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冰棺中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颈部后右侧的大片红肿，身体尚有体温的爸爸，这竟也被监狱说成“心脏病死亡”？随后不到半月的时间里，监狱里又传出刘传江、于云刚相继“正常死亡”的消息。

为了揭开爸爸的死亡真相，在他含冤离世后5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母女三人一直不停地奔波于佳木斯监狱、合江地区检察院、佳木斯市检察院、人大、政法委、信访办和黑龙江省高检、高法、司法厅、监狱管理局、人大、政法委和信访等各部门，希望佳木斯监狱能尽快澄清爸爸秦月明的真实死因，监狱不作回应。2011年8月5日，佳木斯监狱给出“秦月明系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当我们要求狱方出示法律依据时，接待人员坦言无法说出实情。我们母女不仅受到各级司法部门官官相护，互相推诿，不接待、不调查、不作为的刁难，还遭电话监听、利诱恫吓、住处监视、行程跟踪和拍照录像等威逼胁迫。但从中渐渐揭示出来的爸爸冤案真相，却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善良人的同情和支持，加之正义律师的介入和帮助，使我们顶着各种压力一路坚持着走了下来。

2011年9月8日，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接受了我们递交的《刑事赔偿申请书》后予以立案。可立案后省高院却不让阅卷、不开庭审理、不作解剖尸检，承办法官王滨红拒不出面，我们上百次的往返去省高法交涉询问，却没有任何结果。

2011年11月13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勾结双城市公安局警察绑架了妈妈王秀青和妹妹秦海龙，并非法劳教一年半，她们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黑龙江省政法委610办公室的人曾直接进驻到前进劳教所，对妈妈和妹妹隔离关押、强制洗脑，胁迫她们对爸爸的冤案提出撤诉，被妈妈和妹妹拒绝了。经历了炼狱般的身心摧残，妹妹常常哭泣着从睡梦中惊醒，一直未来月经，血压偏低。

2011年的最后一天，是我和妈妈的生日。一大早我就赶往前进劳教所，本想带给妈妈一份女儿的生日祝福，以此来鼓励身处囹圄逆境中的妈妈和妹妹。不仅没有见到妈妈和妹妹，所长王亚罗竟勾结警察将我绑架到哈尔滨市动力区公安分局，在“老虎凳”上被铐了近8个小时，才放我回家。从“老虎凳”下来时，才发现经血已浸透了我的棉裤、滴落到了棉袜上……

2012年1月13日，我再次来到前进劳教所，要求会见妈妈和妹妹，让她们分别在《劳教行政复议申请书》上签字，王亚罗企图再一次将我绑架，未能得逞。我的租住处也曾受到骚扰，还有自称“邮局”的人打来电话，称朋友寄给我的邮包中藏有毒品，要对我报案……所有精心的谋划与安排竟都是为了让我放弃对父亲死因真相的调查追究。

在已超过3个月法定时限21天之后，即2012年3月30日，承办法官王滨红主动联系到我，代表黑龙江省高级法院作出口头决定：“按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三十四条、二十七条规定，秦月明案不符合规定，不予赔偿。”王滨红还诱导我尽快去找监狱管理局的相关人员，以便与佳木斯监狱“私了”，被我拒绝了。接着省高院的承办法官王滨红、窗口接待法官又开始了惯用的推诿搪塞，至今仍在执法犯法。

自1999年法轮功遭受迫害至今已近13年的时间里，爸爸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仅有短短的6个月，其余的日日夜夜几乎都是在劳教所和监狱中度过的。为了迫使爸爸放弃信仰，警察和犯人对爸爸施用了常人无法承受的“上绳”、“浇冷水”和“毒打”等酷刑折磨，这些都未能摧垮大法修炼者坚忍不屈的金刚意志和处处为别人着想的高贵品质。在监狱每月仅给6元“生活费”的情况下，汶川大地震时，爸爸还是无私的捐出了40元。妈妈也曾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和劳教所非法关押。13岁那年，被金山屯警察在拘留通知单上故意写成18岁的我，在看守所被刑讯逼供、非法关押了31天，回家后只好带着年幼的妹妹开始了四处飘荡的打工生活。我们不仅要支撑起这个破碎不堪、一贫如洗的家，还要奔波于异乡哈尔滨和佳木斯，去看望冤狱中的父母，那种痛苦和艰辛是同龄人无法想象和承受的。看着别人家的孩子环绕在父母膝前，我和妹妹更加期盼着父母能早日回到身边，也在不断计算着爸爸归来的日子还有多远……

躺在佳木斯监狱冰棺中的爸爸至今冤情未雪，被劫持到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的妈妈和妹妹身心还在备受摧残，山东老家年迈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需要安抚赡养……面对迫害中的种种压力、苦难和艰辛，真心期盼大家伸出温暖的援手，呵护和坚守人性中共有的关爱、正义和良知。大家的每一个签名和手印、每一份关注与支持，对爸爸的冤案早日昭雪，母亲和妹妹尽早恢复自由之身，都是一种正面的召唤和敦促；这样的义举也在选择和奠定着生命的永生与希望。“真、善、忍”——普世的价值标准将引领着我们坚定的走过这漫漫长夜，迎来第一道黎明的曙光。

呼吁人：秦荣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