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琳，现年五十岁，原山东省莱西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我于一九九六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受益匪浅。得法前，我是一个心胸狭窄、嫉恶如仇的人，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心，自私、钻牛角尖，爱骂人，身体很不好。如胆囊炎、中耳炎，一九九五年又患了甲亢，脾气暴躁，浑身无力、心慌，看什么都不顺心，经常和人吵架。我是一名护士，给别人打针、处理医嘱手直哆嗦，有时针扎进去又拔出来，整天愁眉苦脸，易怒，只要能打听到偏方就用，医院也去了，有病乱投医，每天大把的吃药，但治标不治本，每天用药维持，一停药就犯病。甲亢没治好，又出现了因为药物导致的肝脏受损，整天以泪洗面。就在这时，我的同事介绍我看一本宝书《转法轮》，当时我半信半疑，看了几页又放弃了。过了一段时间，同事又让我去他家看师父讲法录像，回家后我又重新拿起《转法轮》，这回我越看越爱看，明白了病是怎么得的，心里特别亮堂，看谁都亲。此后，学法、炼功风雨不误，天天如此。

我炼功没几天，同事告诉我气色多么好，和修炼前没法比，慢慢我放弃了吃药，不知不觉中觉的浑身有劲，心不慌了，脖子也不粗了，心情也好了。家人看到我的变化，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从此我的脾气变好了，同事关系融洽了，孝敬公婆，给他们买房子。同事、家人、朋友都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

可这样一部教人向善、使人身心受益的高德大法，却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受到了江氏流氓集团的疯狂迫害。我当时觉得是政府搞错了，决定上北京去上访，为法轮功澄清事实真相。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在烟台火车站被层层盘查的警察拦下，后来我又到莱西月湖公园炼功，被一帮警察拖上车送到收容所。到了收容所，警察强迫我蹲着，逼着写不炼功的保证，不写不放人，虽然我心里不服，但迫于压力，我还是妥协了，晚上才放我回家。

一九九九年九月份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睡觉，医院保卫科长梁万军、护士长解秀芝半夜三更突然来骚扰，把我拉到医院关了一晚上。第三天，当我和丈夫去找院长赵明言，赵明言推责任说这是公安局政保科长邵军的指示。十一月底我又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在天安门被警察绑架，当时北京有全国各地驻点截访的公安、政府人员，北京警察抓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各地驻京办事处的警察、政府人员赶快花钱买回来，以免上报中央，影响了当地官员的乌纱帽。我被医院办公室主任崔钦利和另外一人从北京接回，回来后医院扣发我的工资、奖金，扣来扣去我每月工资都是负数。后来每月只发三百元生活费，大约扣发工资、奖金二万多元，直接参与人赵明言、柳建功、杨国平、解秀芝。二零零零年我又上了几次北京，单位限制我休班，逼迫我写保证，护士长卢霞逼我不写保证就辞职，如不辞职再去上访就要连累他们，被逼无奈我只好辞职了。

二零零二年有一天早晨我出去贴“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被滨河路派出所警察绑架。他们把我的一只手铐在摩托车后座上，在地上拖我，一直拖到滨河路派出所，手腕被勒了很深的印，过后就肿胀，发青发黑。在派出所所做的笔录被我撕的粉碎，他们又非法抄了我的家，抢劫走了大法书，最后把我送到看守所 ，警察逼我照相我不从，他们把着我的胳膊硬往身后别，拽着我的头发，强行给我拍照，还用脚踢我，打的我吃不下去饭。

七天后，莱西公安非法劳教我，在送劳教所之前，检查我身体青一块紫一块，我奄奄一息地躺在滨河路派出所大厅的排椅上，沈涛掀起我的衣服，嘴上说哪有伤？专门在没有伤的地方给我拍照。到了劳教所因身体不合格被退回。这次绑架，直接参与人是莱西公安邪教科沈涛等。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我出去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陷害，被恶警绑架到周格庄派出所，然后非法抄了我的家，抄走大法经书、电脑和一些私人财产。在派出所，警察强迫我摁手印、拍照、做笔录，我坚决不配合。晚上又把我送到拘留所，逼我家属交生活费才能探视，等到家人交钱后又禁止家属探视。莱西拘留所有高墙和铁网，看上去很难逃跑，但我一个弱女子凭着“我没罪，我要出去”的坚定信念，居然奇迹般的翻过高墙和密布的电网走脱。警察发现我跑了，就在后面紧追，我被一人拦住，又被带回拘留所。警察把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铐在一起，无法睡觉、上厕所，同室的人很同情我们，帮我们打开手铐，被警察发现，又逼我们戴上我们不配合，他们把我按在地上用脚踢，掰我的手腕，打的我上不了床，上不了厕所，强行把我们按在地上戴上手铐。十三天后，送我去青岛海慈医院查体，检查结果是血压高，青岛大山看守所不收，不知莱西警察做了什么手脚，看守所才收下。最后莱西法院无视法律，在我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非法判我三年刑期。

二零零九年我被送到山东省济南女子监狱，到了集训队（专门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警察安排犹大强迫我看诽谤大法的电视，不转化就关禁闭，减少睡眠时间，强行一个姿势坐着不让动。警察指使刑事犯一群打手按着我的头写五书，每天写思想汇报。最后把我分到三监区，每天强制劳动持续十小时，不停的干，却完成不了他们规定的任务。上厕所跑着去，吃饭仅用几分钟的时间，甚至没时间吃饭。

就在我人生最低谷、最无助的时候，也就是二零一零年，丈夫又提出和我离婚。同年五月在任何手续都没签字的情况下，本人也没到庭，就接到了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丈夫的无情使我雪上加霜，肉体的摧残加上精神的打击导致血压升高，几次被送进医院。静下心来反思，我与丈夫结婚以来感情一直不错，我只想做一个好人，有个健康的身体，却遭到了中共这么残酷的迫害，害的我夫妻离散、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关键时刻丈夫在我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使我猛然惊醒，人世间的事太无常了。我写了严正声明，从此以后坚定修炼。

警察派两个刑事犯看着我，不允许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有时偷着看看经书，被刑事犯张华发现就又抢又夺，交给警察挣分减刑。因为我看书，恶警常宝佳指使犯人掀掉我的被子，扒光我的衣服搜书，我就用生命来护法。此后我被关小号四十多天，在小号里，小便在屋里，大便也禁止上厕所，我据理力争，坚决不配合，警察才勉强同意上厕所。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到晚上十点，警察指使犯人强迫我一个姿势坐着，实在坚持不住动一动她们就又打又骂。白天由监区内值班的刑事犯轮流看管，晚上由出工的刑事犯轮流看管。这些刑事犯白天干活很辛苦，晚上又得不到休息，她们把怨气都撒到我的身上，警察就用这种挑拨离间的方法让人仇视大法弟子。

在小号不让洗澡，不让洗衣服，晚上十点以后只给五分钟洗漱时间。无论天冷天热只给一暖瓶水，喝完了再要都不给。到了年三十，警察把我从小号放回监室，年后逼我出工，在车间强迫我干这干那，跟不上趟，她们又打又骂，使我血压升高，她们逼我吃药，我不同意，我反对迫害，恶人胡建芝、赵亭、赵南、徐小民、肖新、魏伏军等人把我按倒在床上，撬我的嘴，又用勺子往我嘴里乱戳一气，嘴被戳破了，戳起一个个大血泡，连饭都没法吃。刑事犯胡建芝对警察胖刘说：“你看我们怎么给她灌药”。警察不但不制止她们的暴行，反而变本加厉，命令刑事犯把我抬到医院，途中把我放下，拳打脚踢，去了医院又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第二天全身青一块紫一块，我便去找警察，胖刘却昧着良心说：“没有伤，看不见”。我便把我的伤给其他法轮功学员看，给众刑事犯看，她们都很害怕，感到很惊讶。一位法轮功学员去找监区长反映我被迫害的情况，紧接着警察们开大会，指责我不服从管理，她们害怕她们的罪行被曝光，再次把我关进小号，直到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日我走出黑窝的那一刻。

这三年来我受到非人的折磨、残酷的迫害，这是那些没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双腿肿的发亮，臀部长时间坐出厚厚的一层茧子，一层层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