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魔难中修自己

我的老伴是我当年的同学。他在所谓的“抗美援朝”时被征入伍当兵。回国后在南京炮校学习两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西藏边防日喀则军分区当参谋。文革期间，由于军队与地方一样有派性斗争，老伴被军队清洗复员回成都，并安排在一个国防工厂子弟学校当教师。在一次学生搬教室时，他说了一句“把毛主席翘二郎腿的照片搬到新教室去”就被打成反革命，批斗了他几个月，被逼得精神失常。经过老中医精心治理，恢复正常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调到民用企业，尽心尽力工作了二十年。由于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家庭教育，在改革开放时期不愿与占（便宜）、贪（贪污）、吃、喝的领导同流合污，在九六年过年前一天（也就是我得法两个月的时间），突然要他从厂的一个重要岗位退下来，他一气之下旧病复发，神志不清，而且失去记忆，时常暴怒打人骂人，这一病就是三年。我要不学法轮功，是承受不住这种折磨的。这三年，我全靠“真、善、忍”三个字挺过来。记得我妹妹和妹夫从老家来看我，他们知道我身体瘦弱，又有多种疾病，都说：“姐姐，这样的折磨你能活多久，说不定你还比他先死……”，我很坚定地说：“我现在已经炼法轮功了，身体会越来越好，你们不用担心。”

有了这颗心，我每天在家都坚持学《转法轮》书，炼完五套功法，但就是没有到炼功点上参加集体学法和炼功，所以层次提高得很慢。这主要是自己对情的执著，想的是几十年的夫妻，他已经失去记忆，把他送到医院，吃住睡觉上厕所都不知道，谁能象我这样照顾他。就这样，让他在家里吃药治疗了两年。

我不知道如何放下执著心，我常常在师父法像前哭，求师父帮助，师父法像周围发出光芒，一闪一闪的鼓励着我。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一个法轮把我托起，一直飞到半山腰。一个男人横躺在上山的路上，挡着我的去路。我请他起来让我，他坐起来看我一眼又躺下了，后来一个小孩领着我从旁边一条小路走了过去。醒来后，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明白躺在路上的男人就是我丈夫，要放下情的执著，才能上到山顶。在学师父经文：“执著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魔，抓其情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精進要旨》〈修者忌〉）我反复读反复背，好象师父就在说我。我痛下决心，送他到医院去治疗。

他到医院后，我参加了集体学法炼功。九八年的八月中旬，我们学法小组要到四川边远地区去弘法，我终于走出了家门，参加了这次弘法活动。十天的时间，使我在修炼中有了很大提高。

回家后，我老伴被医院检查出患癌症，且到了晚期。我守在他病床前，于九月十三日送走了他。老伴生前读过《转法轮》等三本大法书，如果他能在内心接受大法，相信他会有好的去处。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十二个国家三十六名国外大法弟子到北京天安门打出“真善忍”的横幅证实大法，对国内大法弟子震动很大。外国同修都来了，我们还不去？在他们的带头下，我和另外两位同修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乘飞机去了北京。我们在天安门发完正念，在去天安门城楼的安检处，有人问我法轮功好不好，“当然好啊，我十多种病都炼好了！”“还‘当然好’？过来过来！”安检警察把我们三人拦下来送到天安门派出所。那里的警察检查我们的包，搜身。一个女警搜查我时，手还没接触到我身体就被弹了回去。“他们身上有电，我不敢搜了。”师父在保护我们！然后我们被关進一个几平米的铁笼子里。里面关着全国各地去北京证实法的同修。我们一起背《洪吟》，放声喊着“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我们坐在地上发正念，洪大的声音震撼了整个派出所。恶警泼很多水在地上不让我们坐背法，我们就站着。

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铁笼子周围全是法轮在转，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看护我们，保护我们。尽管中共恶警不准我们吃饭、喝水、上厕所，我们一点都不觉得饿，也不渴。到天黑时，四川驻京办事处的人把我们拉走，等待当地派出所和单位来拉。拉回本地后，当晚派出所就把我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

因为去北京，单位扣发了我的工资，只发生活费每月三百元，并开除了我的党籍。在支部大会上，我抢先发言：“我为什么炼法轮功？为什么要去北京？大家有目共睹，我由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变成一个精力充沛、身心健康的人。老伴生病三年，我全靠‘真善忍’三个字挺过来。”主持会议的人多次打断我发言，我争分夺秒，不等他们宣布开除我党籍，我自己就主动宣布退出中共恶党，我要法轮功，不要共产党。

此次去北京还有不足，内心深处有怕心。之前想过去北京，一直没有走出去，这次是在别人带动下去的，就象师父说，一帮哄，大伙站出来我就出来，大伙不出来，你也不出来。被邪恶钻空子，才造成被抓并被送到看守所的后果。

不在法上讲真相反遭迫害

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曾多次找单位领导和“六一零”头子讲真相。由于对法理的认识上有不清的地方，抱着一种争斗心、仇恨心，甚至有了“越被迫害越长功”的极端错误的想法去与他们争斗。

记得在一次单位搞活动时，与管法轮功的副局长蒋某某大吵大闹，当众伤了他的面子，他放出话来要把我“整惨”。由于我抱着各种执著心讲真相，被旧势力的邪恶钻了空子。后来蒋某某串通派出所对我進行迫害，在中国邪党十六大前的一个晚上，派出所和社区办事处一行四人闯入我家，对我拳打脚踢。家里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嘴里的鲜血直流，还用绳子把我的手捆在背上，然后叫办事处姓李的看着我，要我交出大法的书和资料。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翻箱倒柜，抄我家，把我家翻得乱七八糟，抄走我所有大法书、录音带、录像带和所有真相资料，还抢走了儿子的电脑、扫描仪、传真机，以及我生活费的存折。他们从晚上八点一直待到十二点，又叫来了警车和警察，拉了一车东西走，最后把我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我就被送到看守所。当我一進看守所的监室，里面的人叫我“熊猫”。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告诉我的眼睛青一块紫一块，就象熊猫一样。可我不觉得痛，我知道这是师父为我承受了痛苦。我就借此给其他人讲恶警打人抄家的经过，揭露邪恶的罪行，讲法轮功的好处，为什么我要炼法轮功。那些人听后，都气愤的说：“太不象话了！把一个老人打成这样！”

这次非法关押了我一百二十九天。在看守所，恶警多次提审我，要我说出资料的来源，我不说，他们说：“不说，你有六千多张资料，要判你多少年！”我坚决不说，还要他们把我的书还回来，恶警不回答，只对我冷笑。

我想，这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必须回去弘法、护法！求师父加持。我开始绝食反迫害。同监的同修为保护我不受灌食的痛苦，说我是被恶警打得不想吃饭。我一天天消瘦，终于在绝食十五天之后昏倒在地，身体已经骨瘦如柴。狱医把我送到青羊区人民医院（这是迫害大法弟子的监狱）進行“抢救”，并通知派出所说我不行了，活不过当晚。当时派出所值班的是一个有良知的老所长，立刻通知我子女到医院看我一眼。子女到医院后，看到我的状况，儿子气愤地举着拳头喊：“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马上就被狱警轰了出去。女儿来到我身边，我已经认不清人了，我听到她的声音，我微弱地说：“我不会死，你们放心。”检查仪器各种生命指标都测不出来了，但是我还有思维，我求师父：“我不能死，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师父求你保护我！”在慈悲伟大师父的保护下，我活过来了。

在医院里我拒绝吃药、打针，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安好心。我女儿是做过医务工作的，她向派出所提出要亲自到医院护理我，否则如果出了意外，要他们负责。于是她每天白天都守着我。在医院期间，看守所姓李的所长打听到我是市级机关一个处级干部，便亲自来看我，告诉我只要写不炼的保证书就可以回家，后来又叫狱医狱警催着我写，还叫我子女帮我写。我告诫儿子和女儿不能以我的名义给他们写一个字。他们发现我不配合，四十八天后又把我弄回看守所。儿子和女儿为了我几个月没上班，到处奔波于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之间。在家人的正义支持和我坚决不配合邪恶的情况下，在二零零三年过年时我回家了。

我抓紧学法炼功，身体完全恢复。又多次找单位领导和“六一零”头子讲真相，说法轮功没有错，对国对民百利而无一害，我修炼也没错，你们必须恢复我应有的工资待遇。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二零零四年终于恢复了我的工资。

讲真相，救众生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镇压法轮功后，又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于法轮功。很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听信了谎言，对法轮功产生仇恨、害怕的心，特别是边远山区的众生。我三次回老家，带着真相资料、护身符和光盘对亲戚朋友和同学一家一家的去讲、去送。凡是听过真相的人，明白之后都接受了我送给他们的最珍贵的礼品。我还特地针对明白真相但没看过《九评》的众生回去一次，去给他们做了“三退”。有一位堂姐夫，过去是公社党委书记，听了真相后不仅退了党还要看《转法轮》。一个堂弟，把我送给他们的护身符挂在神龛的位置，指给我看。一对同学夫妇，最早听我讲真相，很乐意的接受我送给他们的真相小册子、光盘，没有DVD播放机还托我帮忙买。同学说，你们的光碟很优美，看了很舒服，以后要经常找你给我们带真相资料和光盘。后来同学的妻子告诉我，这位男同学有次头上突然长两个包，昏迷不醒，送去医院手术时，她在走廊上念“法轮大法好”，合十求师父保护他。手术后他很快恢复了健康。去年开同学会时，很多同学都猜测说这位同学肯定来不了，结果他来了，而且身体很健康。

按惯例，我们那里的同乡会每月开一次会，“五·一二”地震之后三个月一次。我离开家乡很早，很多人都不认识。最开始我妹妹约我去参加同乡会，我说那些吃吃喝喝、打麻将、钓鱼、跳舞的事我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就拒绝了。后来，我想这不是救人的好机会吗，为什么不去呢？那时我参加的一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是同学，又是同乡，于是我建议小组同修都去参加同乡会。第一次去因为没有经验，我们看到人就拉着讲，结果他们不接受还反感，有的还指着说：“他们在宣传法轮功！”

我发现我们的做法有偏颇，于是就先集中同修在一起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谎言对他们的毒害。午饭后我们再分别讲的效果就不一样了，有的人不仅听了而且还主动要护身符。此后每次同乡会，我们几个都参加，每次都有十多至三十多人“三退”。有一个同乡“三退”后，还要《转法轮》书和资料。她原来眼睛看不清报纸上的字，现在不戴眼镜都能看清楚了。

还有一个同乡把从老家来的两位同修都介绍给我们相识了。这两位同修年龄大，几年没接触大法弟子，虽然还在炼功，但没有参加集体学法，什么资料都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也没有。我了解到他们的家庭住址后，给他们送去了大法的书、新经文和明慧资料，也盼望他们能跟上正法進程。

开小花

我对电脑一窍不通，认为是高科技，这一辈子只有当“科盲”了。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镇压法轮功后，我和很多同修听不到师父的声音，也看不到护法、弘法的资料，心里很着急。同修偶尔得到一份资料也要传很长时间才能传到我这里。为了正法的需要，我也想自己做资料。买了一台一体机，将得到的资料复印多份，发给周围的同修。要资料的人越来越多，满足不了需求。二零零五年，我买了一台电脑打印机。师父知道我想做这件事，帮助我很快学会了使用电脑，只会做《九评》。后来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又学会上网下载资料，我就能独立的做资料、卡片护身符了。我也开了一朵小花。

每次做资料时，我都要和电脑、打印机沟通：“你们是为法而来，为法而用的，证实大法也有你们的责任，也有你们的威德。请帮助我完成每次做资料的任务。”每天学法都和它们一起学，几年来一直很平稳地走到今天。感谢师父为我开智开慧，使我能使用电脑、打印机的法器来证实大法。

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