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大法，得法以后，处处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真诚善待每一个人，在修炼过程中，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病一身轻，家庭非常和睦。

二零零零年，由于我单位被原副校长杜彬承包，工作人员大部份放假（每月生活费一百元），我也在其中。后来，通过上访等各种渠道，所有放假人员又正常回去工作，却没有通知我，我找到杜彬，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上班，他说：“现在国家不让炼法轮功，你得写个保证（不炼法轮功）才能上班。”被我拒绝之后，他说：“那你就别上班了。”直到现在也没有让我回单位工作。在那期间，我曾多次给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可他就是一意孤行。那时候，孩子小（二零零一年出生），在家照顾孩子没法出去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由于某种原因我在父母家居住，母亲没有退休金，仅靠我父亲的退休工资生活。后来他又多次问我还炼不炼了，我告诉他：“坚修大法到底。”后来他又找到派出所警察告发我，在我被迫害以后，他又找到交通局把每月生活费停发。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中午，我和同修王丽娇去同修尚淳家学法，同修没在家，同修丈夫打开房门让我们进屋等，刚进屋。突然，多名便衣警察闯入（事后知道是营口市国保大队伙同盖州市国保大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只说是警察，叫我们在沙发上坐着不许动，然后抄家，抢走同修的电脑及打印机。这时，同修尚淳也被他们从单位绑架到家里，一名警察翻到了我的包，里面有真相小册子、光盘、手机及现金一百九十多元。其中一名警察说：“你怎么这么多东西？”我反问他：“你为什么不看看里面的内容？”他说：“我早看过了。”正在他们继续抄家时，同修尚淳走脱了，那些警察发觉后，屋里屋外到处找，一名警察拉开卫生间的门往里看，当时我正在卫生间，我叫他把门关上，他嘴上说关，还是把整个卫生间都看了一遍之后才把门关上。

随后，他们接到我父亲给我打的电话（因电话被他们抢去），他们骗我父亲说：“手机是我捡的，我给你送去，你家在哪儿住，你出来接我。”他们骗我父亲把他们接到家里，他们说是公安局的，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开始抄家，抄走了真相小册子、光盘、护身符、三退卡，其中盖州市国保大队警察于全舟看见我手机充电器，一把抢在手中说，这个我使唤（用），便抢走。他们抄完家走了以后，一名叫乔刚（盖州市西城公安分局）的警察来到我父亲家，拿个小本子叫我父亲签字，然后说得补办搜查证，至今也没看到搜查证在哪儿。

他们把我与同修王丽娇绑架到盖州市西城公安分局。在路上，我向他们讲真相，开车的司机回过头来就开始骂我，不停的骂，一直骂到公安分局才住嘴。他们把我们带到一楼一间屋里，叫乔刚的警察把我又叫到另一间屋里，开始做笔录，当他问我“你在社会上有没有什么违法犯罪行为”时，我心想：我修炼法轮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好人，问这话对我是一种侮辱，便对他说：“如果你要这样问的话，我拒绝回答。”当时他气急败坏地说：“地痞流氓都没有敢这么跟我说话，我今天就羞臊、羞臊你。”说完拿起桌子上的书照我脸上连续扇嘴巴子，然后用脚狠劲踢全身（将近一个月时间疼痛才消失），还不解恨，把书放下，直接用手扇嘴巴子，打的我左眼视觉一片漆黑；然后强行把我按在地上蹲着，又上楼拿手铐把我铐在保险柜上，在地上蹲着，手铐在保险柜上离地很近，我站不起来。又过了一会儿，把我与同修王丽娇铐在沙发扶手上，铐链穿过扶手，一人铐一只手，站不直，只能弯曲着。旁边一名带枪的警察指手画脚的叫嚷：把她们都枪毙了，都活埋得了。

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左右，我被绑架到盖州市拘留所被非法关押十三天半，九月二日下午，我被两名警察用背铐（双手在后背铐着）绑架到营口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八个半月。在这期间，检察院来核实，一名男检察官对我说：“过去的叫法你是个政治犯，将来孩子跟你受影响，不许当兵，不许当教师。”等等。

二零零九年三月份左右，盖州市法院秘密开庭，参加人员：法院二人，检察院二人，其中公诉人叫王岳婷，政法委书记杨某某，女法警一人，书记员一人。后被非法判二年，我上诉至营口市中级法院，非法提审那天，中院来了二男一女，对我说：“你能拿出八万块钱，能打这官司，否则就别打了。”又问了其它问题，后维持原判。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日，我被营口市看守所警察于某某等二名女警送往辽宁省女子监狱。在医院体检时，我看见一名同修被迫害的用担架抬去体检。体检后，我被送到九监区一个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监舍，由两名包夹看着。他们叫我背监规，看污蔑大法的书，然后写“四书”叫我抄，其中一名包夹恐吓我。

七天过后，我被分在一小队做奴工，规定不许我们同修之间说话，不许互相给任何物品。从早晨六点半出工，到晚上七点收工，做奴工时只许上二次厕所，怕去厕所次数多了影响产值，从早到晚除吃饭、上厕所外，手中的活不许停，一天规定的产值必须完成，否则就遭到狱警和犯人的辱骂，不许吃饭或体罚。我就因为干活慢而遭犯人张宏（辽宁鞍山人，三十八岁左右）多次辱骂，有一名叫周丙霞（家住营口市鲅鱼圈区，六十多岁）的老年同修也因此几乎天天遭到犯人张宏、陈国芳（沈阳人，四十八岁左右）的辱骂，老人被逼的经常流眼泪。还有一名叫刘华荣（沈阳人，五十多岁）的同修，被包夹杨立华（抚顺人，三十八岁）天天精神折磨。到晚上收工以后，还要在监舍里做纸制品活，大多数都到十点以后才完成。有时做奴工活多还要加班、加点，九监区是由恶警武力承包的。犯人们私下里说：武力挣的钱全是犯人们的血和汗。

后来，我向狱警周敏（一小队长）讲法轮功真相，及我炼功后身心健康，曾一度遭到她的恐吓，说你想上八监区吗？把你送到八监区去（八监区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八日，我获自由，回到家中，我父亲向我讲述：他因担心我着急上火，不长时间患上过敏性哮喘，严重时喘不上气来，得蹲着走路，还得给孩子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上学。一段时间里，生活不能自理，委托别人接送孩子上学，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孩子被骂作“毒瘤”，幼小的年纪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久，我去盖州市长征派出所落户口，所长和户籍让我填表想留下笔迹，被我拒绝后，他们也没给我落户口。

二零一一年八月，盖州市国保大队慕德强、于全舟等几名警察到父亲家中骚扰，我父亲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说，来看看，慕德强趁我父亲不注意，到我房间乱翻，被我父亲发现后制止，我父亲向于全舟要手机，于全舟说，我在公安局三楼国保大队，你去拿吧。至今也没有把手机与现金归还我们。然后，他们去我工作的地方进行骚扰。后来，家中电话被监控，手机被监控，国保大队打我手机进行骚扰，至今失去正常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