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三口之家，丈夫是一个公认的善良能干的好人，我们夫妻有一个乖巧懂事的儿子，本来一家人生活平安快乐。不料几年后，我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乙肝、风湿结节、肠炎等难治之症，为了治病，我跑遍了市各大医院，常年药不离口，但始终疗效甚微。丈夫和儿子也失去了往日的欢乐，为我着急，为我愁。

我被病痛长期的折磨，真的是无可奈何有病乱投医，人家说气功能治病，我就去练气功，可我诚心诚意练了两年，不但病没好，还招来了不好的东西——附体，倒叫我痛苦不堪。我经常对人说：活的生不如死，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

可喜的是一九九六年秋经人介绍，我知道了法轮功。在大法的修炼中，我努力实践着“真善忍”的法理，按照师父说的做好人，做个更好的人，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标准，我真切的感受到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净化身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类风湿，乙肝，不再作痛，风湿结节，肠炎也全好了，不花一分钱，不吃一片药，就让我从病痛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大法真的是太超常了，太好了！丈夫，儿子，家人都为我高兴，我们全家人从心底里感谢伟大的李洪志师父。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头子江泽民因出于嫉妒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空前迫害，一夜间红色恐怖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被无端的迫害，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中共为什么非要镇压好人，破坏教人向善的大法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知道，不修大法就没有我今天的健康，就没有我们全家人的幸福。

大法和师父被中共诬陷、诽谤，作为一个大法修炼的受益者，我无法视而不见，我要去北京上访，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和几个同修坐出租车准备去省政府上访，然后去北京。当车行驶到佳西四合路口时被守在那里的警察劫持，几个小时后我们被送到永红公安分局关押了一夜，第二天警察强迫我们说出 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及姓名等。这一切都成了我们日后被迫害的线索，从此我家无宁日。

松林派出所片警三天两头往我家跑，监控我的行踪，后来我不再给他们开门，他们就到邻居家敲门打听我在不在家，弄的邻居怨声载道。

二零零一年八月，松林派出所警察去我丈夫单位，叫车间主任陪同，强行让我丈夫回家打开门抄家，翻来翻去找不到所谓的“证据”，才不得不离开我家。

同年九月片警又去我家，看到大法书要拿走，我说这书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你们不能随便拿人东西，我不断的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他们似乎听进去了， 不再东张西望的找东西，很快就走了。

一段时间派出所警察没有见到我，再一次去我丈夫单位，逼我丈夫说出我的去向，我丈夫说：“我媳妇炼法轮功做好人有什么错？你们总找她干什么？”警察说：“这次市公安局下令一定要找到她，你不说就把你带走。”最后单位领导出面说我丈夫是个好人，工作表现不错，你们总来找他影响不好，希望你们以后别来了。由于单位领导的极力保护，我丈夫才避免了被带到派出所迫害。

二零零四年，新片警上任继续去我家骚扰，被我儿子多次撵走。有一天，八个警察团团围在我家门口砸门。我不给他们开门，他们就开始楼前楼后的蹲坑，企图 抓捕我，为了免遭中共的迫害，我不得不流离失所。

迫害开始时，我的儿子只有十二岁，本该无忧无虑的健康成长，可是由于松林派出所警察一次又一次的登门骚扰，使孩子的精神状态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每当有人敲门，儿子都会不自觉的喊到：“别开门，别开门……”

为了我的安全，儿子从来不把同学带回家玩，害怕暴露我的身份，害怕我被抓走，儿子在被中共间接迫害的成长过程中，他没有玩伴，没有朋友，没有太多的欢乐，更多的是孤独、紧张与担心。

长期这种精神上的忧虑给我的儿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儿子变了，不爱说话，思维异常，甚至有轻生的念头。人说我儿子得了抑郁症。此时作为一个母亲，我深深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作痛彻心肺。我和家人竭尽全力开导劝说儿子要坚强，一切都会过去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不会有几时的笼罩。最终儿子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慢慢从心灵的抑郁中走了出来，从新振作并考取了一所大学。

大学毕业后，儿子想找份工作，这份工作需要到派出所开证明，松林派出所在调档时看到我是炼法轮功的，就问我儿子：“你妈现在在哪呢？”儿子说：“我妈在哪都是一个好人，你们找她干啥？”警察还真的被问住了，不再说什么。

希望通过我们家被中共迫害的些许片段，能给予善良的人们一点启示，从中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与邪恶本质，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牢记“法轮大法好！”从而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