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纳粹的社会团体与共产党的群众组织》）

维克多·克莱普勒曾是德国德莱斯顿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的一位知名教授，一个语文学家。纳粹当政后不久，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被迫离开了大学。不过，失去教职的克莱普勒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在那段危机四伏，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日子，他坚持运用自己的特长，对纳粹语言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二战后，侥幸逃脱了大屠杀的他，根据这些内容写成了《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

按照克莱普勒的看法，纳粹语言与传统德语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它在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没有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 如“人民”、“敌人”、“德国人”、“犹太人”、“犹太杂种”、“人民群众”、“日耳曼民族”。 以“人民”为例，按纳粹的理解，“人民”不仅不包括“自我”，而且要消灭“自我”。借用戈培尔的话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哪一个德国人感到自己是属于自己的公民。”

再者，纳粹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比如对于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它总是鄙夷地称之为“犹太害虫”、“劣等民族”、“德意志的敌人”。日复一日地受着这种语言的浸染，在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心目中，自然只有血统高贵的雅利安种族才是最勇敢、最发达的人种，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其他民族都是邪恶的，堕落的，都是寄生虫，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纳粹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它总是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采取“口号+形容词”的特别语法来吹捧领袖，宣扬纳粹的成就，鼓吹狂热的爱国主义，叫嚣侵略战争。在纳粹语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伟大的字眼，如“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振兴”、“国家高于一切”、“德国人民事业的伟大胜利”……纳粹语言还发展出了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包括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

纳粹语言虽然源于纳粹党，并最早在该党内部风行，但借助权力和宣传的力量，很快便渗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成了不折不扣的大众语言和大众文化。让克莱普勒深感忧虑的是，“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它就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了人们自发的独立思想能力。

纳粹语言对德国人思想的毒害，不只是存在于一些官方文章、口号、演说和海报的词语之中，而且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甚至包括那些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人们也不能幸免。克莱普勒承认，“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国人’、‘法国人’（这种有群无人的概念）来思想的吗？我也忽视过这些人群中的内在差别。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学院里面，避免涉及政治，享受着一种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学问）吗？”更可怕的是，即使纳粹灭亡以后，它的那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克莱普勒感叹道，“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天真烂漫的年轻人，非常希望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不了纳粹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察觉不到这一点。来自过去的语言用法在迷障和诱导他们。”

语言与文化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凝摄着该民族的终极关怀、价值观念、历史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社会风俗，反映了该民族与宇宙的关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走向。因此，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份，而且还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所以说，纳粹语言的出现和流行，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德国语言，而且标志着纳粹党文化的形成。

文化分为内在的价值观和外显的与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两大部份。从本质上说，纳粹党文化乃是由种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纳粹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下广大民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而其核心则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鼓吹和宣扬的种族社会主义，又称纳粹主义。

种族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宣扬种族优秀论，认为“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强调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宣称“领袖”是国家整体意志的代表，国家权力应由其一人掌握；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纳粹党文化，是纳粹对德国人民进行精神控制和奴役的主要工具。在暴力的威慑下，借助于新闻媒体、出版、文化艺术等各种手段，它被强制性地不间断地灌输进德国民众的思想之中，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唯希特勒和纳粹思想是从的精神奴隶。

说到当年的纳粹语言和纳粹党文化，生活在共产党国家的人并不陌生，因为共产党也弄出了一套自己独有的语言和文化，而且比纳粹的那一套更系统更完整。

1949年以后的中国，时兴一种说法，叫“听党的话”。所谓“党的话”，又称“党话”，其实就是中共构建的一整套语言系统。当然，苏共等其它共产党也都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语言系统，都有它们的党话。

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演变，中共的党话积累了丰富的语汇，比如，常见的称谓有同志，领导，上级，书记，支书，战友，爱人；常见的历史分期有解放，建国，解放前，解放后，旧社会，新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共内战，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荒唐岁月，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九年春夏之交，一九九二年那个春天；常见的荣誉称号有劳模，标兵，优秀党员，优秀团员，红旗单位，党的好儿子，党的好战士，党的好干部，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说到到国内形势，常用的说法是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大乱达到大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说到国际关系，常用的说法是一边倒，和平演变，主权高于人权，中美必有一战，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常见的名词是路线，方针，政策，方向，任务，制度，核心，领导，干部，队伍，人民，群众，敌人，势力，保证，丰碑，凯歌，觉悟，武器，战线，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先锋队，战斗力；常见的动词是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动员，斗争，奋斗，战斗，批判，总结，前进，推进，坚持，改善，发展，重视，加强，巩固，高举，丧失，危害，动摇，建立健全，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加大……力度；常见的形容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长期、艰巨、复杂（的斗争），光辉（的历程），大无畏（的精神），光荣（入党、牺牲），坚决（拥护），深刻（领会、认识），牢固（树立），自觉（维护、抵制），严格（执行），高度（重视），重大（意义），亲切（关怀、会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坚定不移，迅速果断，轰轰烈烈，旗帜鲜明；常见的口号是“……站起来了”，“×××万岁”，“保家卫国”，“人民公社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为纲”，“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打倒……”，“反对……主义”，“向×××同志学习”，“抓革命，促生产”，“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炮打……”， “备战、备荒、为人民”，“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团结起来，打败……”，“团结起来，争取……”，“团结一致向前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讲”，“三步走”，“三个面向”，“三个代表”，“三个有利于”，“四有”，“四化”，“四项基本原则”，“五年计划”，“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进行到底”，“×××压倒一切”。

在共产党国家，党话不仅是正式场合使用的钦定语言，而且充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中国，形容一个人心绪烦躁，人们会说他“满脑门子阶级斗争”；说一个人德才兼备，人们会说他“又红又专”；形容一个人勤俭持家，人们会说“艰苦奋斗”，或者“艰苦朴素”。有人伤心欲绝，别人会安慰他，要“化悲痛为力量”；有人做出成绩，别人会告诫他，要“戒骄戒躁”，“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

党话的一大特点是喜欢使用两极化的对立性表达，如革命/反动，进步/落后，造反/保守，红/黑等等。

党话的另一大特点是中性表意词汇极度萎缩，偏爱“彻底”、“一切”、“根本”这类绝对化的形容词，“文革”时尤为如此。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容词是“永远”，使用频率最高的副词是“最”。1968年3月28日，《乌兰察布日报》发表了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写给林副主席的决心书。此书不足一千字，用了13个“永远”——“永远向您学习”、“永远永远健康”等，45个“最”——“最理想的接班人”、“最好的副统帅”、“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地评价”、“最精辟、最系统地阐述”、“最灵活、最富于创造性地运用”等等。

粗鄙化和野蛮化也是党话的特点之一。历次政治运动中，污辱性的语言无处不在，诸如什么“害人虫”、“小爬虫”、“砸烂狗头”等等，不一而足。骂人成了革命的标志，“文革”时“滚他妈的蛋”甚至写进了红卫兵战歌。

如同纳粹语言不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德语的语言系统，而且标志着纳粹党文化的形成一样，中国的党话也不仅仅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中国语言的语言系统，而且标志着具有鲜明中共特色的党文化的形成。

按照《解体党文化》一书的分析，这套具有鲜明中共特色的党文化乃是由中共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一整套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包括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为中共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构成党文化核心的是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其主要内容不外乎无神论、唯物论、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

中共当权后，凭借其掌握的国家暴力，采用各种手段对民众进行不间断的洗脑，日复一日，被强行灌输的党文化无孔不入，象血液一样渗透到每个人的大脑中，左右了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在它的主宰下，中国人以中共的善恶标准去分析对错，用中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人的行为，用中共规定的行为方式去表达意见，甚至用中共的话语系统去批判中共，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均产生了深刻的变异，使得社会、家庭、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偏离了正常的人类状态。

相比较而言，纳粹和共产党的党文化固然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细微的差异，但本质上它们都是反人性的邪恶文化，都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领袖的思想就是圣旨，都热衷于煽动仇恨，鼓吹斗争，宣扬暴力，都是扼杀思想自由的枷锁，禁锢独立意志的牢笼。构建和灌输这种文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全体国民都变成满嘴纳粹语言，张口就是党话，只会按照独裁者的意志思想，没有一点独立想法的政治炮灰。

注：本文引述了徐贲《被洗脑比无知更可怕》和《解体党文化》中的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