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开始修炼大法的，修炼之前，我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且患有鼻炎、关节炎、尿道炎、精神抑郁症等多种慢性病。修炼后，各种疾病无药自愈，精神状态不断好转。变成了一个处处替别人着想的人。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修炼这种改善身心、道德回升的好功法却遭到打压，当地派出所要我们交出大法书籍，广播电视报纸铺天盖地天天诋毁大法和师父。从那以后，迫害便接踵而来。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弟（同修）被石潭镇派出所绑架，说发现大法传单，我和父亲、弟媳（同修）等去派出所问明情况，连去两次不给答复，恶警刘永东恶狠狠地说：“有什么好问的，这是什么地方？”第三次又去，所长伍卫斌和两恶警凶狠狠地连推带搡把我推搡到一黑屋子前，里面关着好几个人（可能与什么刑事案有关），抢去我的裤腰带和钥匙，又把我带到办公室，恶狠狠打了我两个耳光，嘴里不停地骂着脏话，要给我做笔录，说还要送我劳教，我向他们讲大法真相，折腾一上午将我放回。弟媳也被绑架，午时放回。父亲被保姆送回家。同年，单位主管局某局长和窑湾派出所警察吴某到我住处，强迫我不要炼法轮功，说我态度不好就要铐我走，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我炼定了，他们看我软硬不吃，悻悻走了，抢走我一本《转法轮》。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某日上午，石潭派出所所长伍卫斌，副所长杜某，指导员王泽新，恶警刘永东四人闯进我住处，强行非法抄走我十多本大法书籍，将我绑架到派出所，说要给我办学习班，窑湾派出所两恶警（一男一女）将我铐进一玻璃板密封的闷罐车，劫持到窑湾派出所，又将我关在一间满是粪便尿液、臭气熏天的屋子，一直关到晚上，也不给晚饭吃，晚近九点，又将我劫持绑架到市拘留所，因没法律手续拘留所不接，劫持我的恶警电话请示雨湖分局，指名道姓要关我，拘留所就接了。可见，江泽民和恶党对法轮功学员是不讲任何法律的。拘留所非法关押了很多大法学员，都是从各单位和家里陆续绑架来的，还专门雇佣两民工每天监控。关了二十多天，不让出门，连上厕所都要请示，过大年了也不放人，恶警假惺惺弄来过年菜，鱼和肉等共有十来碗要我们吃，大家很不情愿的开始吃，唯独同修吕松明不吃，说我们不要吃要出去，在这件事上我们都没有吕松明正念足，我和另一位电厂同修是过年后才开始绝食的。到正月初七，拘留所逼我们看天安门自焚录像（原来办学习班是等着看假自焚录像洗脑，可想而知，他们早就知道要自焚，这都是预谋好的，早就内部安排好的，进一步证实“天安门自焚”是邪恶江泽民之流导演的一场骗局）。绝食近三天，单位才来接人。没有绝食和后绝食的，都要写保证书才能出来，人人过关。从黑窝拘留所出来后，恶人便没有放过我，石潭派出所、主管局和单位多次骚扰、监控我，说怕我到北京上访，一上访，有关人员都要被撤职。

零二年二月，父亲中风，我在医院照料父亲，被五、六个着便装的国安人员从医院骗上警车，双手反铐，头和脸用衣服蒙上，劫持绑架到市郊一两层楼的豪华民宅。楼上一大厅，铺着红地毯，门窗紧闭，落地式窗帘密不透风，五十多吋的大彩电，高级音响组成家庭影院。故意营造一种恐怖怪异的气氛。我就是在这样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下被国安逼供，以散发法轮功传单为由对我威胁、恐吓、罚站、蹲马步、不让睡觉等，以多种方式进行折磨。我说：“父亲在医院无人照看，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的。”国安许刚强（人称许队）说：出钱就可以放人，“少则一万，多则五万”，整整折腾三天，最后以取保候审骗得我小弟交出六千元才将我放回。

当天，我写了控告信，第二天又来到国安局准备把信交给国安领导控告国安人员绑架，诈骗钱财。办公室空无一人，我将信放在办公桌上就离开了。不想过了两天，国安再次将我绑架，说我继续宣传法轮功，讯问一个多小时没有结果才又将我放回，国安谭继刚还恶狠狠地说：“下次抓到你，要把你搞醉。”国安受“610”（中共邪党专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机构）操控，不管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的死活，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帮凶和打手。参与这次绑架和迫害的国安人员是：许刚强、赵某、黄伟争（司机）、吴淼英、张利、谭继刚、廖东海、刘诚和响塘派出所所长。父是县交通局老干部，住院费报销是有政策的，受 “610”影响，单位称财务紧张，每次报销拖延不办，家里的积蓄都用完了，住院费医药费告罄，医院停止用药，百般无奈中将父亲送回家请乡医治疗，因受条件限制缺医少药，一个星期的时间父亲就含冤离世。610凌驾于法律之上，操控公检法国安干了多少灭绝人性的勾当，不仅迫害了法轮功学员，也迫害了法轮功学员的家人。

零三年三月，国安许刚强带领六、七名国安恶警将我租住屋包围，非法抄走大法书籍、身份证、收音机、真相传单和现金1500元，再次将我绑架到宝丰街华厦宾馆（据悉该宾馆为湘潭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支队长韩新华老婆殷小燕所开，是经常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也是邪恶聚赌的场所）顶楼七楼，非法关押三天后送看守所非法刑拘，雨湖区检察院罗厚余威胁说：“开庭那天，在法庭上态度好点，否则要扎实搞你几年。”雨湖区检察院以散发法轮功传单颠覆国家政权亡党亡国云云诉至雨湖区法院，法院偏听一方，实际是受“610”办的操控，国安检察院法院蛇鼠一窝、串通一气迫害法轮功，以刑法三百条冤判我重刑七年，我向中院提出上诉，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院一检察官对我说：“我们也是没办法”，一句“没办法”就搪塞过去以推卸责任。就这样，我被非法关押到株洲攸县网岭监狱，在封闭、高压、黑暗、毫无人性的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

监狱黑窝——毫无人性的冤狱迫害

二零零三年十月，我和杨适怡（同修）被挟持到省第二收押中心（常德津市监狱）。常德津市，地处洞庭湖区，十月的天已北风呼啸，尘雾弥漫。这里每天是封闭式管理，监号是铁门铁窗铁床，囚犯们每天要定时学行为规范，各种监规纪律，在阴冷的寒风中还强迫做奴工和强化队列训练，我们拒绝学行为规范、背监规、拒绝照囚犯相，有的同修拒绝做奴工和队列训练，岳阳同修张新炼功遭严管。这里的恶警说：“我们宁可脱了警服也不让法轮功学员炼功。”

二十多天后，我和陈凯明、梁兴安、张新、杨适怡、潘建军（后在攸县网岭监狱迫害致死）五位同修被挟持到攸县网岭监狱，分别下到一至六监区，我被分到第五监区一分监区，这里的环境和条件极其恶劣，监房是八十年代前的老房子，操坪是一块块红砖挨红砖拼起来的地面，坑洼不平，一到下雨天，四处积水，即使不下雨，只要在操坪走走，红砖下面看不到的积水也会一脚踩下去不小心溅到脸上。监房连着厕所，厕所挨着水池。监房内外，阴暗潮湿，无论冬天夏天，监房都是湿漉漉的，紧挨监房的厕所和监房一样上下两层，一年四季臭气熏天，一到热天，厕所的蛆虫钻过墙缝，拼命往水池上爬，十几个立方的水池供应近三百号人的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狱内宝石加工用水），因缺水，一连几天不能洗漱和喝不到水是经常的事，厕所便池、汗渍、霉变、污水沟各种臭气连成一片，苍蝇蚊子乱飞，熏得人直想呕吐，即使经常清洗打扫也依然如故。伙食也极差，菜里没油水又很不卫生，虫子、草根、纸屑、塑料片什么都有（后整顿有所好转），各种档次的小炒和定菜价格昂贵，一般人不敢问津，常用生活品多是假冒伪劣、变质处理品，由监狱生卫科统一进货批发各监区再高价卖给囚犯。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真是暗无天日，生不如死。因此，每年疾病死亡、自杀、自伤自残常有发生。

我在七年冤狱期内，亲见五监区上吊、割脉、撞头等多起自伤自残和死亡案例。监狱四周是高墙电网，进入分监区到监房，须经过二、三道铁门，监狱高墙上和监房墙壁上都赫然写着诸如“监狱是国家的刑法执行机构”“努力改造，早日新生”“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等巨幅标语，还有带歧视和侮辱性标语如“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到这里干什么？”在虚伪的教育改造背后，是鲜为人知的暴力、虐待、歧视、禁锢和奴役，监狱的一切都是为邪恶迫害法轮功、践踏法律、泯灭道德良知、毁灭人性安排的，这里是集不同空间邪恶生命、各种阴性败物于一地的邪恶黑窝。

监内工厂（监内加工）是榨取囚徒血汗、逃避税费、疯狂洗钱敛财的地下通道，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是囚中之囚，承受着更加非人的待遇，住的是阴暗潮湿窄小的监房，每天由三名刑事犯二十四小时轮流夹控，不许学法炼功，不许到处走动，不许和别人交谈，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这些夹控多是狱警的关系户，是从暴力、吸毒和流氓犯罪中物色的，他们一般都心地晦暗，阴险毒辣，毫无良善可言，常听命于恶警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因而获得减刑奖励而提前释放。监狱设一处一室六科一院六个监区和一监内公司，政治处、驻监检察室、刑法执行科、狱政科、教育科、改造科、狱侦科、生活卫生科、监内医院和明德实业有限公司。严密的监内机构，象一部机器不停的运作，执行了多少邪恶指令。地处湘东地区的攸县网岭监狱就是这样一个邪恶黑窝。

零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进监已是晚九点，狱警熊兆瑞就要我进车间劳作，被我拒绝。当晚，副监狱长许碧炎带着监内各机构的头面人物一行十多人到各监区轮流巡视，明是看望法轮功学员，实则初步掌握法轮功学员信息，第二天，我被强迫做奴工，不出一月，我身上长满毒疮（疥疮），从脚背、小腿大腿、小腹屁股、胸部一直到肩和颈都长满了，奇痒难当，晚上睡觉痒得更难受，我不停的挠，皮肤挠破了，渗出黄色粘液和脓血。我拒绝做事，回监房休息，我逐日炼功，白天不让炼，我就晚上炼。半月后毒疮消失，留下花花绿绿疤痕，两月后连疤痕也没有了。从此我拒绝做奴工磨宝石，每天坐在机台上背法和经文，这样坚持了一年。

一次， 狱侦科肖真找我谈，边谈边巴掌在我头上拍，挖苦说“你几时成仙得道”，我说“请放尊重点”，肖某似笑非笑地说“我和你亲热亲热”，“我和你素不相识，亲热什么”，“那你到机位上去磨宝石，”我平静而坚定地回复他：“我不会听从你的无理安排”，流氓嘴脸，讨了个没趣。

一次， 监区长李朝鹏找我谈话，手里拿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说监狱附近发现法轮功传单，咬定是我和弟里应外合干的（因为小册子上登了我被国安迫害、被非法判刑、恶警李朝鹏迫害等内容）。妄图以此把柄嫁祸我和弟，对我和弟进行迫害，还威胁要把弟送劳教，我据理否认才罢休（后来弟真的被他们送了劳教）。

狱警罗佳盛年轻气盛，想升官发财图表现，无端对我发难，把我带到办公室，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炼，问我做不做事，我说不做，罗又说做不做，我说不做，罗又重复说到底做不做，我说不做，罗气得暴跳如雷，一把脱掉上衣摔在地上，扯住我的前胸衣领就往外拖，我随手用力抓住门框，罗拖了几次没拖动，更加气急败坏，发疯般的拖，我被拖得摔在地上。犯人冯灿林把我带进车间。下午，我还是不进车间，分监区长谭和平对我玩缓兵之计：“先进车间吧，我们会处理罗佳盛的”。第二天我绝食抗议，教导员张建军要我吃饭，还要给我配营养餐，我说不要，只要善待法轮功就好。

监狱有一整套扭曲人性、禁锢精神、侮辱人格的规矩，每天至少五次点名，清早一次、上午进车间劳作一次、下午进车间劳作一次、吃完晚饭一次、晚收监一次。几百号人，点一次名，蹲在地上至少十分钟；有事找狱警要喊报告和高声朗读报告词“报告，罪犯某某某到，请指示”，经狱警同意进办公室后要立即蹲下才能说话，狱警在身边经过要立即面对墙壁立正站好，狱警检查工作要喊“警官好！”，如不照做或没做好，即招致轻则辱骂呵斥，重则体罚（吊铐、殴打、电棍电击）或以抗拒改造扣掉减刑分，甚至禁闭严管，小事可变成大事，大事可化成小事，完全取决于狱警的心情和喜好。

我不配合这套邪恶的把戏，不点名、不打报告词，每天坚持背法炼功发正念，经常跟囚犯和狱警讲大法真相，夹控都没有为难我，在监房炼功，他们还帮我望风。后来换了管教和夹控。恶警刘春桃（管教）找我谈话，想对我洗脑，故作和善，示意我坐在椅子上说话，暗示我和他配合，拿出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一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内容，边翻笔记边说：“你们法轮功都是……”，我猛然站立，大声呵斥：“闭嘴！请你不要这样跟我说话”，双眼怒视刘，刘被怔在那里干瞪眼，我说：“没事我就走了”，转身大步走出办公室，邪恶的洗脑落空。监狱检查卫生，在监房搜出我未穿的打标衣服，刘春桃要我在罪犯扣分单上签字，被我拒签。

二零零五年六月，狱内形势骤然恶化，空气变得紧张起来，大有山雨欲来之意。恶警龙培利（教导员）召集监区所有法轮功夹控人员开会，布置转化法轮功学员，监狱监区分别成立转化领导小组，监狱层，监狱长刘德明副监狱长许碧炎任组长副组长，各科室二层机构的一把手任组员；监区层，监区长李朝鹏教导员龙培利任组长副组长，监区分监区管教任组员。可想，这是一次来自高层自上而下有预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首先是做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思想工作找谈话，谈话方式花样百出：监区谈、分监区谈、单独谈、集体谈、狱警谈、夹控谈、一个一个、一次一次轮番灌输，一天二十四小时让你在高压的气氛中精神紧张，疲惫不堪，有时，满屋的狱警你一句他一句，红脸白脸，乱糟糟一片，白天完了晚上收监后，夹控又给你来项目，或讲些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小故事，或讲些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或讲这次对法轮功要如何如何，软磨硬泡，你疲惫不堪、昏昏欲睡，他却喋喋不休。目的是扰乱心智。接下来变本加厉，几天后，把关押我的监房转到楼上最西头，也就最偏僻、最隐秘的地方，监房门上书“未经干部允许不得入内”，夹控也换上新面孔，有杀人犯、吸毒贩毒犯、盗窃抢劫犯等，很明显迫害要升级变换花招了。首先逼我参加囚犯点名，我拒绝，三名夹控不由分说就拖我，我死死抓住监房门，他们就抓手抓脚的把我抬去操坪点名，三名夹控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夹控搜监，将我的被子丢在地上，搜去大法经文，晚上又向我发难，杀人犯何红旗以我不听劝告对我动手向我扑来，我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打人啦！”，夹控组长苏建英很害怕，慌忙用手死死闷住我的口鼻，我呼吸困难，差点窒息，使劲咬，苏才松了咬出血的手。高墙下值班的听到喊声，手电照过来，吼声阵阵：“什么事！什么事！”何红旗做贼心虚怕值班的知道，急忙拉下窗帘，回答说“没事、没事，闹着玩的。”夹控林建伍常遭何、苏两夹控戏弄，对何苏不满，何苏施暴，林帮我阻拦，后被恶警换下去了，换上吸毒贩毒犯倪铁江。逼我写四书（认罪悔罪书、保证书、决心书、揭批书），我不写，他们又想出更恶毒的花招，强迫我看批伪气功、转化法轮功的书，看后逼谈体会做答题，我不配合，何、苏就不让我睡觉，用竹条敲打床铺桌子，敲一阵停下来，等你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又接着敲，整晚整晚轮番骚扰、折腾，一连几天都是这样，那个滋味是很难受的。我的精神几近崩溃。夹控晚上折磨我，白天就去狱警办公室向恶警刘春桃、龙培利汇报，同时听龙、刘面授机宜，继续策划整人的招数。这就是为外界所不知的“教育转化”。

株洲法轮功学员陈敏，和我同被关押在五监区，他所在的二分监区与我所在的一分监区隔窗相望，我们经常递纸条互通信息和交流。陈敏抵制监狱各种迫害，拒绝进车间做奴工，拒绝参加囚犯点名，拒对狱警打报告和报告词，拒穿囚服等，被恶警李朝鹏、龙培利、陈永忠等视为眼中钉，一次龙培利在会上诋毁大法，陈敏当场制止，当着几百名囚犯痛斥龙培利，说：“法轮功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不许你诽谤大法！你一双三角眼，皮笑肉不笑，挖空心思打歪主意，坏事做绝，最坏就是你，小心遭报应。”龙恼羞成怒、怀恨在心。在零五年对法轮功的转化迫害中，龙指使夹控犯对陈敏施用各种毒招，殴打、吊铐、不让睡觉和一些闻所未闻的折磨方式。陈敏被非法判刑前就在劳教所被迫害得身体十分虚弱，龙培利之流为升官发财的一己私利，灭绝人性，全然不顾，对法轮功学员大搞精神折磨和人身攻击，陈敏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因恶徒害怕别人知道，迫害一般都在晚上十点收监后进行，恶警指使夹控对陈敏干了些什么下流勾当，我无从知道。我只多次听到好几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隐隐约约传来陈敏高声抗议和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可想而知陈敏比我受的迫害更重，承受的痛苦更大。是邪恶的江泽民之流和中共恶党互相利用制造了这场迫害，使多少法轮功学员蒙难。

零七年七月，监狱利用所谓被转化的人大搞所谓巡回现身说法，对各监区的法轮功学员灌输邪悟进行新一轮洗脑，我和陈敏被强迫参加现身说法洗脑班，我和陈敏喊“法轮大法好”，陈敏比我做得好，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台上发言者散布邪悟，陈敏就在台下喊“法轮大法好”。教育科专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巫新华狠狠抽了陈敏一个耳光，指使夹控往陈敏嘴里塞臭袜子脏毛巾，我和陈敏就都捂着耳朵不听，同时发正念，令这场洗脑迫害草草走了个过场，以闹剧收场，电棍摆在桌上也没敢使用。零七年九月的一天，陈敏五年冤狱期满，我目送他走出监狱大门，默默的为他合十。谁知第二年就得知他离世的消息。这场迫害，扼杀人性、泯灭道德良知，刘德明、许碧炎是总策划（已遭报），具体执行者恶警李朝鹏、巫新华、龙培利、杜远新、刘春桃、夹控尹建初、何红旗、苏建英等。在封闭的黑狱里，当法轮功学员被打、被折磨时，恶警和夹控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那就是“谁打你、谁折磨你了？谁看见啊！”难怪狱警对家人来探监的犯人说：“要说监狱好话，不要说坏话。”所以，监狱的“黑”外界无从知道，老百姓被蒙蔽，听信了谎言宣传。网岭监狱五监区每年要搞一次犯人亲属或社会名人来监狱的帮教活动，七十年代树立的英雄人物戴碧蓉（现为残疾人企业家，办了个带福利性质的服装加工厂，专为监狱加工囚犯衣服），就来监狱搞所谓帮教。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监狱迫害升级，使我违心的写下了“四书”，这种高压恐怖下违心做错事带来的心灵的伤痛是最难过的，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最大的精神折磨，也是对法轮功学员最大的迫害。零五年八月，恶警强迫我做奴工，还强迫我每月写思想汇报。恶人对我精神的摧残，加上监狱环境的恶劣，致使我精神和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天气稍冷就咳嗽，稍热就中暑，常发高烧。零八年夏的一天，突发高烧41度，不能吃喝，人处于昏迷状态，监狱强行给我注射不明药物，烧退了，却剧烈咳嗽，一咳嗽，左前胸象断了肋骨一样疼痛难忍。没有食欲，吃东西就吐，吃什么吐什么，人一天天消瘦，拖着虚弱疲惫的身体还要被强迫做奴工。后来发现有咳血的症状，狱医诊断为“肺部感染”。至一零年出狱时，身体已十分消瘦，体重从一百三十斤降至九十多斤。坐牢前，身体没病，脸色红润，坐牢后，脸色惨白，眼窝深陷，颧骨突起，面相都走样变形。从零六年开始五监区出现首例肺结核传染病病例，到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和二零一零年春天，五监区肺结核病例骤增至二十多人，以至不得不采取隔离政策，将囚犯中的二十多名肺结核患者全部隔离。这就是邪党监狱“努力改造，早日新生”的结果。

当我身陷冤狱被迫害七年的同时，我的儿子也受到迫害，儿子从小就跟我学法炼功，由于迫害，儿子离开了父亲，没有了修炼的环境和督促他修炼的人，他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母亲对大法有抵触，不能很好的引导，致使儿子和一些不良孩子混在一起，后得罪了这帮孩子，被他们追打，幸亏好心的老师保护，才没被打着。后又沉迷于网吧，几天几晚不回家，最后发展成偷抢，进了派出所，不仅荒废了宝贵的修炼，还无端造了业。恶首江泽民和邪党相互利用，不仅仅迫害和打压了上亿的修炼群体，对法轮功学员亲人的迫害和伤害更大。是对大法犯罪，对众生犯罪。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日，我冤狱期满，出狱后，身体至今没有恢复，恶人仍不放过我，我原单位的主管部门“建材工业局”已更名为“改制办公室”，改制办主任李某等受“610”控制，强行非法扣押我原单位安置费（又称“企业买断工龄款”）一万八千元，没任何手续。由于邪党的多年迫害和恶首江泽民“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断绝、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我已一无所有，人家说“家徒四壁”，我连“壁”都没有，我失去了家庭，只能靠到处租房居住，靠打工维持生活，过着寄人篱下的流浪生活，尽管这样， “610”凌驾于法律之上，仍然没有停止对我的迫害，操控改制办强行非法剥夺我的经济来源，非法占有我的钱财，我的生活陷于极度艰难之中。每到过年过节，别人都回家团聚，我却孤身在外，客居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