照，拍完后把我们强迫塞进了十平方米的铁笼子里，硬往里挤四十多人。当时把一个小孩挤的上不来气直哭。我们就含着眼泪，冲着外面的警察喊：快给孩子放出去！要不就挤死了。其中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把自带的一个桔子分成多瓣给大家吃。（希望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们，不要在无知中在犯罪呀！在真正的助纣为虐呀！等待你们这些被中共利用的帮凶的下场，是可悲的，各地恶报连连，劝世人赶快醒吧，这是我们炼功人对世人慈悲的呼唤。）

在这个小小的铁笼里面，当时每个人都感觉呼吸困难，我眼前发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们来了一个头头，调来一辆大客车把我们这些人都赶上大客车送往西城监狱。到了那里警察把我身上带的五千多元钱扣在监狱的门卫，他们脱光我们每个人的衣服从头到脚搜了一遍，把我的一个小法轮章也搜走了。有一个警察在非法审我时照着我的前胸口猛击一拳说：“蹲下”，整个监狱阴森森的，我进到 一个监舍，地铺板炕，白天叫罚坐板（就是两手搂住双腿，往板上一坐，一动不许动，按照他们的规矩，人要进到这里来必须强行让我买一套军用行李，到晚上睡觉时被牢头抢去不给我们盖，牢头长的五大三粗，是因重伤害罪犯判了三年。到吃饭时停止坐板，吃的窝窝头、没油的白菜汤，我当时坐板坐的脑袋昏沉沉的，到晚上休息时一张地板铺大约有三米多长，牢头自己就独占一半，剩下一半挤我们十多个人(其中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其余都是犯人)。因为睡不下他们让我们一颠一倒的侧着身子立着睡，一个人抱另一个人的脚，狱里叫发立肩。

狱里放的电视都是诽谤法轮功造谣的宣传。由于快到冬天监舍又没有取暖设备，我还穿着单衣服，袜子让吉林省的一个年轻犯人强行扔掉，他还用小腿使劲撞我的小肚子，并嘲笑我。就这样，白天坐板晚上睡不了觉，整天冻的浑身发抖。到了十一月四日早晨，监狱的警察告诉我说：“你家那边来人接你了。”我在往外走时在走廊处看到有被提审的大法弟子被打的鼻子淌血自己往监舍走，还看到一个大法弟子脚戴镣子，手也戴个铐子，把手和脚连在一起，直不起腰来，只好弯着腰艰难的走路。我新买的行李也给扣下了，给我戴上手铐子，由贾友把我拉到一个叫某王府的地方（当时北京西城监狱搜去的五千多元钱，交给了贾友）是清代建筑，那里住着几个佳木斯公安局的便衣，是专门截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他们一个个气势汹汹，正在一桌酒席上大吃大喝。后来桦川县公安局政保科魏占文把我绑架到桦川县拘留所。在火车上魏用手铐子把我铐在上铺的栏杆上一直到佳木斯。又打车把我拉到桦川县拘留所非法关押,之后魏占文和杨培增把我又拉到佳木斯南岗精神病院进行法医鉴定,他们找来一个教授模样的人假模假样的做了一番问话，胡说我是“偏执型精神病”，而后听说我家里的大姐还给他们八百元钱，又请他们一桌酒席。就这样他们把我关押九天后，把北京返给我的五千元直接强迫交了保证金（给了张白条子）放我回家。魏占文在放我之前威胁说：“如果你再去北京就用这五千元钱做往返抓你的路费。”并把我兜里的二千八百元钱没收，据为己有。

回到家里后，我就跟大姐去了抚顺。到抚顺后我又准备去火车站（抚顺南站）到北京证实法，到了南站正准备上汽车，被我大姐和妻子抱住大腿拖住送往抚顺市矿灯厂的精神病院，接待我的是个女大夫，等家人走了以后，那里的大夫象对待犯人一样逼着我吃药（药名叫氯旦平和氯丙嗪），都是麻醉神经的药物，吃完这种药后感觉心里是心慌意乱，那种难受非语言能说的清的。有一次我眼前一黑，便失去知觉。等明白过来已是深夜，发现自己已被绑在床上（用被单扯成的条当绳子）我说我要小便，值班的大夫也不给解开，把手和脚四面拉开绑着，最后尿到床上了。听那里的病人说他们给我打了针后，才把我绑上的。在那一个多月的日子里跟些精神病人在一起吃住，房间里没有玻璃，窗口上安些个铁栏杆，就象监狱一样。他们也知道我没有精神病，因家属给了住院费，所以他们把我按精神病治，他们把送来的正常人也当成精神病来医治。其中有一个人说话行为都是正常的人，已经被人送到这里三十七年左右了，他是矿灯厂的，是原单位领导送来的，一直当成精神病人治疗，领导几经变更谁也不想把他接出去，他的患者病历都变黄褪色了。

离过年只差一天，我大姐把我接了出去。后来我大姐说怕我再去北京上访，才给我送到精神病院的。另外最主要的还是中共邪党的株连迫害，惧怕邪党，才干出这种违亲弃信、助纣为虐的坏事，导致我的家人犯罪，同时又平白无故的花掉我家五千多元钱的住院费。

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份，我又去北京国家信访局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几经周折，找到了信访局，可是牌子已摘掉不挂了，在一个不起眼的偏僻地方门前有几十个穿着便衣的警察，每个人拎个小凳子（小马扎）在门前溜来溜去的。我还没等往院里走呢，过来一个山东口音的便衣对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为法轮功上访的。”这话音一落他马上喊过来一个东北口音的警察，抱住我的上半身，搂着我的脖子叫来一辆车，把我送到佳木斯驻京办事处，到那一看已经关了五、六个人，其中一个便衣警察把我叫到另一个屋子，照我的鼻子处就是一个嘴巴子，问我是哪的？后来把我兜里的三百多元钱搜走归为私有。然后黑龙江省桦川县横头山种畜场的场长王文军(我小学的同学)和公安局的贾友，在驻京办事处用一付手铐将我的右手与另外一位大法弟子的左手铐在一起，为了抵制迫害我就绝食抗议，第二天他们把我俩送上火车买了两个上铺，让我俩人在上面倒着身子伸着胳膊，手仍然扣着，胳膊那种酸痛难以描述。一直到佳木斯车站。他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将我俩铐着送到桦川县拘留所非法关押。我绝食反迫害抗议，所长赵杰安排几个犯人给我每天灌食，赵杰从钢窗上扳下一个铁把，约15厘米长，叫几个人将我仰面摁倒摁着胳膊和腿，赵杰用钢窗的铁把撬开我的牙齿，往嘴里硬灌加盐水很浓的奶粉，我不配合，赵杰说：“啊！不往下咽捏他鼻子。”其中有一个给拘留所开车的二十多岁小伙子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小草棍，头前带毛毛虫形状，往我脚心处来回画祸害我。他们一看没得逞就使坏水，把中共邪党的株连制拿出来整人，把犯人叫来说: “如果李景丰不喝奶粉，晚上就不让你们睡觉”，并把冲完的奶粉往每个“犯人”嘴上硬灌，挑动和转移仇恨。看守员邹长鹏一进屋对我拳脚相加，并往我脑袋上用拳猛打，抓住头发把头往墙上撞。

在拘留所里，我仍坚持炼功，赵杰让俩个犯人看着我不让炼。大热天他们用棉被缠包住我，把我摁倒在地铺上，一动也不让我动，还有邵云江掐住我的脖梗子推靠在墙上骂我。有一天，赵杰为了不让被关押的其他法轮功学员炼功，在走廊上喊：“如果谁再敢炼功，这回就用我新买的两根尼龙绳把李景丰绑上。”说着并把我弄到走廊（让其他法轮功学员看着。）狂叫：李景丰你跪下！我当时厉声斥责说：“我跪师父，跪天地，也不能跪你！”赵杰气急败坏地命令两个犯人把我摁扒下，把我的手从头顶上往后绑，双脚绑上往后背上拽成船型的给我绑上。这时法轮功学员扒着门制止他的恶行，他又命人把捆着的我抬到屋里，又找来一个脑袋缠着绷带的重刑犯人让他对付我，后来我失去知觉，也不知多长时间他们才给我松绑。

由于我绝食，他们每天就安排犯人野蛮灌食。就这样每天我都度日如年，喘出的气都带臭味，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赵杰让我上外边（拘留所院子的菜地）用镐备地，当时气温三十多度，还逼着我备了几十条垅，许云飞和邹长鹏坐在大墙上面看着我。

当时在里头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杜少龙，被610（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办公室的主任王忠武和公安局的魏占文强迫他九十度大哈腰，掀起后背的衣服用竹批子猛打他的后背大约四十多分钟，我们在监舍都听到它们连打带骂的声音，等到杜少龙回到我住的监舍时满嘴是血，有气无力地往墙根上一靠，当时参与打我的人有邹伟光，他是汶成岗的人不在拘留所编制内，打我次数最多的就数它。就这样他们经过十八天的野蛮灌食、打骂我，想逼着我屈服，可是没得逞。公安局长张云哲就阴险的派赵杰去我家逼我媳妇要钱，要了四百元钱买两箱子药，公安局内一个专职大夫叫王青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这回给你打针。”说着叫来几个犯人把我按在床上，硬往血管里扎针，当时的血管都瘪了，他使劲扎也扎不上，我挣扎着把针头拔掉，他摁着我说：“啊？十多天没吃东西还挺有劲啊。”这样强行扎吊针，又过了七、八天扎针时有两个犯人看着摁着胳膊。

和我一起从北京押回来的闫长友老人，被魏占文和王忠武打得送回监舍时满口往出喷血，在地上吐了一大滩血，吓的犯人马上报告赵杰，他们把他拉到医院检查一番，又没给拿钱治疗说是给内脏打坏了，又把闫长友不知送到什么地方关押。在我绝食期间公安局局长张云哲、610主任王忠武不让家人和我见面，封闭我在里头的任何消息，大热天让我媳妇和侄子在外晒着苦等不让接见，后来他们看我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害怕承担责任，才不得不把我放回家，我绝食没吃他们的饭，还一分不少的扣了我四百元钱伙食费。

我回家已瘦得皮包骨，平常我正常体重是一百四十斤，现在被迫害的只剩七十多斤，大腿就象胳膊那么粗，他们逼着我媳妇看着我，把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害成这样，致使我的姐姐和我的家人都误认为是炼法轮功才造成这结果，他们还让我媳妇跟他们作保证，让她看好我。

这时，雪上加霜的是桦川县畜牧局的工会副主席付玉成把开除我的文件交到我手上，文件上写着开除我的工职，从此断了我家的全部收入和吃粮问题。刚回家不几天时，因为我看《转法轮》书，我媳妇便给魏占文、杨培增打了电话，他们三个人用车把我骗到佳木斯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检查，其实质上就是另一种更为阴险歹毒的迫害，名义上是当精神病治，其一是破坏法轮功名誉，二是他们所便于迫害关押。所以在医院的门口我就想明白了他们的这一切阴谋诡计，于是我拖着极度虚弱的身子跑进了一个死胡同，不幸被魏占文和我侄子给强行抓到精神病院，在这里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啊！天天逼我吃破坏神经的药物，吃完后大脑迟钝、整天昏昏沉沉、呆若木鸡、无精打采，一天就寻思吃，出院那天610的王忠武和另一个人找到我家租住的房子逼着我媳妇签字(保证监视看管我的单子)。虽然名义上是又回家了，可实际上干扰不断。有一天我在家看《转法轮》，被桦川县城南派出所的警察许长河无理抢走。

在中共一党独裁的国家里，《宪法》就是一纸空文，信仰自由就是一句空话，中共就是权大于法，它才是破坏《宪法》的最大犯罪。在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零年这段被迫害的日子里，魏占文和贾友还有我单位场长吕军多次上我家威逼我妻子，同时给我施加压力，硬逼迫我写什么保证之类的东西。

有一次桦川县电视台记者到县拘留所给我录像，制造假新闻，他们把我叫去，一进门我就看到有个人在桌子后面坐着，那个人问我：“你还炼不炼法轮功？”我正色说道：“这么好的功法我怎么能不炼呢？”问话的人用眼睛看了一眼扛录像机的那个记者说：“他这么说怎么办？”记者说：“没事，待会我会把他说的这句话处理掉。”就这样他们在当晚桦川电视新闻节目中宣读了我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电视画面上光看我嘴动可是却没我的声音，说的都是它们强加造假的解释。全县人都在看电视，等放我回来后，我儿子（正在读书）对我说：“爸，我看完电视后心里可难过了，在学校同学们歧视我，社会上有人冷眼冷语讥讽嘲笑我。”由于孩子太小心灵创伤难以平复，整天上房盖上躺着，在和平时期，在自己的国土上迫害随处可见，真是可悲可叹。

还有一次，孩子在桦川四中上学，城南派出所的一名警察找学校领导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儿子我的住处，对我的儿子造成惊吓，当天晚上又上我家骚扰被我训斥，在一党独裁的天下生活哪有平安日子。有一次，那是二零零零年的冬天，我去横头山家乡看望老母亲，我打的微型车，前面有一辆监视的轿车，看样子他们怕我去北京上访所以路上设卡，监视注意往佳木斯方向去的车，当跟踪到建国叉道口时，看我的车往横头方向去，他们就不再跟踪了。我就想：我不能老这样被监视呀？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所以决定到北京上访。就在我去家乡往火车站走的时候，我单位领导吕军用场部大广播喇叭进行通知说：“张德君、陈喜余、李河、你们三个马上把车起动着有事，用你们的车快点，就这样他们三个私家司机，用车在道路刚下完雪的路面上，搞包围式的巡视。当时我便决定走山道（因为刚下完雪），我的亲四哥和我连襟、侄子、妻侄都在我后面码脚印追赶，三辆车在几十里的公路上围追巡视，当我跑到十多里地的乡政府，跳进了一家园子里后被侄子发现，这时乡政府所在地东朝阳村的广播也响了，当官的通知两名民兵起来有任务（当时已是冬天深夜），中共邪党几十年来假恶斗的残忍本性从来没变过，一次次的运动，历来都是挑斗一部份人去斗另一部份人、自残骨肉。因为株连吗？谁都怕自己落到那可怕的一小撮里。搞的人人自危，不得安宁，中共多次运动整死八千万好人，历史证明：中共才是祸乱之源。百姓屈服于中共邪党的淫威，邪党又反复威逼利诱，我那不明白真相的家人参与对我的疯狂抓捕，绑架我已几次，然而，无论谁参与了迫害好人，必遭天惩。我的亲人也不能幸免，（我场领导是我的亲大舅哥，死跟邪党不回头，在二零零五年得了报应，死于癌症，年仅四十九岁，恶报身亡。我的亲四哥，也无辜当了中共的陪葬品，跳了防火塔大架子自杀身亡，我的亲大哥，也不能例外，难逃天理惩罚）可悲、可叹，我的亲人们那，都是共产邪党害了他们，不但害了亲人，也害了他们自己。

可怜的是我那幼稚的家人们，当时满以为把我抓住之后把我弄回家了事，哪知道邪党的帮凶派出所的警车到了，不容我的家人分说把我硬塞进警车拉到横头山派出所，进屋才明白所长陈君正在那等着呢，有个警察叫宋俊臣，另一个叫代文明是他给我戴的手铐子，陈君命令代文明给我做提审笔录，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乡所在地的村支部书记叫任景芳，他背着手在地上来回溜达，对我说些个威胁的话，还让警察们好好收拾我。（后来该人得了半身不遂，也就当不了书记了。人在做，天在看，在善与恶的选择中，人人都在接受上天的判决，无人能出其外）宋俊臣还故意用大法师父的教功图做成棋盘祸害，代文明把我铐在了暖气管子上，从深夜一直到天亮，冷的我浑身发抖。参与抓捕我的三位私人车主中，有一人心里良心发现很难过的对我忏悔：老李老叔，那年咱们去东方红开荒时，我的棉袄都坏的漏棉花了是你贪黑点油灯给我缝上的啊，我也没法真不知抓的是你呀！到了第二天早晨，警察们让我给他们扫雪，之后强行给我照像，强迫交三十七元钱。后来桦川县来了两个警察把我带到桦川拘留所关了三天才把我放了，这三天我一直在绝食抗议。

在中共邪党的统治下的社会中，好人得不到安稳日子，迫害随时都在发生。

那是二零零一年腊月二十九日那天，桦川城南派出所许长河到我家谎称是公安局找我有事核实一下，一会就回来，把我和妻子骗到公安局又非法将我关进拘留所，之后把我妻子放回。公安局局长张桂林在收发室里正等着呢（早已下好的圈套）张阴阳怪气地说：“来给你提高提高，给你添个拘留票子。”说罢张就走了，第二天就是万家欢庆的年三十啊！夜晚万家灯火，老少团圆，可是我一个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却被邪党非法关押在这漆黑的屋子里，此时此景谁能相信，邪党好在哪里呢？

年三十晚上，我妻子和我老姐一同送饺子给我。这次非法拘留，我发现有好多大法弟子都是被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骗来的，在门卫室看见墙上挂着什么法制学习班的横幅，坐在前头有公安局长张云哲、县610头目王忠武、县宣传部长陈显，开始由王忠武宣布：什么政府已不让炼法轮功了，谁要再炼，就判劳教，上午报劳教上午批，下午报劳教下午批，谁如果写了保证书不炼了，经过陈显、张云哲审批合格，态度表现好的，一会儿就放你们回去过年。他们又怕力度不够，匆忙中将佳木斯市劳教所被邪党关押迫害而邪悟的张艳玲、王桂娟调来充当说客，做转化工作，在邪恶威逼利诱下，大约有二十名左右的法轮功学员违心地签了保证书，然后被放了。恶人达到目的后利用完张艳玲、王桂娟又将她俩继续送往佳市劳教所关押，最后就剩下我和乡下一位女学员没有向邪恶屈服（该女学员后来被送佳市西格木劳教所），因为当时我想到：我也没干什么坏事，大过年的把我骗来这里遭罪，转什么化呀？悔什么过呀？这里也不是我们好人呆的地方呀!于是我就从五米多高的监狱大墙跳出来，脚脖子被蹲伤了，肿得很粗，又没戴棉帽子，两个耳朵冻得象鸡蛋黄那么大的水泡，大过年的我幸遇一位好心人收留了我。

我的老母亲八十多岁了住在偏僻的郊外，我很想老母亲，我也知道我家肯定被监视了，有家不能回，也不能去孝敬老妈妈。我住那个地窝棚，天天能看到去我母亲那里的警车与公安人员，有时趁公安人员不在时，我也偷着回去看我老母亲，怕被公安人员碰上，就躲在大衣柜里藏身，怕被公安人员发现，又牵连到我家和老母亲。

到后来我得知张云哲和赵杰曾经坐在我家炕沿上逼我的妻子问：“李景丰回来没有？”我妻子反问：“我还要管你们要人呢？”这时一位好心的邻居大娘过来说：“你们干啥呀？人家男的不在家，你们在这里呆着想干什么呀？”这样，张、赵才不得不灰溜溜的走了。可是他们仍不死心继续派两个年轻的警察整天监视我妻子，连上厕所都在厕所外面看着，后来我妻子忍受不了这些，就去县里找政法委书记孙希平，说警察整天跟踪我一个弱女子精神都快崩溃了，孙希平也觉得有点理亏就给打电话告诉他们不要再跟踪我妻子了，由于邪恶经常骚扰已经给我妻子精神上造成极大伤害，就这样在有家不能回的情况下我被迫流离失所了。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那天早晨想回家看看，就在离家不远的冷云路上从后面突然开来一辆白色轿车在我身后，车前脸紧靠我的腿弯处急刹住车，跳下来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是桦川县公安局的郝长华)，一把抓住我的后脖领子把我的一只手反背到后边去，当时我想挣脱没有成功，反而把我的上衣给拽掉了，把我摁倒，他一只手背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打手机，不一会来了辆警车跳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人叫杨培增，他们往车上拽我，我就不配合他们，不上车并大喊：“我是炼法轮功的，乡亲们那，我是好人呀！我没有错，他们在做恶呀！”当时围观的有五、六十人没有一人上前制止恶人行凶抓我，光天化日之下恶人有恃无恐，当着众人的面在水泥道上拽着我的腿，在地上来回倒拖高粱茬，当时腿就出血了，裤子也磨破了，这还不解恨，到车上后，更为阴毒是杨培增照着我的阴部猛打了几拳，痛得我简直死过去了，同时还用车门夹我的腿，这时车里有人说：快点开别让太多的人看见，由于做贼心虚车开的太快，刚过十字路口约一百米左右，把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撞倒了，他们不但不赔礼道歉，还指责这个被撞的妇女说：“你不长眼睛啊？走路不看着点。”开车慌忙离去。他们把我拉到桦川公安局的门卫室，这时拘留所长赵杰拿来了年前批的劳教书（当时我已被打的坐在水泥地上不能动），杨培增说：“由于你的逃跑，给赵所长带来多大麻烦，这回直接把你送佳市劳教所让他们看着你。”说罢由他们三个人用车把我送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到那之后，劳教所一看我的情况，我说我的阴部被他们已打坏了，有伤在，睾丸肿大，腿上也有伤，不能走路，经狱医检查确认才拒收。他们一看没达到目地，置我的生命于不顾又直接找任世才（原桦川县公安局副局长，现被调到劳教所当所长，外号任大巴掌）用私人关系强行把我劳教迫害，这时来了一个狱政科长于大龙，此人心黑手辣，毫无人性，膀大腰圆，进屋后不容分说，照我的心口窝猛打几拳，看我真的动不了，才叫人把我架到集训队的监舍里去了。

我反迫害，坚持炼功，于大龙弄来一张束缚椅迫害我。这种椅子乍一看象铁焊的太师椅型状，两脚用m型铁筋罩上，把门一关只能直直坐着，胸前有一个铁板桌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铁铐环，双手铐上长时间坐着，于大龙弄来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把双脚放在铁桌面不停地摆动着嘲笑我，有个叫吴春龙的大法弟子，他和他母亲是理发的，手艺不错，又经常帮管教们理发，可是迫害时，丝毫没有一点人性可言，有一次用束缚椅迫害吴春龙长达14昼夜，腿肿的象大象腿，头发都竖起来了。为了制止他们迫害，我们大法弟子都绝食抗议，到绝食四、五天时给我们每个人灌食，灌食时用一根大约有二尺长的橡胶管，比小拇指略细些，从鼻子插入胃（有时也误插到肺部）有时他们还故意来回抽动橡胶管迫害人，痛苦极了，灌食后，有一次中队长张振华和王长玉把我弄到同居室（小号的别称）去坐小板凳，凳上有三个凸起的不到一公分的铁螺栓，（就是绕线用的篐）那时候是夏天，穿着单裤，坐了15昼夜，双手扣在身后地面的铁管上，往上有铁管拽着，往下面有板凳，且黑白不让睡觉，有两个包夹，一个是抚远县的文哲，他俩是个小头头用厚书打我脑袋，手下还有叫王河，王江，王红伟(家住桦川党校附近)轮番换班看管着我。迫害十五天后张振华中队长对我说：“你还挺能挺的呢，我给你送那屋去。”于是把我关到到一个黑屋子里，把我背扣到一张钢丝床的床头上，双腿伸直，腰往下弯，因为这种床的钢丝下坠度较大，身体下垂时间长了，人痛苦至极呀，扣了我三、四个昼夜，使我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令人难以忍受的还有种死人床，由于长时间也不让晒被非常潮湿，全身长满疥疮，管教李玉芳为了让我转化，他就给我扣到死人床上，手脚都给扣上同时又不给被，疥疮奇痒难熬，他们想用这种办法让我转化，一直扣了很长时间。特别是有一回管教杨建涛他打我，另一个管教郭钢从医务室刘大夫那里拿来消毒外用药水“来苏尔”，还有几种配制的毒药，让犯人阚丰把我拉到外面墙角处，命令扒下裤子往我臀部上喷这种毒药，当时杀的我心惊肉跳，难以忍受。管教葛洪博有一次看到我打大莲花手印发正念，他让我把手放下，我没配合他，他便用吹得通红的烟头烧我手心，烧的滋滋直冒烟我也没放下手，他一看蔫蔫地走了，后来我的手心起了一个大泡。

还有一次，我说一了句“快到恶人躲，坏人藏的时候了。”这句话被包夹犯人杜洪军(此人是佳木斯市中药厂的职工因盗窃罪入狱)给我汇报上去了，恶警们又让我坐了七、八天的小凳子，管教王伟来问我：“你写不写保证书？“我说：”我不写“，他气急败坏的用拳头照我猛击了一拳，当时就把我打昏死过去，犯人王河用手铐的钥匙往我人中上捅说是为了抢救，实质是迫害。在这期间，他们搞转化攻坚战，利欲的诱惑，转化一名“法轮功”学员给管教发奖金给犯人减刑，他们又让我们为他们挑小豆（实际是创收，入他们私人腰包）每人一麻袋，谁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或关小号，法轮功学员齐双元、商锡苹、邵殿印挑的不够数量，他们叫来五、六个犯人把他们三人拽到空屋手扣在暖气管子上，臀部坐在小板凳上，当时管教所长任世才照着齐双元脑门子猛打三拳说：“你给我们桦川人丢脸。”在空屋整人时，如果上级来人检查，一是用胶带把嘴封上，另一个就是锁上门掩盖迫害罪行。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吃的都是玉米面发糕，里面杂质非常多，喝的都是带泥的白菜汤，喝完汤后碗底都是泥，根本没有一滴油。

管教王伟为了迫使我屈服，用电棍电我的手，电的我浑身直突突。

浇凉水也是迫害的一种手段，有个管教森某某就是用这种损招迫害学员石梦昌、吴春龙的，大冬天的他们给石梦昌、吴春龙弄到屋外上衣脱光，让他俩大哈腰然后往后背上浇凉水在室外冻着。象苏秦背剑更是常见的迫害手段。二零零二年他们为达到转化目地，给我戴了一年整的手铐。

多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都长疥疮，长疥疮的手指个个都流黄脓水，他们强迫大法弟子去糊药盒，药盒上却印着消毒无菌。

劳教所的灯昼夜照着，法轮功学员于盼友被恶警长时间扣在床上，不让他上厕所，我与同监室七八位法轮功学员双手都被铐在床头上，里面有个新调来的管教李欣进屋之后拳脚相加，用拳打我的面部，我被铐着动不了，脸肿的好多天才消，他还叫：“这就是劳教所的管理模式，我就是天，你他妈的就象个鸭子似的”之后又去别的监室打伤了两位法轮功学员，有一位叫刘友，另一位当时不知道其姓名，打的都是面部，肿的象鸡蛋那么大的包。里面有个管教钱江昕，在我正排队走路时出其不意照我后耳猛击一拳，打的我摇摇晃晃，站立不稳。

我住在上铺双手被铐在床沿上，我在床上坐着，手铐绕在床帮角铁上，王长玉和王铁军到监室，王长玉当时喝的醉醺醺的挥拳狠磕我右脚踝骨，直到磕肿才罢休。还有一次，王长玉看我在监室炼功，进屋在放碗筷处寻思一会，用几根筷插在我手指间，再用力攥我的手指尖令我疼痛难忍。还有一次姚幸福进屋不容分说用拳猛击我下颌三拳，骂我“你都赶不上张管教家的那条狗。”

法轮功学员刘瑞元（音）老人已到释放日期，西格木劳教里的转化队不但不释放他，还强行把他拉到灌食的屋里强行灌食，灌得他直叫，发出凄惨的叫声，全监舍的人全都能听到声音很大。

七台河的法轮功学员张长明，二零零三年在他被西格木劳教所迫害致死之前由管教指使犯人迫害他，用铺床铺的木板子砍他的背部和后脑使他致疯，在二零零三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把他关进小号，年夜饭只给他十个饺子，还故意往水泥地上扔，扔一个看着张长明捡起吃完后再扔第二个，看他吃完再扔，如此污辱他，不把他当人看待。张长明被迫害致死后，劳教所非常害怕，有一次追捕科调查此事科长叫王铁军，外号叫黑白两道老大，当时把犯人杜红军（佳木斯中药厂的职工）等三人（那两人 还未证实）用镐把打了两个多小时，从侧面可以证实参与迫害死张长明有他们的事，张长明被打疯就有他们。

说一说代文明，这个警察表面伪善但心地邪恶，我曾多次对他讲真相，一次在牙科诊所相遇，我又规劝他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最后还偷着汇报给公安局，为此公安局派贾友等人来我家骚扰。这还不够，更邪性的是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份左右，我正在家收拾菜园子，这时突然开来一辆警车下来三个警察，其中一人就是横头山派出所长代文明，还有邵洪伟、范猛三人进屋后，代文明说：“李景丰你炼法轮功，我们找你有点事，你在屋里来回走几趟，我们给你录个像，配合一下，几分钟就行。”这时范猛拿着录像机站在地中间，正准备给我录像。我严肃地说：“你别瞎整，我炼功也没偷没摸，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已在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法庭被起诉，谁还帮他唬呀！”代文明当时眼珠子一瞪，顺炕沿上腾一下就站起来了，恶狠狠的说：“咋的，公安机关找你怎么不配合呢？我不找你麻烦，上边也会有人来找你麻烦。”我说：“你把上面那个人给我递出来，谁要找我麻烦？”代说：“那可不能告诉你。”就这样，他们感到理屈词穷，很没趣的灰溜溜走了。

当时我趴在车门一看，我亲四哥李景学也在车里坐着（他是我单位的治保主任）我四哥的脸刷一下通红，我的心里也是一愣。

代文明，在任职期间曾多次领着县610人员对横头山本地的大法学员家进行多次抄家、翻大法书，法轮功学员秦少云老太太之死就与他惊吓有关，秦少云人缘好自己开个幼儿园，挺红火，有口皆碑，孩子们送到这个幼儿园家长们都放心，可是警察每次抄家时都把孩子们吓得直往秦少云老太太怀里藏，秦老太太一个劲地说：“别怕、别怕有奶奶在。”多次的骚扰、非法迫害致使老太太身心交瘁、终致体力不支，含冤离世。

代文明多次领着县广播局的人非法抢当地老百姓家的电视天线，因迫害法轮功得到上级的赏识当年就被调到桦川县看守所当副所长，半年后得了急病当天就死了，死时年仅四十二岁。

无数的事实证明：谁参与迫害好人，谁就会恶运临头。天理昭昭，善恶必报，衡定世人，古今不变。

以上揭露迫害，曝光恶行，只是众多迫害的冰山一角，我真心希望你们能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不要一条道跟中共跑到黑，给自己留个退路：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会给你们带来无限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