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共产党的“党话”》）

希特勒上台后，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将紧邻德国的波兰选定为征服对象。

不过，要对波兰开战，当然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借口。世人皆知，当时的波兰不但根本没有进攻德国的意图和迹象，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和实力。然而，这难不倒惯于信口雌黄的纳粹。

为了制造进攻波兰的借口，在戈培尔的直接指挥下，纳粹宣传媒体采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营造波兰即将对德国发动进攻的虚假氛围，甚至不惜进行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的拙劣表演，以煽动德国人民行动起来保卫家园。

1938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炒作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波兰是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波兰已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波兰是和平的敌人。《柏林日报》的头版通栏大字标题是“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则是“华沙扬言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随着希特勒发动战争日期的临近，纳粹德国的谎言宣传攻势更是达到了高峰。当时，波兰要进攻德国的各种消息充斥着德国大小报刊的版面，而且似乎有根有据。如《柏林日报》上讲“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十二点钟报》更是煞有介事地说，波兰人对3架德国民用飞机进行了攻击。8月27口，《人民观察家报》使用了—条特大通栏标题：“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之中，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而事实上，正是恶意进攻波兰的纳粹德国早已作好了战争准备。

为了把骗局搞得更象是真的，纳粹媒体还精心制造了波兰进攻德国的假现场，将数名被麻醉过的集中营囚徒扔到那里，充当被波兰人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以假乱真，煽动德国人民的战争情绪。

8月31日，当夜幕降临欧洲的时候。150万德国大军开始悄悄地进入距波兰边境最近的阵地，静等次日主帅出击的将令。此时，希特勒不惜亲自出马，对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进行最后的欺骗，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假惺惺地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和平建议”。当晚9点，戈培尔命令德国所有电台都播放了这份希特勒对波兰的“和平建议”。甚至在华沙被攻陷的前一天，纳粹还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继续欺骗国内人民和世界舆论。

类似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在第三帝国可谓数不胜数，纳粹的宣传机器就象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瞎话。为此，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讥讽戈培尔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约267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许多犹太人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仅砸毁的玻璃，损失就达600万马克，价值相当于比利时全国半年生产玻璃的总价值。事件中遇害的犹太人估计有91名，大约3万名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在自己家里被捕，送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可是事件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

戈培尔曾有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从纳粹宣传部长嘴里吐出的这句名言再明白不过地表明，纳粹宣传的本质就是千方百计把谎言装扮成真理，从而蒙骗民众。戈培尔还说过，“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在纳粹统治下，谎言的陷阱可谓无处不在，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也会掉进那个陷阱。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告诉读者：“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象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渎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象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还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戈培尔成功地蒙骗了许多德国人。1940年8月31日，一位护士就问在医院就诊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制造与散布谎言更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

1989年12月，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迟浩田访美，在国防大学演说时，面对听众关于“六四”的提问，迟浩田竟当众表示：“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

此言一出，群情哗然。

事隔四年，2003年的春天，被瞒报许久的SARS已在中国大面积扩散，发展成为威胁到全世界七十亿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的张文康竟然仍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的宣称，SARS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但几天后的4月19日，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大夫向媒体提供的证词即爆出真情：到4月3号为止，单是北京309医院就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过了张文康公布的数字。

消息公开后，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张文康因此被舆论冠名为“谎言部长”。

在中共历史上，如此说谎者迟浩田和张文康显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翻阅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近百年历史，可以说它是无时不撒谎，无事不撒谎，谎言多得俯拾即是，撒谎成性到了极致。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谎言史。

比如，抗日战争明明是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下取胜的，中共却编造谎言说是在它一手领导下取胜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明明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却造谣说蒋介石和国民党“不抗日”；明明是金日成先发动战争打到李承晚那边去的，毛泽东却胡说“美帝野心狼妄图吞灭我安东（现在的丹东）和东北三省，亡我之心不死，朝鲜金日成已受到李承晚的袭击”；“大饥荒”明明是中共一手导致的人祸，中共却蒙骗世人说是“自然灾害”；“文革”明明是中共党内的一场权力斗争，毛泽东却谎称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六四”明明是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却污蔑它是“反革命暴乱”。

中共自编自导、精心策划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更是其谎言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诧地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道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人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道后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道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象法轮功学员。镜头前， 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象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俩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像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纪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按照纳粹和共产党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

著名学者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在为《红朝谎言录》所做的序中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